特殊年代的离奇遭遇

李景端

1965年春，我参加江苏省委的工作队，在苏州附近的望亭镇搞“四清”。搞得正酣，“文革”爆发了。

没多久，工作队队长、省交际处处长汪良，被省里原单位的造反派揪回去批斗，留下副队长、省交通厅财务处处长潘毅“继续检查”。而镇上的造反派，此时把目标转向县委和地委，对工作队的批判压力，显得轻多了。为了表示同造反派站在一起，我们这些队员，还同造反派一起步行30多里，前往苏州地委“声讨走资派”。来了骗子“红卫兵”，“最高指示”都念错

“文革”中发生了一桩啼笑皆非的闹剧。正当全国学生、造反派横扫“牛鬼蛇神”时，各地盛刮造反之风。一天镇上来了一个身穿军装、佩戴红袖章的小伙子，自称是上海某某造反兵团的红卫兵，是奉命前来发动群众，帮助当地造反派开展文化大革命。那时工作队已经靠边站。镇上的人毕竟比较闭塞，只从报上、广播里知道红卫兵所向披靡，但从未见过。一见有红卫兵到来，想起报纸上宣传的“对待红卫兵的态度，是区别真革命与假革命的试金石”，自然对来人不敢怠慢。

次日下午，这个“红卫兵”以闹革命为由，召集镇上各单位代表，到公社礼堂开批斗大会。原公社党委书记站在台前当中挨斗，工作队副队长站在一旁陪斗。因为匆忙召集，发言人都没准备，批斗会开得很冷清。好多时间都是那个“红卫兵”在夸夸其谈。我坐在后排，见此人东搭一句，西扯一句，有时连“最高指示”都念错，心中暗笑现在连这种人，竟也走红起来，但真没有对其真实身份感到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