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方法的地方书写

向洁茹

[摘 要]艾特玛托夫在其后期小说中建构了典型的地方书写。一方面，作家笔下的地方景观、人物处境的地方感与非地方感构成民族文化表征。另一方面，经由地方书写中蕴含的生态思想之维，地方认同被生态认同所取代，而作家思想中的世界主义立场也得以呈现。艾特玛托夫这种充满张力的民族视点，为人们理解苏联时期的文学作品与民族性之勾连提供了一条较为明朗的出路。

[关键词]艾特玛托夫；地方书写；民族认同；生态批评

作为苏联时期最成功的少数民族作家，艾特玛托夫的作品天然地与其民族身份认同暗合。然而以往对艾特玛托夫的研究中，这一领域却相对被忽视了。现有的几篇论述其民族身份的文章，在提出这一问题之后仅止于描述这一现象的存在，而缺乏对作家书写民族的方式及其背后的思想背景的深入研究。笔者认为，艾特玛托夫小说中的地方书写是解读其民族身份的切入口，尤其是其后期小说中民族色彩浓厚的、关于集体记忆和种族神话的书写都是作家建构“地方依恋”“地方认同”的具体表现。在这一意义上，艾特玛托夫小说中的地方书写通过建构“地方感”完成对民族身份认同的表征。在此基础上，其小说地方书写中蕴含的生态思想又将这种认同推向全人类立场的“生态认同”，进而完成对作家本人世界主义立场的表征。总的来说，这是一种作为方法的地方书写，其本身以开放的过程性规避了本质主义的阐释。经由这种非二元对立的解读，能够为我们理解苏联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的民族身份认同问题另开一扇小小的窗口。

一、地方书写与民族认同

在人文地理学中，“地方”“地方感”等概念是对人地关系的集中表达。正如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所说：“人类身份都没有被定义为独立自主的，而是取决于它与物质环境以及非人类生命形式的关系。”①个人心理、身份认同乃至政治权力的“地方”表征无处不在。在文本中发现这种表征并非难事，艾特玛托夫本人也多次直接表达了地方之于人的重要性。比揭示表征关系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时刻避免将“地方感”本质化的趋势，在理解其作品中人地关系时应重点关注其作为一个过程的开放性。基于这种建构的认同观，我们遵循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提醒：“区别不同的共同体的基础，并非他们的虚假/真实性，而是他们被想象的方式。”②本文的论述将围绕以下问题：艾特玛托夫小说中的地方书写与民族认同有何关系，这种关系是通过何种方式被建构进而被接受的？结合当时的创作环境，作家建构这种关系的背景与目的何在？

艾特玛托夫并非一开始就专注于地方书写，他的创作经历了不断调整主题以寻找最适合题材的过程。这一方面是苏联政治高压环境下作家们的普遍状况，另一方面也从侧面说明其后期创作中呈现出的地方书写是一种艺术思想的自觉。在1963年获得列宁金奖的《群山与草原的故事》之后，艾特玛托夫小说中有关少数民族的地方书写明显增多，其中《花狗崖》《白轮船》《一日长于百年》《断头台》及遗作《崩塌的山岳》更是以地方书写为核心内容的代表作品。为说明地方书写与民族认同的关系及其建构过程，本文将以神话与地方书写、记忆与地方书写这两组互相缠绕的关键词为框架展开论述。

书写种族神话是作家们地方感建构以及民族身份表征最常见的方式。种族神话中关于种族起源的叙述往往与特定的地方相关，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就被赋予文化感，直接关联着民族身份的传承。因此，挖掘艾特玛托夫小说中的这一组关系，首先需要打破其文本中某些表层的意义。在广为传颂的仿童话体作品《白轮船》中，艾特玛托夫建构了一个善恶分明的世界，性格单纯的人物设定加上故事发生地伊塞克湖纯净天然的环境，营造了一种艾娃·汤普逊（Ewa M. Thompson）所说的“大部分俄国文学的谦逊无辜的声调”①。在汤普逊看来，这一标志性的俄罗斯文学特色恰恰在创作与接收两个维度上都阻碍了其作品中民族性的显现。具体到《白轮船》而言，在这种童话般清晰明了的氛围下，故事本身典型的民族内核被遮掩了，就连艾特玛托夫本人在谈起这部作品时也更多地侧重其道德和生态上的警示意义。在多数解读中，作为故事中心的艾涅塞河传说和“长角鹿妈妈”神话是为表现小男孩和爷爷的真善美而服务的，因此，世界的危机也就是因爷爷和奥罗兹库尔之间的善恶对立而起。然而，剖开这一层面我们会发现，除去道德意义之外，艾涅塞河的“长角鹿妈妈”神话还与吉尔吉斯布古族人的起源密切相关。故事中族人的艾涅塞河是吉尔吉斯人世代生活的地方，颂赞它的歌谣说：“有没有比你更宽的河流，艾涅塞？/有没有比你更亲的土地，艾涅塞？/有没有比你更深的苦难，艾涅塞？/有没有比你更自由的心意，艾涅塞？”②这是在最直接的意义上揭示了吉尔吉斯人为这一具体的“地方”附加的文化内涵。随着故事的进展，族人被仇杀，一对童男童女在“长角鹿妈妈”的帮助下被引领至伊塞克湖，而他们两人也就在这里成为布谷族人的祖先。这一围绕着具体“地方”而变迁的民族历史，构成一种地方与民族身份间的互动。在萨义德（Eduard W. Said）笔下，所谓古老的以色列人的民族身份之建构紧紧勾连着具体地方的神话、记忆之创造与利用。用人文地理的术语来说，这一关联的基层结构更加清晰：吉尔吉斯人的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和地方认同（place identity）构成一种基于这些地方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而地方感勾连着故事中主人公的民族身份。基于此，我们或许可以对故事的结局作出另一种解读。《白轮船》发表之后，一部分读者向艾特玛托夫本人反映不满于他设计的“不合理的、没有出路的结局”，而作家本人认为：小男孩在变成鱼的幻想中离去并非是对恶的妥协，而是“通过主人公的死亡，去追求朝气勃勃的目的”③。在这一道德化的解读之外，我们可以发现，在引入地方感与民族认同视角之后，小说正是通过小男孩回归伊塞克湖，达到一種文化隐喻上的圆满。小男孩经由“长角鹿妈妈”的故事从爷爷那里继承而来的对伊塞克湖的“地方认同”，在这一结局中得到最极致的渲染。当小男孩幻想着成为伊塞克湖里的鱼而死去的时候，他的死亡变成一种具有仪式感的对“长角鹿妈妈”的回归。而在故事最后，叙事者对小男孩生命的消逝之哀叹充满了挽歌情调，其寄希望于同样重视民族身份的司机库鲁别克的思想，更直接说明这一结局是对民族身份一种极致的悲悼和期望。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花狗崖》中。世代渔猎的尼福赫人将自己的民族身份与渔女传说和花狗崖这一具体地点紧紧相连，随着故事中成年人的死去，小男孩在结局时终于看见“花狗崖向他迎面奔来”①，而沉入海中的亲人们化为海风、海浪和星星保护着自己种族的子子孙孙。这种主人公与特定的“地方”融为一体的结局，可说是将人对地方的认同与依恋渲染到了极致。

除去以神话为主体的地方书写，以《一日长于百年》为代表的作品则更多地将“记忆”作为地方书写的载体。首先，围绕着“送葬”展开的核心叙事，就足以说明“记忆”“地方”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密切关系。卡赞加普之死引发叶吉盖对草原上诸多人物的回忆，坚持将老人埋葬于族人传统墓地这一举动，是典型的通过具有仪式感的地方彰显民族身份的标志。途中引入的薩比特让对此举所持的反对言行，则从侧面强调着这一仪式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萨比特让所谓“生物电波”的一番论述与后文曼库特的传说构成一组颇有深意的互文。萨比特让所向往的“一切都照信号行动”②的未来，正是曼库特被剥夺记忆变成机器的悲惨处境。在故事的结尾，送葬一行人来到萨雷奥捷卡墓地，却发现此处已变成火箭发射基地，这个世代守护着民族祖先的圣地已成了“大信箱”，将自己的民族身份寄托于此的族人却变成“外来者”，这一以卵击石般的冲突揭示了由“地方”之消失而带来的身份之失落。此外，这部有着典型互文特征的小说中的每一条线索，其实都暗含着这种记忆与地方的纠缠。除去送葬一行人之外，阿布塔利普的悲剧其实也是被剥夺记忆进而被迫离开家乡（地方）的典型。而小说《崩塌的山岳》中神圣的雪山与主人公的记忆之间的交缠，则是在更新的“全球化”这一背景下思考民族身份的文化表征。

在说明了这种表征关系后，我们必须以更多的对照理论来检视它。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中提醒我们关注身份在历史、文化和权力间的“嬉戏”③，这种对本质主义的规避也出现在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对于传统的被发明和萨义德关于记忆的被制造及被利用的论述中。循着此种方向，我们来思考作家笔下民族身份的开放性。上文论述了艾特玛托夫小说中人物经由对特定地方的认同来表征自己民族身份的过程，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这些“地方”本身就是有着不确定性的。《一日长于百年》中会让站上的人原本就是从各个不同地方漂泊至此的“外来者”，他们在这里扎根本身就是一种重新建构地方认同的过程。叶吉盖离开咸海来到会让站，阿布塔里普一家对会让站的感情，也是在偶然来到这里之后建构起来的。背井离乡的经历让主人公的身份随着处境之不同而不断变化，这就形成霍尔所言的“过程性”。在叶吉盖和阿布塔里普等人的情况中，命运把他们安置在了奥兰雷布兰内，因此就在这里重新扎根好好生活。阿布塔里普为孩子们写下传说的用意在于：“他们要在萨雷-奥捷卡这地方成长。我希望他们长大时不要以为是生活在空虚的地方。”④这一理由充分说明了人物对特定“地方”有意识的文化赋值。另外，从人类学视角来看，这一案例中属于游牧民族的吉尔吉斯人本身就世代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他们对特定地方的依附感也没有农耕民族那么固定，在身份认同上，他们有着不同于农耕民族的方式。因而我们可以看到，艾特玛托夫笔下的地方认同与民族身份都是处于建构之中的敞开的过程。

二、从“地方认同”到“生态认同”

挖掘作品中的生态思想，一直是艾特玛托夫研究的热点之一。这位善于描写边地风光的作家，是苏联生态文学的重要部分。然而，相较于用深层生态学的方法展现作家本人的“生态中心主义”思想，本文认为更有价值的是依托布伊尔所主张的将生态思想看成“一个散点图而非联合阵线”的方法，避开深层生态学的二元论，侧重于分析文本“对环境进行编码和表达方式”①，进而考量作家本人在生态写作之选择背后的思想背景。正如研究俄罗斯生态文学的专家简·寇丝洛（Jane Costlow）所言：“生态批评跨学科的特性，及其对于更好地理解人类与其所定居的环境之间在物质和象征上的关系之诉求，都能在俄罗斯这一特殊文化中得到运用和阐释。”②本文将由艾特玛托夫小说地方书写中的生态思想入手，分析其中“环境想象”的方式，进而引入“生态认同”理论，说明其小说地方书写中的生态思想促成了作家在身份认同表达上的一种关键性转换。

“生态身份认同（ecological identity）是指人们在自然生态中解读人性、价值观、行为以及自我意识等，自然生态区域成为人们找寻身份的源头。”③无需赘言，生态认同与地方认同密切相关。两者都是基于人在心理层面对自然产生的依恋、归宿感等种种情绪，但生态认同起于某一特定的地方但不止于此，它将身份认同与整个自然界相关联，人在将自己与自然联系起来的过程中体会到人与自然的一体，“是一个人感受到与世界、与其他物种和人类的一种体验层面的认同，而不仅仅简单的在信息层面的认识”④。概括来说，地方认同更侧重于人之外在于自然对自我的身份认同，而生态认同指的是人将自我体验作为自然之一部分的结果。于是，“生态的身份认同超越了种族认同和文化认同，他们所认同的自我是生态的大我，是范围更大的人类身份认同（greater human identity）”⑤。艾特玛托夫就是利用地方书写中的生态思想表达，完成其思想中从民族身份认同到世界主义立场即“星球思维”⑥的过渡。《白轮船》中爷爷与小男孩对伊塞克湖的认同，在奥罗兹库尔一行人的恶行和小男孩的悲剧结局中被升华到对整个自然界的认同。当神性的长角鹿妈妈死于自私而残忍的人类手中，伊塞克湖、布谷族人的悲剧也就被上升到人性之黑暗与神性之自然的对立层面。小说结尾的哀婉情调，不仅是为布谷族人而存在，更是为因一己私利肆意毁坏地球的人类而存在。在此，长角鹿妈妈的被害、小男孩的去世、爷爷的失败所带来的失落，与奥罗兹库尔一行人的得意形成对比，伊塞克湖的悲剧中包含着的身份认同，也就从对这一特定地方的认同转化成对整个大自然的认同。同样地，其所表征的民族身份也在悲剧中被转化成了对全人类立场即世界主义立场的自觉。同样地，宗教意识浓厚的作品《断头台》中的悲剧也是人与自然之对立的结果。莫云酷梅草原的围猎，母狼阿克巴拉一家的流离失所，都在迫使人与动物们一道面对生存这一古老的难题。只有在这种极端境遇中，人才能超越种族偏见、宗教派别等方面的不同而成为一个面对着神性自然的共同体。这样的主题配合着主人公的宗教哲学思想，都说明了整个故事的世界主义立场。

同样的主题也出现在《崩塌的山岳》中。这部作品处理了作家之前未曾深入的全球化与大众文化的问题，其中，生态书写是把故事中对立的几伙人联结起来的结点。当雪豹的灾难迫在眉睫，金钱、种族、地位的差异带来的矛盾浓缩到了一起，而作家在其中对每个人饶有深意的复杂化处理，让我们明白了人类之恶远不仅限于这些表面问题和矛盾。主人公的几个少数民族伙伴在金钱的诱惑面前一改朴素善良的面目，而从国外来的狩猎者则是隐藏在绅士外表下的残忍刽子手。我们发现，作家意在表达的是：在自然的面前，人类是一个复杂的统一体，无论有着何种民族身份，每个人都无法逃避人性在自然面前的原形毕露，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作家用于检验人性的一块试金石。透过这一宏大的视角，艾特玛托夫得以在地方书写中建构起自己的“星球思维”，进而完成自己在思想层次上的转变。

由此我们建构起了艾特玛托夫经由地方书写来表征其世界主义立场的路径。但“星球思维”“全人类立场”这些表述本身由于受具体语境的影响而有着不同的含义。作家本人在诸多采访和谈话中都谈过这一观点，然而其具体内涵却稍有不同。在苏维埃政权期间，作家声明民族身份必须与苏维埃国际主义相结合，随着“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的诞生”①这一划时代事件的出现，民族身份必将与苏维埃意义上的全人类性相结合。在此，其所谓的世界主义立场是依托和服务于苏维埃意识形态的。在苏联解体之后出版的《悬崖猎人的哀歌》中，艾特玛托夫同样谈到：“有根基的民族会依靠世界各民族共同的精神文明，会牢牢而又平稳地掌握天平的两端，获得大智慧，用于发展本民族的文化。”②此时作家论述的基点更多的是基于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之间的互动，而非寄希望于“新的历史共同体”的诞生。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作家表达民族身份和“星球思维”的复杂性，而这也是我们在解读整个苏联时期文学中民族身份时难以回避的问题，因而我们需要特别关注其思想中文化身份的多重维度。

三、身份的多重维度：艾特玛托夫的民族与世界

经由地方书写这一机制，艾特玛托夫建构起了文化身份的表征体系。然而正如上文所言，艾特玛托夫思想中的民族与世界都是处在变化中建构的产物。为更好地理解这一特征，我们需要将其置于更宏大的历史和理论背景之下。在《对文学与艺术的思考》中，艾特玛托夫多次强调吉尔吉斯文化身份对他的重要性，但同时也多次强调要对民族文化持开放态度：“探索少数民族中人的新特征，学习用当代的方法去观察今天的生活，因此民族形式就开始具有当代的时代色彩。”③这一论述中传统与当代、民族与世界之间的张力，足以说明艾特玛托夫本人对民族身份的开放性态度。然而，这种开放性并不能以萨义德式的话语分析或霍米巴巴所言的“文化混杂”来概括，它并不根植于任何一种后殖民理论，培育出这种开放的民族身份的更多的是苏联时期独特的文化背景和作家本人独特的世界观。

要研究苏联时期作家的民族观，首先必须引入整个苏联时代复杂的民族政策。在諸多学者的观点中，苏联时期的民族政策是导致其最终解体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作为新生国家的苏联内部，沿袭自帝俄时期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传统与后来诸位领导人摇摆不定的民族政策混杂，加之经济、资源利用与分配以及文化融合之矛盾等等问题，共同促成一种混乱民族局面的产生。一些学者认为，苏联时期的民族政策完全是俄罗斯帝国时期殖民政策的延续，艾娃·汤普逊的论著《帝国意识与俄国文学》（Imperial Knowledge：Russian Literature and Colonialism）就是这一思路下的代表之作。而另一些学者们认为，不能简单地以继承关系来解释苏联民族政策，原因在于：“若是帝国，必定有一个具有特权的民族，有军事征服的手段和确定的目标。这些都是罗马帝国、西班牙帝国、法兰西帝国所具有的特点。然而，俄罗斯民族没有特权，只有‘优惠。”①苏联时期的民族政策中对非俄罗斯人的“优惠”，是使得俄罗斯人与非俄罗斯人间矛盾激化的重要因素。在这一特征之下，原本想要尽量消除民族矛盾，促进民族文化的融合、接近、繁荣的高层领导们，却在实际效果上加促了民族矛盾的产生。当俄罗斯人埋怨自己成了“奶牛”而想要摆脱非俄罗斯人的时候，非俄罗斯人的民族情绪也被激起了。事实上，整个苏联时期的民族政策都促成了这种顾此失彼局面的产生，而当天平再次摇摆不定时，新政策的实施又加剧了新的不平衡。举例来说，像艾特马托夫这样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本来是作为中央政府宣传民族文化繁荣、促进民族融合的手段而被加以重用的，然而在实际作用上，他却成了大量少数民族心中代表着维护民族身份之纯洁性的“民族英雄”。

在对话集《悬崖猎人的哀歌》中，艾特玛托夫与哈萨克斯坦诗人穆赫塔尔·夏汗诺夫就对作品《一日长于百年》中的民族问题多次进行探讨。当夏汗诺夫一再表达维护、牢记自己民族的纯洁使命时，艾特玛托夫的回应却复杂得多：“忘记历史，将会遭受亡灵们的诅咒。如果只记得今天的一切，那么，将会遭到未来的摈弃。尽管如此，倘若我们翻开已经泛黄了的历史，哪个民族不曾去欺凌其他民族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陷入历史的狭隘之中，那么，对我们的民族来说，没有丁点儿益处。”②当我们再结合以上所言的历史背景来思考这段论述，就能更好地发掘艾特玛托夫作品中身份的多重维度。在作家早期创作的《查密莉雅》《面对面》《夜灌》等作品中，民族身份是作为一种美学对象或是响应主流政治话语的号召而被创作出来的，其背后的文化认同维度还没有出现。在这一时期，作家认同官方对于党性和阶级性高于民族性的说法，不将民族身份当成其思考的主题。而在后期创作中，关于民族身份的思考逐渐显现。在《悬崖猎人的哀歌》中，作家回忆起其父亲惨遭迫害的历史，这位民族精英被害的遭遇也是迫使作家加强民族身份思考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一日长于百年》中，被害的中学教师阿布塔里普可以说就是与作家父亲遭遇相同悲剧的知识分子形象。在这一创伤的映衬下，作家笔下的回忆与失忆、离家与归家等情节就都有了更多的民族身份内涵。然而正如上文所论证的，作家笔下的民族身份也都是他经由漂泊者形象建构起来的产物，其背后还是作家在民族与世界之间更为复杂的思考。

与理解作家对于民族的观念一样，理解其对世界的观点也需要放在更宽广的背景中。除了上文所言的在“新人”政治话语下的世界观之外，艾特玛托夫对世界的思考也是其个人思想体系的一部分。作为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艾特玛托夫认为民族乃至国家都是全人类精神财富的组成部分，因此，在强调民族性的同时绝不能忽略世界性。正如其在《成吉思汗的白云》中所表达的那样：在帝国权力、政治强权之下的个人情感与道德，才是最值得保留的人类之精神珍宝。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艾特玛托夫的民族观与世界观是随着时代和个人经历的变化而不断丰富的。在对共同的美学价值、道德观念的思考之下，艾特玛托夫对文化身份的思考同样为我们打开了丰富的研究空间，以地方书写作为切入口就是在这一方向上的一种尝试。

责任编辑：王俊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