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红
相传皋陶是舜的司法大臣,善于鞫讼,法律人常称其为“法祖”或“狱神”。在《尚书·大禹谟》中,记载有帝舜与皋陶的一段对话,意谓舜夸赞皋陶做“士”即司法官时,能“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公正严明地执行五刑,以辅助有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及朋友五伦方面的道德教化,终使“刑期于无刑”,臣民的行为都能做到符合法律准则和道德规范的要求,达到了用刑罚手段来消灭犯罪的目的。皋陶对此的回答则谦逊而谨严,在总结其司法工作的“经验”时,说他无非是遵循了对待臣民要宽容厚道;对待过失犯,无论其所涉案情多么重大,都要從宽处理;对于疑难案件,则宁可失于执法不严,也不可枉杀无辜等原则。在这一最早的有关司法职业价值取向的讨论中,皋陶给出了法官在遭遇道德的两难境地时的取舍标准,即要以仁爱宽厚之心待民,而不能以酷虐之法残民;在对待过失犯或存疑的案件时,要“疑点利益归被告”,而非陷当事人于痛苦的渊薮;在司法工作中要体现上天的“好生之德”,使百姓心悦诚服;罚的目的不是为了“用刑”逞威,而在于以刑罚消灭犯罪,最终使“刑措”而不用。
皋陶的这种“刑期于无刑”的愿望,在后世的孔子那里衍化为对“无讼”的追求。我们都知道孔子是教育家,是教师的始祖,然而在他的“履历表”上,还有一段做鲁国司寇的经历。既为司寇,断狱刑人就是其分内之事,不过他在承认“诛”的必要性的同时,认为“教”才是社会治理的基本手段,所以他反对“不教而诛”,主张对待臣民百姓要“宽猛相济”,并且提出了自己理想中的社会样态:“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