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健康状况、社区社会资本与单位制社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

詹婧 赵越

摘要：聚焦于城市单位制社区中的老年人，选取北京市两个单位制社区进行调查，通过实证分析检验了身体健康状况、社区社会资本对单位制社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显著影响。结果表明：失能项数对单位制社区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社区社会资本对单位制社区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宜老社区的建设中，社区环境的改善和社区服务项数的增加调节了失能项数对主观幸福感的负向影响；社区社会资本则通过社区服务和社区参与对单位制社区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

关键词：主观幸福感；单位制社区；宜老社区建设；社区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D669.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8）03-0067-14

Abstract：The article focus on the elderly in two urban danwei communities of Beijing to carry out the investigation. We test the effect of physical health and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in the danwei community through the empirical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sability has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in the community， and the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in the communit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ld community，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ommunity environment and the increase of the number of community services could wear off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he disability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has an impact on the elderly through the community service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Keywords：subjective wellbeing； danwei communit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suitable for the elderly；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一、引言

自步入老龄化社会以来，我国老年人口规模一直在快速增长，且增长速度也在逐年加快，从2012年开始，全国老年人口历年增长速率分别为3.5%、3.5%、4.5%和4.6%。截至2016年末，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已达15003万，占总人口比重的10.8%。在老龄化进程加速的过程中，中国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十分值得关注，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口数量较大，截至2015年8月1日，全国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约4063万人，占老年人口的18.3%。

一直以来，老年人都被看做是需要照顾的被动客体[1]，然而老年人的需求已经不限于物质条件的满足，更注重精神和心理层面的满足[2]，学者对老年人的关注也从物质生活的提高，逐渐转移到关注老年人的主观精神世界，关注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幸福感”是生活的主要目标，能够直接体现老年人的生活质量[3]，因此，关注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SWB）是人们对自己生活的认知评价，其含义包括人们所说的幸福、和平和生活满足感。个體差异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生活环境也会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水平[4-5]。因此，从个体和社会层面对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成为学界的主流。多数研究发现，在个体层面，性别、年龄、人格特质、宗教、财务状况、社会资本、朋友和家庭关系、身体健康状况等因素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6-14]。在社会层面，国家、经济增长、财政支出和具体的公共支出也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15-22]。其中，也有一些研究者专注于对社会层面中的社区因素展开讨论，发现社区因素中的社区意识、社区环境、社区组织等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有显著影响[23-27]。国内学者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对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发现社区作为城市老年人主要的生活场域，与其主观幸福感息息相关[28-30]。

已有文献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影响因素的剖析上，探讨了多种影响因素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但是从社区角度进行研究的较少，对于社区在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仍然比较欠缺；同时，多数研究并没有对社区的类型进行区分，实际上，不同类型的社区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可能存在差异。中国城市中的社区尤其是单位制社区，极具中国特色，由于受到单位制度残留因素的影响而展现出不同于普通城市社区的特征[31]，而不同类型的社区对居民的幸福感、归属感等情感效应的影响普遍集中在社区社会资本上[32]。因此，本文以北京市单位制社区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单位制社区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聚焦在身体健康状况和社区社会资本上，尝试回答下面问题：单位制社区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对其社会资本和主观幸福感有怎样的影响？社区社会资本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怎样的影响？宜老社区建设能够改善失能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么？社区社会资本能够通过宜老社区建设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么？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身体健康状况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身体健康状况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现有文献中多有提及，学者认为身体健康状况是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显著因素，虽然医疗水平不断提高，但是老年人身体机能的下降不可避免和逆转，而身体健康是享受生活的基础，因此健康状况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健康状况越好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33]。亓寿伟使用中国9个省2200名老年人的微观调查数据，对身体健康状况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研究表明，记忆力、日常活动能力等身体健康因素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4]。胡宏伟等基于对我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的调查，研究了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验证了健康状况对主观幸福感的显著正向影响[35]。张瑞玲对河南省1400名老年人进行调查，研究认为健康状况会直接影响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36]。然而也有调查研究认为健康状况除直接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外，还通过其他因素，如自我效能感影响主观幸福感[37]。因此身体健康状况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有继续探讨的空间。本研究对单位制社区中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作出假设。

H1：身体健康状况对单位制社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

2.社区社会资本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

美国社会学家罗瑞 （Loury） 最早提出了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资本概念，用以研究个人领域内的种族差异导致的机会不均等[38]。布迪厄（Bourdieu）对社会资本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提出“场域”“资本”概念，并将“资本”划分为三个类型：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研究其区别和相互转化。布迪厄提出的社会资本依托社会网络存在，社会成员和组织依据其在网络中的不同位置而获得不同的资源[39]。科尔曼（Coleman）从微观和宏观的联结点切入分析，把社会关系网络或者特定的社会结构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个人通过社会资本网络获取资源[40]。普特南（Putnam）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包括信任、规范和网络，它通过促进合作来提高社会效率[41]。科尔曼指出，社会资本可以超越家庭，在社区邻里之间聚集，因此国内学者将社会资本引入社区范围进行研究。孙立平提出社区发育的真正内涵，是社会资本的创造[42]。孙璐认为社区社会资本的多寡与分布会决定社区治理效率[43]。也有学者研究社区社会资本与社区居民的关系，王亮认为社会资本对居民的归属感具有重要作用[44]。赵廷彦指出，社会资本可以为社区居民提供各种支持，规范社区居民的行为，维持社区运行秩序，提高社会组织效率[45]。刘志林等在对北京市中低收入社区的调查中，发现社区社会资本与居住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关系[46]。朱伟珏运用上海市社区调研数据，提出由社会支持、社会参与、信任和互惠等要素组成的社会资本可以通过增进邻里间的互助精神、拓宽获取健康知识和信息渠道、增加由人际交往带来的愉悦感等方式对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产生重大影响[47]。

从已有研究中可以看出，社区社会资本作为社会资本在社区范围内的延伸，对社区组织和社区居民都会产生影响。社区社会资本从信任、网络、规范三个维度分别反映了社区居民之间以及居民对社区组织的信任、社区居民间的互动关系，以及社会组织与社区居民的良好互动。社区社会资本是居民在社区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参与社会活动的基础，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2：社区社会资本对单位制社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

现有文献对社会资本的研究集中在社会资本的测量和对社会资本功能的研究上，而对社会资本影响因素的探究较少。奂平青在社会层面上分析了社会互动、文化传统、社会现代化转型、第三部门和国家等因素对社会资本的影响[48]。本文试图从个人层面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由于社会资本包括社区居民之间的互动互惠，因此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的老年人，可能由于健康因素减少了邻里之间的交往和社区活动的参与，因此与身体健康状况好的老年人相比，感知到的社区社会资本水平低。故提出假设。

H3：身体健康状况对单位制社区老年人社区社会资本有显著影响。

3.宜老社区的建设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社区作为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主体之一，社区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张聪、慈勤英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对全国城镇社区的2231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提出社区周边便民设施越齐全、社区内基础设施越完善、社区的社团组织越丰富，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越高[26]。岳春艳、曾昱提出应该建立社区组织的关照系统以弥补家庭关照的不足[49-50]。何铨对社区管理和老年人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查分析，结果表明社区基础设施、社区生活照料服务、社区民主自治管理对老年人幸福感均有显著影响[51]。王代娣等提出社区为老年人提供文娱活动，能够提高老年人幸福感，同时适宜的体育锻炼能够改善老年人的健康状态和生活质量[52]。

我国从2009年起，为了更方便老年人的生活，许多城市都进行了宜老社区或长者友善社区建设

2009年6月在北京召开“全国老年人宜居社区创建指南座谈会”，会上提出，争取2010年将老年人宜居社区创建作为老龄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全国启动。，對社区的环境进行设计，通过社区组织或社会组织提供为老服务，鼓励老年人参与社区建设和社区活动，丰富老年生活，使老年事业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协调。宜老社区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社区环境，为居家养老服务提供了支持[53]。然而宜老社区的建设对提升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机制并不明确，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宜老社区的建设分为三个层面：以改善社区周边环境，增设社区内宜老设施、人行路为代表的社区环境的改善；以引入社区社会组织，提供老年餐桌，助浴助行为代表的社区服务的增加；以鼓励老年人参与社区建设，参加社区活动为代表的社区参与的建设。

本文以单位制社区作为研究对象，这是中国社区发展中的一个特殊事物。随着时间推移，单位居民步入老年，身体条件、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都有了较大的转变，单位制社区成为单位老年人愈加重要的活动空间，不同身体健康状况的老年人对社区环境和社区服务内容的要求不尽相同，健康状况对老年人的社区参与程度也会产生一定的约束，因此，差异化的社区环境、社区服务和社区参与会对身体健康状况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产生不同的影响[54]。故假设：

H4a：社区环境对身体健康状况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显著。

H4b：社区服务对身体健康状况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显著。

H4c：社区参与对身体健康状况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显著。

对单位制社区中的老年人来说，以单位作为依托，发展出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单位制的存在塑造了单位居民的单位依赖与单位意识[55-56]，与商业社区不同的是，单位制社区的老年人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单位制”思想，是建立良好的社区社会资本和社区互助服务的基础。因此，宜老社区的建设对单位居民的社区社会资本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之间可能存在中介作用，故假设：

H5a：社区环境对社区社会资本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显著。

H5b：社区服务对社区社会资本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显著。

H5c：社区参与对社区社会资本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显著。

三、研究设计

1.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了北京市某区的老年人作为调查样本，该区是北京市的城六区之一，位于北京市南部，总面积306平方公里，截至2016年年末，全区总人口为225.5万。课题组采用典型抽样的方法，在该区抽取两个典型单位制社区，筛选出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进行问卷调查。2016年10月至2016年12月，课题组在D、X社区共抽取435位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共回收问卷435份，有效样本数为428份，有效样本比率为98.39%。D、X社区均属于单位制社区，驻地主要单位为国企及下属企业，辖区内拥有医院、幼儿园、小学、初中、社区服务中心等，此外，D、X社区内均有便民服务网点、文化和娱乐健身场所、绿地等公共设施，社区情况如表1所示。该调查问卷由调查员向老年人一对一提问，将结果填写到问卷中，提问过程中尽可能避免社区社工和街道工作人员干扰，得到的答案能够切实反映被调查对象的真实主观感受。

2.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本文将主观幸福感定义为个体对目前生活的满意度和总体评价，是针对个体的主观综合性指标。在对主观幸福感进行测量时，较为常用的量表有幸福感指数量表（WBIS）、纽芬兰主观幸福度量表（MUNSH）、生活滿意度量表（Life Satisfaction Scales）、总体主观幸福感量表（GWB）、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SWBSCC）等。除了使用复杂的量表测量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之外，许多研究还使用单项问题，如“您觉得自己幸福吗”来进行测量，此类单项问题通常询问老年人对生活的整体满意度，通过老年人的主观感受进行判断，选项多为3项或者5项计分。

本文采用的是单项问题：总体上讲，您觉得您生活的幸福程度如何？可选区间为1—10分，该题项测试的是被调查老年人对生活质量的综合评价，是老年人对生活幸福感的自我感知，以此来衡量被调查对象的主观幸福感。

（2）主要解释变量。本文通过失能项数来衡量被调查对象的身体健康状况，失能是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下降的明显表现之一，我国老年人口已经显现出失能化的趋势，张文娟采用KATZ量表对我国老年失能人数进行评估，得到中国城乡老年人的失能率在10.48%—13.31%之间[57]。对失能项数的测度采用IADL量表，该量表由劳顿（Lawton）和布罗迪（Brody）编写，包括上街购物、外出、预备食物、料理家务、洗衣服、使用电话、服用药物、理财八项。题目中的八项能力是老年人日常生活需要的基本活动能力，由被调查对象根据日常生活情况进行自评，通过自评结果，确定该项是否失能，若有一项失能则记1分。

本文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定义是在普特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指个体或团体之间的关联——社会网络、互惠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信任[41]。社区社会资本是社会资本在社区层面的延伸，是指能够促进社区融合和居民自身发展的，社区居民间的信任、所具有的共同理念、邻里互助的程度以及社区居民间的人际关系网络。本文所使用的评价量表包括27项，每项的可选区间为1—10分，取27项的均分作为该被调查对象的社区社会资本。

（3）调节变量与中介变量。本文选取在宜老社区建设中的三个方面：社区环境、社区服务和社区参与作为失能项数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调节变量，以及社区社会资本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中介变量。其中社区环境是指被调查对象对社区周边环境的评价，评价内容包括：社区的步行路线是否安全，室内活动空间是否充足，社区内是否有课程丰富的老年大学，社区的居民活动空间/老年活动中心空间是否充足，社区的图书馆书籍是否丰富、阅读和借阅是否便利，社区的医疗室/卫生站是否能够解决常见病痛，社区的老年服务机构是否丰富、能够满足日常需求，社区的生活配套措施（超市、食堂、银行）是否齐备、能够满足社区内老年人的日常需求，对社区周边环境的评价采用1—10分计分。社区服务是通过社区老年人感知到的社区提供服务项数来衡量的，其中包括： 老年餐桌、餐饮配送等用餐服务，体检、（老年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等）医疗、护理、康复等医疗卫生服务，对失能老年人的家庭护理服务，对失能、高龄、独居老人的紧急救援服务，社区托老所提供日间照料服务，社区托老所提供全托服务，家庭保洁、助浴、辅助出行等家政服务，对独居、高龄老人的关怀探视、生活陪伴、心理咨询等精神慰藉服务，文化娱乐、体育活动，其他，每一项计1分。社区参与指的是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按照居民参与决策的水平，可以由低到高分为告知（notification）、表达（express）、行动（act）、决策（decisionmaking）和倡导与自我管理（initiative/selfmanagement）五种程度，其中包括19项，采用1—10分计分，取19项的均分作为该被调查对象的社区参与得分。

（4）控制变量。由于已有研究并不能确定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对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所以本文将其作为控制变量[58-62]。考虑到月收入、家庭关系会对城市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故将其作为控制变量[63-65]，同时为了更好地解释单位制社区的特点，本文还将本社区的居住时间和住房面积也作为控制变量。

3.分析方法与模型

在检验失能项数和社区社会资本对单位制社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时，待检验的回归模型为：

在检验社区环境、社区服务和社区参与对身体健康状况与单位制社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时，待检验的模型为：

公式（1）、（2）中，Y为单位制社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Xi 为影响因素，βi为影响因素的估计系数，Uk为调节变量，γ为调节变量的估计系数，ε为误差项。

在检验社区环境、社区服务和社区参与对社区社会资本与单位制社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中介效应时，根据温忠麟等提出的检验程序[66]需要用如下方程描述[65]：

检验的方法为：依次检验回归方程系数c，a，b，若系数c不显著，则无中介效应；若c显著，a，b均显著，則检验回归系数c′，若c′不显著，则为完全中介效应，若c′显著，则为部分中介效应；若a，b中至少有一个系数不显著，则进行Sobel检验，若检验统计量z显著，则中介效应显著，若z不显著，则中介效应不显著，接下来比较ab和c的符号，若同号，为部分中介效应，若ab和c异号，则为遮掩效应[67]。中介效应或遮掩效应占比为|ab/c|。

四、检验结果与分析

1.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在所有428个调查样本中，被调查者平均年龄在74岁，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和中专之间，月收入在3000—5000元之间，在本社区居住时间长达20—30年。数据表明被调查的老年人对社区有充分的了解，也有足够的时间在该社区建立起社会关系网络。被调查对象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平均在比较和睦和非常和睦之间，也确实有部分老人存在生活上的困难。被调查对象失能项数的平均值为0.5，社区社会资本平均分为7.32，说明被调查社区的社区社会资本较高，符合居住时间长的情况。被调查对象了解的社区服务项数平均为2.37项，说明被调查的社区提供了一定的社区服务，但是提供的社区服务尚不丰富，或并没有让老年人充分了解。被调查对象对社区环境的评价为5.75分，说明被调查对象认为社区的环境水平接近一般，社区参与程度平均为5.6分，说明被调查对象的社区参与程度也处于一般水平，详见表2。

2.回归结果分析

（1）身体健康状况对单位制社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显著影响。

回归结果如表3 所示，首先将控制变量放入模型（1），可以看到在控制变量中，性别、月收入、生活是否存在困难和家庭成员关系对单位制社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显著的。模型（1）表明样本中女性比男性对生活的幸福感评价更高，与已有研究得到的结论相同；月收入高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更高，与已有文献得到的结论相同；生活中存在困难会对调查样本的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的影响，一旦生活中出现了困难，就会显著降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这是由于主观幸福感是综合考察老年人生活状态的指标[37]，遇到困难不仅会在身体上给老年人造成影响，也可能会影响老年人的精神状态，导致主观幸福感水平降低；家庭成员关系的改善会显著提高调查样本的主观幸福感，这符合家庭代际关系理论[68]，同时也证明了家庭关系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作用。值得关注的是，居住时间和住房面积并没有显著地影响调查样本的主观幸福感，这是调查样本集中在单位制社区导致的。调查样本的住房多数为小产权房，或产权为单位所有，住房面积集中在60—90平方米，所以住房面积不会成为单位制社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影响因素。由于调查样本为单位制社区中的老年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从工作开始就住在这个社区，直到退休后仍然在该社区生活，居住时间平均在20—30年，因此居住时间也不会对单位制社区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造成显著影响。

本文用失能项数作为身体健康状况的代理变量，在模型（2）中，加入了失能项数，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失能项数对调查样本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随着失能项数的增加，单位制社区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会显著下降。这是由于失能项数测度的是老年人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随着失能项数的增加，老年人日常活动能力会随之下降，这会给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不便，在实际走访中可以观察到，由于跌倒、血栓等原因导致失能老年人行走非常缓慢，需要依靠拐杖或者助行工具，有些独居的失能老年人大量时间无人陪伴，不能走出房间，连去厕所都要十分小心。失能给老年人有尊严、快乐地度过晚年造成了很大的阻碍，导致单位制社区中失能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随着失能项数的增加而显著降低，对假设H1进行了验证。

（2）社区社会资本对单位制社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模型（3）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社区社会资本，检验社区社会资本对单位制社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社区社会资本的提升能够显著增加老年人主观幸福感。

社区社会资本包括信任、互惠和规范三个层面，在社区社会资本高的社区，社区中的居民彼此之间能够相互信任，也能够信任社区中的组织，当社区中的某个或某些成员需要帮助时，其他人能够及时伸出援手，并且社区居民的行为在社区中得到了规范，提高了社区组织的效率，使社区组织能够更好地为社区中的居民服务。调查样本感受到的社区社会资本较高（7.32/10）是由于样本集中在单位制社区，一方面居民之前大多在同单位工作，彼此之间是熟悉的工作伙伴或者朋友，信任感较高，另一方面单位制社区老年人留存的“单位意识”会对他们的行为产生一定的约束和影响。在入户访谈中了解到，之前单位的领导，退休后成为了现在社区中的“志愿者”、“楼长”，很多老党员同志也都积极参与社区的建设，仍然保留着之前在工作中的良好作风，带头拾白色垃圾、节假日值班、安保巡逻，等等。社区社会资本的提升，可以让单位制社区的老年人更有安全感和归属感，拥有更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在遭逢困难的时候，有人帮忙排忧解难，从而提升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因此假设H2得到检验。

（3）身体健康状况对单位制社区老年人社区社会资本的影响。

模型（4）将单位制社区老年人的社区社会资本作为因变量，与模型（2）选择相同的控制变量，结果表明，控制变量中的年龄、家庭成员关系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影响显著。对于单位制社区的老年人来说，随着年龄的增加，感受到的社区社会资本下降，这可能是由于调查样本的年龄均较高，平均年龄在74岁，这些老年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其他同龄人，可能不幸离世，或因病减少交往，而社会资本依托于社会网络，为此，这些老年人的社会资本随着社会网络的中断而降低。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改善则会让社区社会资本显著提高，家庭关系是社会关系中的一部分，与社区社会资本之间有着较强的相关性，家庭支持会对社会支持产生较强的影响[69]，因此单位制社区老年人的家庭成员关系会对社区社会资本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模型（5）中加入失能项数，从回归结果来看，随着失能项数的增加，单位制社区中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降低。身体健康状况对单位制社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符合前述研究。假设H3得到了验证。

（4）社区因素对身体健康状况与单位制社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为了确定社区因素在身体健康状况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作用，根据假设4进行调节效应检验。表4中模型（1）将社区社会资本和控制变量作为基础，加入了社区环境、社区服务和社区参与，回归结果表明社区环境、社区服务、社区参与作为独立变量对单位制社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模型

（2）将失能项数放入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失能项数对单位制社区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模型（3）—（5）表明，社区环境和社区服务与失能项数的交乘项显著，社区参与和失能项数的交乘项不显著，因此假设H4a和H4b得到了初步验证，假设H4c没有得到支持。为了进一步验证社区环境和社区服务的调节作用，绘制调节效应图。

图1中实心点连线和空心点连线分别为在老年人对社区环境评价水平较低和较高的情况下，失能项数对单位制社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从图1中可以看出，社区环境对失能项数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确实有显著作用，在老年人对社区环境评价不同时，失能项数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同。具体如图1所示，横坐标表示失能项数，纵坐标表示标准化后的主观幸福感。

从右向左表示随着失能项数的减少，老年人活动范围增加，社区环境对老年人的影响增加，此时，社区环境较差，就会使得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降低。而在社区环境较好的情况下，随着失能项数的减少，老年人的活动能力增强，可以更好地享受社区环境，提升社区中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图2中实心点连线和空心点连线分别为在社区服务项数少和社区服务项数多的情况下，失能项数对单位制社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从图2中可以看出，随着社区提供服务项数的增加，失能项数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增强。图2中数据说明，在社区服务项数较多的情况下，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随着失能项数增多而降低的程度大于社区服务项数较少的情况，这似乎与一般的假设出现了矛盾，更多的社区服务项目，并没有为失能严重的老年人带来主观幸福感的提升，这也许需要我们更多反思社区服务的提供，是否高质量高匹配地回应了失能老人的服务诉求。在为老年人提供社区服务的过程中，仅仅关注数量是不够的，尤其是对于失能项数较多的老年人来说，更应该关注社区服务的质量；同时在决定社区提供具体服务项目的时候，应该了解失能老人真正的需要，精准锚定需求痛点，从而改善失能给老年人生活上带来的不便和痛苦；另外，对于失能项数较多的老人，需要更多的专业医疗照护，社区服务在提供专业的医疗照护上存在限制和不足，居家养老方式对失能程度较重的老年人未必是最适合的养老方式。

（5）社区因素对社区社会资本与单位制社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

按照温忠麟的观点，如表5所示，首先以主观幸福感作为因变量，检测社区社会资本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模型（1）中放入控制变量，模型（2）加入了社区社会资本作为自变量，模型（2）表明社区社会资本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完成第一步检验。模型（3）、模型（4）、模型（5）分别以社区环境、社区服务、社区参与作为因变量，以社区社会资本作为自变量，回归结果表明社区社会资本对社区服务和社区参与的回归结果显著，然后将社区环境、社区服务、社区参与加入方程中，模型（6）结果表明社区环境、社区服务、社区参与均不显著，至此转入下一步的Sobel检验，检验结果表明社区服务与社区参与的中介效应显著，社区环境的中介效應不显著。由于社区社会资本对主观幸福感的回归系数为正，而社区社会资本对社区服务的回归系数与社区服务对主观幸福感的回归系数乘积为负，所以社区服务对社区社会资本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效应为遮掩效应，同理社区参与的中介效应也为遮掩效应。遮掩效应表示社区服务与社区参与遮掩了社区社会资本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控制社区服务和社区参与后，社区社会资本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增强。社区服务的遮掩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为13.72%，社区参与的遮掩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为23.46%。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对单位制社区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社区社会资本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单位制社区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和社区社会资本都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随着失能项数的增加，老年人主观幸福感降低，而随着社区社会资本的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提升，并且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会对社区社会资本产生显著的影响，支持假设H1—H3；在宜居社区建设中，社区环境与社区服务对身体健康状况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调节作用，社区服务和社区参与对社区社会资本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中介作用，假设H4、H5也得到了部分支持。

本文的主要创新在于对社区类型进行划分，将调查对象集中在单位制社区，探索单位制社区在宜老社区建设中的特殊性，分析社区建设中的社区环境、社区服务、社区参与三层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通过调查研究为社区宜老建设带来启示。

本文还有以下方面需要进一步讨论。

第一，与商业社区不同，单位制社区内居民多集中在相同单位工作，按照普特南的理论，社会资本的形成基于社会成员广泛的交往[41]，单位就为社区社会资本的凝结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同时，“单位制”保留的意识形态让居民的参与意识更高，社区居民之间与社区组织之间有更多的互动，为社区网络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因此，社区内凝结了较高的社区社会资本，并对社区内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其他商业型社区是否存在相同的结论，值得进一步讨论，与单位制社区的比较则需要进一步证实。

第二，在宜老社区的建设过程中，社区环境、社区服務和老年人的社区参与都值得组织者关注，然而社区建设的落实中，很多老年人的实际需要却无法体现，不能仅仅考虑设施和服务的数量，更需要考虑设施的实际价值，服务是否能够满足老年人的真正需要，以及所提供服务的质量。在桂世勋等对上海市长者社区的调研中[53]，也同样提到这一点。宜老社区建设不是数量工程，只有真正满足老年人的实际需要，才能完成宜老、惠老的设计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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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武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