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斌
那年,我17岁,无意间从图书馆里借了一本沈从文的《边城》,双眸立马被书里所描绘的湖光山色所点亮,脑海中浮现出一个鸢飞鱼跃、活泼玲珑的空灵世界。我的心遗忘了上千件事,却依然记得那个黄昏,光影流动,暗香浮沉,神秘的湘西在沈从文的笔下与我不期而遇。
沈从文写道:“日头没有辜负我们,我们也切莫辜负日头。”像是受到了巨大的鼓舞,我在纸上“唰”地写下了四个字:吉首大学。这一刻,来得如疾风骤雨般迅速,却又如命中注定似的巧合。也是那年,刚刚进入高三的我,成绩在年级600多个文科生中刚刚够上前100名的门槛。这似乎已经处于中上游地段,但是理智告诉我,在本科上线率只有30%的高中,在成绩比气温图还起伏波动的文科班,要想一直站在温暖的阳光地带,必须付出200%的努力。
高三,似乎只剩下了永無止境的复习、做题,像是顶着毒辣辣的阳光在沙漠里奔跑,永远看不到尽头。课上,历史老师扯着嘶哑的嗓子,恨不得拿着U盘,把知识全部复制粘贴到我们的脑袋里。当讲到大跃进时期的一条宣传标语“心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时,我鬼使神差般地在桌子上写下:“心有多大胆,分有多大产!”然后在左下角写着小小的正楷字:吉首大学。
和大多数文科生一样,数学是我的死门。我买来一大堆数学资料,开始没日没夜地做题,草稿纸在墙角堆成了一座小山。当时我们老师的办公室互相离得很远,每当下课铃响起,我便抱着地理试卷、《5年高考3年模拟》、英语真题,在短短的10分钟内穿过大半个校园,一一向各科老师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