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博物馆：书写“震撼日记”，10年未完待续

袁贻辰

这个博物馆里大大小小的摆钟、座钟、闹钟的指针都停在了2时28分，十年间没有走动过。

10年来，“汶川大地震”后，灾区昔日连片的板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拔地而起的新城镇，以及蹒跚起步的新生活。地震的痕迹越来越淡，但在成都市建川博物馆的一角，“汶川大地震博物馆”依旧停留在10年前的模样。

开馆10年了，逾百万观众到访这里。有人沉默驻足，有人平静地复述自己在地震时的经历，有人只匆匆走过不愿抬头，有人望着文物掉泪，还有人陆陆续续给博物馆送来文物。

有工作人员说，有关地震的记忆如果不妥善收集保管，也许只能存在几天、几十天，但在博物馆里，它们能保存百年甚至上千年。

博物馆参观的必经路上，有一条通道，脚底是透明的玻璃。需要低头才能看到的展示柜里，放着灰扑扑的温水瓶、缺了电线的电饭煲、烂了扇叶的电风扇、破烂的箩筐和脏到看不清颜色的餐盒。它们都是博物馆工作人员从灾区带回来的。

映秀镇的牛眠沟村藏在山坳里，地震发生时，十几户人家、整个村落以及整个山沟几乎被填平。出外打工的人归来时已找不到家乡，他们最后找来一块木牌，用粉笔歪歪扭扭地写上“安息吧，亲人”几个大字。

那块木牌如今就卡在博物馆的墙壁里，不远处放着黑色的裹尸袋。

博物馆工作人员还从灾区拉回了一个“家”。断壁残垣里，预制板摇摇欲坠。家里一堆废墟，门框斜了，墙壁脱落。吊车把砖块和碎片一点点拖回了博物馆，再由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复原。

每到此处，博物馆的讲解员刘小敏会轻轻地说：“这个预制板、这个门框都是从现场带回来的。”

“我们不说话，让文物自己说话。”刘小敏说。刚来博物馆的时候，刘小敏20岁出头，她一度抵触讲解地震博物館，那些讲解词和文物让她“包袱很重”，地震时，她从新闻里看到的沉重的东西太多了，这个四川姑娘不愿再回忆那段日子。

她已经一点点忘记了帐篷和板房，逐渐尘封了地震时的无助和绝望，慢慢开启了新的生活。只是，在讲解间隙，她会突然问自己：“活着的人肯定会越来越幸福，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可那些死去的人呢？他们活该倒霉吗？”

刘小敏坚持讲解了整整8年。

在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教授肖波看来，这样的坚持是有意义的。“有一些历史是真实存在的，但很多人会选择性地忘记。”他认为，不管是好的坏的、快乐的伤痛的历史，“博物馆都应该尽可能去保存一段完整全面的历史”。

10年前，建川博物馆库房工作人员张体军，选择了奔赴映秀镇等地去打捞这段有些伤痛的历史。

这个四川汉子始终忘不了他在映秀镇看到的景象，瓦砾堆成了山，他不敢从那些“山”上跨过，因为总觉得废墟之下还有生命。他穿梭在余震和废墟之中，把车牌、火盆、旱冰鞋带了出来。

余震随时会来，他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真的“交代在灾区”，但他确信，如果能拿多一点，再多拿一点，对那些深埋废墟之下的生命来说，也许就不算失去了所有。

短短几十天的时间里，他们收集整理了上万件文物。当成堆的文物摆到博物馆里时，建川博物馆副馆长吴宏远就决定了，展览要抛弃宏大叙事，回归时间顺序，只用文物告诉观众地震时、地震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们给展览取名“震撼日记”。

书写这本“日记”原则只有一点：要快。一开始，张体军在瓦砾里能发现遍地的文物，后来，该清理的清理、该焚烧的焚烧，他们肉眼所见的文物越来越少。

碰上被砸烂的汽车，张体军和同事就使蛮力，从螺丝处把紧贴着的车牌掰下来。回来时，顺手再捎上压得比笔记本还要薄的点钞机。

一次，他乘坐的车辆在山间行驶时，余震突然袭来，同车队的第5辆车被砸中，张体军眼睁睁地看着，滚滚而来的石块瞬间吞噬了一台车。

父母后来才从电视里得知了儿子的动向，老两口也不敢说他，只拐弯抹角地求儿子一定注意安全。

10年过去了，张体军很少回忆这些细节。博物馆开馆的那天，他负责把文物从库房送到馆内，一度累到“脚都迈不开、人也坐不下去”。自打那之后，他就不怎么愿意进馆了。

“感触太多了，这个事情你没办法用正常的思维去面对。”这个70后男人眼眶有些红了，他指了指自己的胸口，“还是个心结”。

他很清楚自己不敢走进博物馆的原因——太真实了，真实的一面也许是力量，另一面则是沉重的包袱。

博物馆的入口处，“汶川大地震博物馆”几个大字是用钢筋编织而成的。那些钢筋都来自地震灾区损坏的房屋。

“就是一次次地克制情绪，但从没压抑住。”年轻的讲解员赵紫荣用这句话总结了自己的工作。

这个90后姑娘说，许多游客在参观地震博物馆时，听过一两个文物介绍后会要求她“快点讲完”。等走过出口的拱门时，阳光洒下，游客突然生硬地转换了话题，她能看出来：“他们都是有感触的”。

也有人听到她介绍地震博物馆时，会硬生生挤出一个笑容：“地震就不看了吧，我们都经历过的。”

更多的，是“百分之七十的参观者”愿意走进这个博物馆。

从业8年，刘小敏坦承，一天要绕着地震博物馆讲上好几次，次数多了、时间久了，她的情绪也好像一点点熬干了。

但她始终没能离开这个岗位，“困”住她的是一段关于球鞋的故事。

一次，她带着一群游客参观博物馆时，有人突然在照片墙前停下。照片里，一个母亲正在给遇难的孩子穿上球鞋。游客说，这个孩子一直想要一双耐克的运动鞋，可家里并不富裕，妈妈死活不同意，母子俩为这事儿还吵了一架。后来，孩子在地震中遇难。下葬前，母亲哭着给儿子穿上了一双崭新的耐克球鞋。

“他妈妈一定很后悔吧。” 刘小敏已经是一个男孩的母亲了，那一刻，她觉得自己“感同身受”。

她接待过很多来自地震灾区的中年人。她一度以为，会在这些脸庞上看到永远褪不掉的伤痛，可相反，许多逐渐苍老的中老年人面容平静，一路跟她絮叨着家长里短。一位阿姨说，自己以前活一辈子就是为了挣钱养活一家人，买房买车，再供子女读书、结婚、生孩子，像一个轮回。但现在，“看开咯，人这辈子好短哦，所以要去做想做的事情哦。”

博物馆的一角放置着曾任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的遗物。10年前的地震夺走了冯翔年仅8岁儿子的生命，震后，冯翔走上了抗震救灾的一线，终日忙碌。但熟悉他的人说，冯翔一直未能走出丧子之痛的阴影。他写了无数纪念孩子的诗歌文章，却没能挨过一年。2009年4月，他在家中自杀。

有游客说，自己能理解冯翔为人父母的痛，也有游客说，冯翔恨的是没能保护好孩子的自己。这些说法都无法考证了，刘小敏唯一能确定的是，几年后的夏天，在北川新县城，夜幕低垂，散步的人陆陆续续走出了家门。

一切看起来都和过去没什么两样。只是，那些三三两两的人群里，有许多人都推着婴儿车。

刘小敏觉得自己也变了。过去的她有些“愤青”，凡事都要追求“公平公正”，但现在她觉得，“人活一世，不是所有人都会喜欢你，也不是所有事情都要分对错。”

博物馆的角落里并没有这样浓烈直接的表达，但张体军一直觉得，每一件文物看着看着，都会生出这样的感受。就像博物馆的主题“震撼日记”一样，写了10年，这本“日记”依旧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