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写本《文选》诗学文献的价值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成都 610066)

本文所谓敦煌写本《文选》诗学文献，指的是俄藏本Ф-242a(L.1452，以下称“俄藏本”)和法藏本P.4884、P.2707、P.2543(以下称“法藏本”)四截残卷。俄藏本从今六十卷本《文选》卷十九束广微(晳)《补亡诗六首》起，到卷二十曹子建《上责躬应诏诗一首》止，包括“诗甲”类“补亡”、“述德”、“劝励”、“献诗”四种。计有束广微(晳)《补亡诗六首》、谢灵运《述祖德诗二首》、韦孟《讽谏诗一首》、张茂先(华)《励志诗一首》、曹子建《上责躬应诏诗表》共五篇。俄藏本有注。这里所讨论的是其中的韦孟《讽谏诗》的诗序和曹植《上责躬应诏诗表》。曹植此表，又载于《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虽名为“表”，但萧统并未将其归入“表”类，而是放在“诗”类曹子建《责躬诗一首》前面。其内容为曹植奉诏上疏作《责躬诗》《应诏诗》的缘由和内心情感，与二诗密不可分，实为诗序①。丁晏《曹集铨评》说：“表以献诗，正一时事也。”[1]270《文心雕龙·章表》篇也称“表以陈请”，又说“陈思之表，独冠群才。观其理赡而律调，辞清而志显”[2]406-407，故本文将其归为诗学文献。法藏本为今六十卷本《文选》卷四十六“序下”颜延之和王融两篇同名的《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法藏本无注。这四截敦煌写本《文选》卷子，中华书局2011年出版的饶宗颐《敦煌吐鲁番本文选》有录，本文所用即据此本。

一 敦煌写本《文选》诗学文献的著录

法藏本的情况，据王重民考证：“甲卷著录号码为二七〇七，仅存九行，在王元长《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中。乙卷为二五四三，存五十四行，亦《三月三日曲水诗序》，起‘用能免群生于汤火’，讫《王文宪文集序》开端两行”[3]319-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