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脸会杀人

几年前，我为《国家地理》杂志拍照时，曾冒险进入乌干达的一座洞穴，拍摄一群数量将近10万只的埃及果蝠。这种蝙蝠在整个非洲很常见，但这座洞穴却很特别——形状像个拱门，两端有光射入。洞顶很低，这意味着蝙蝠的距离很近，相对利于拍摄。这真是个难得的理想拍摄地。

我戴着防毒面具。我认为真正的危险主要来自悉悉索索从岩洞地面穿过，捕食掉落的蝙蝠的蟒蛇和森林眼镜蛇。只要留意脚下就不会出事，至少我是这么以为的。

工作了几个小时后，我在日暮时分走出洞穴，收拾装备，开始和向导一起长途跋涉返回驻地。我浑身脏兮兮的，疲惫不堪，但刚刚拍到的照片令我兴奋不已，而事实上那些蝙蝠似乎并不介意我的存在，一切都令我十分满意。

走出洞穴百步左右的时候，我刚摘掉防毒面具和眼镜，突然听到头顶传来巨大的机械轰鸣声，好像上千个发条玩具同时响起来。接着，一阵带着氨气味的风席卷而来，蝙蝠们从洞中蜂拥而出，飞向茫茫夜空，开始在夜间觅食。

我抬起头，瞬间，一坨新鲜的蝙蝠粪就径直掉进了我的左眼，热乎乎的，有种灼烧感。

我立刻意识到这是“湿接触”，几乎和被蝙蝠咬中一样危险。

我拍摄动物已经有几十年了，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它们不是狮子或老虎那种要人命的大家伙;它们是小型生物。

为撰写一篇关于非洲艾伯丁裂口野生动物的报道，乔尔·萨尔托雷拍摄了聚居在乌干达一座洞穴中的埃及果蝠。当他结束了当天的拍摄，走出洞穴，摘掉防护设备时，抬头的一瞥让他的生命受到了威胁。

曾经有马蝇幼虫在我的手上和下背部安家。我还得过黏膜皮肤利什曼病，这是一种由食肉寄生虫引起的疾病，我接受了一个月的化疗。当然，每次我到热带地区工作，我的父母都会为我担心。

回到营地后，我立刻联系了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乌干达分部，问他们是否了解这些蝙蝠可能会携带什么有害物质。电话那头是一阵漫长的沉默。“你不应该去那。”电话那头的人说，“那个洞里有马尔堡病毒。”

马尔堡病毒是一种可怕而十分麻烦的致命病毒，它能导致出血热（意思是：你会流血，哪里都流），和埃博拉病毒感染的症状相似（只是有时夺人性命的速度更快）。

没有简便的方法可以化验马尔堡病毒。如果我感染了，症状会在三天到三周之内出现：剧烈的头疼、器官衰竭以及严重到连我自己都不会记得的高烧——前提是我能活下来。

在几次马尔堡病毒大爆发中，死亡率高达90%。回到美国能让我存活下来的几率提高。“马上回家。”那个人说，“趁你还不会传染给别人。”

一回到内布拉斯加州，我就把自己关在家里一间能看到街道的小閣楼里隔离。我生平第一次冷静地思考起死亡。我记得当时窗外阳光明媚，鸟儿在歌唱，垃圾车呼啸着穿过邻近社区。每天，我的狗像定了时的闹钟似的按时朝邮递员大叫。世界运转如常，仿佛什么问题也没发生。我想，人们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吗？当然不知道。要是他们知道了，那将是轰动全国的新闻。

三周以来我都离家人远远的。我在走廊另一端看着女儿的生日聚会。我的饭被盛在托盘里放在我的房间门外。然而我吃得却不多。我整日坐着想，我发烧了吗？我头疼吗？是？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我每天测50遍体温。一旦有些微发烧的迹象，我就会立刻自己开车前往最近的医院（距离我家仅几公里远），他们专门为我准备了一间负压病房（用来遏制病毒传播）。我猜想在房间里还得有个负压帐篷把床罩起来，好进一步将我隔离。

直到现在，这次对非洲艾伯丁裂口野生动物的拍摄工作都堪称一趟惊险旅程，绝非拍摄几张照片那么简单。我们把相机陷阱安装在水坑和动物尸体上，在几厘米的距离内拍到了河马、土狼和豹的画面。我曾眼睁睁看着长尾黑颚猴从我的餐盘里偷走食物。我曾被大象、狮子和山地大猩猩攻击——当然，都是我的错，因为我想靠得更近些。

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发生在遥远的地球另一端。此刻在内布拉斯加州的林肯市，时间在我的小房间里一点一滴地流逝。我记得我拿走了一个钟，因为它走起来声音太大了，像是我并不需要的另一重心跳声。我想知道自己的照片是不是足够精彩，我想知道自己没在乌干达待到最后会不会错过了什么好照片。但我更想知道，脱离危险后我是否会为所我拥有的一切心存感激：我的家庭、我的生活，以及我可以努力用照片拯救最后的荒野的绝对特权——至今我仍很难相信我能以此谋生。

第22天，隔离结束，我没有任何生病的迹象，我终于可以露面了。自从动身前往非洲后，我第一次坐在自家的餐桌前。

我的妻子凯西和我们的三个孩子都在，他们正在为庆祝我解除隔离准备一顿特别的大餐。接着有人打开了食物搅拌器。

片刻工夫，房间里充满了上千只蝙蝠飞过的声音。我紧闭双眼，以防万一。

迄今为止萨尔托雷拍摄的动物的种和亚种数量83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