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陆嘉明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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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曹操的哭，既为人性的本能表达，然又时现情理相融抑或情理相悖的个性以及功利性的表达方式。既可体现为一种英雄识英雄的旧情深切和意态轩豁的气度，又可呈现出一种非凡的胸有丘壑图谋长策的雄风千里。

话说建安八年春日，驱长策大破袁绍袁尚攻取冀州，因念于旧情，下令入门“休得杀害袁氏一门老小；军民降者免死”，又怜忠义，命葬审配于城北，更怜人才，宽恕了骂他祖宗十八代的陈琳，“乃赦之，命为从事”，竟还欣纳袁绍之子袁熙内室甄氏为儿媳……这在当时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违逆常情之举，然而是皆出于与袁绍结盟之旧交也——

操既定冀州，亲往袁绍墓下设祭，再拜而哭甚哀，顾谓众官曰：“昔日吾与本初共起兵时，本初问吾曰：‘若事不辑，方面何所可据？吾问之曰：‘足下意欲若何？本初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沙漠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吾答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此言如昨，而今本初已丧，吾不能不为流涕也！”众皆叹息。操以金帛粮米赐绍妻刘氏。

虽两军争衡破袁绍攻城掠地，袁绍因兵败受惊吐血身亡，然想当年操与之起兵盟誓除董卓，大道行之，共争天下，其志与共其行又何其壮也。不料群雄拥兵自恃，各据一方，相与杀伐，风云突起，形势遽变，曹与袁二者亦分道扬镳，几经曲折和较量，竟造成今日之后果。但有言昭昭，旧情依依，惺惺相惜，犹若往昔，可见曹操也一重情之人。

同时，这一哭，又隐约蕴藉着一种理性的力量。当初袁绍雄心勃勃欲“争天下”，而曹操也深知其致命弱点，在与刘备“煮酒论英雄”时，曾一针见血地说过：“袁绍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而他自己呢，当初就与袁绍有言立鼎，一曰：“任天下之智力”；二曰：“以道御之”。既备“智”与“道”，争雄天下有何不可呢？袁绍恃强却兵败失地，偏偏就缺这二字。英雄谁属，非己莫属；曹操虽胜，却未忘乎所以，理蕴于内而情发乎外，仍为之痛惜不已，竟至哀极流涕，又可见成大事者，必既有情，又有理，情理交融方显英雄本色和其胸襟气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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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哭，就有点匪夷所思了。也许除表哀痛之情外，或在于因所犯过失痛悔不已以自贬而哭，抑或还在于自我的情感调节和心理平衡，以及暗含对他者的反激或警示。那就難以一言定论了。

最是赤壁战前赋诗，闻言逆耳，一时醉酒，杀心无忌。可怜见，扬州刺史刘馥“久事曹操，多立功绩”，当时曹操横槊赋诗，豪兴慷慨以抒“大丈夫之志”，哪料得刘馥不识时务，闻诗而进言劝诫：“大军相当之际，将士用命之时，丞相何故出此不吉之言？”本为好心，然忠言逆耳，“当下操横槊问曰：吾言有何不吉？”馥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此不吉之言也。”操大怒曰：“汝安敢败吾兴！”手起一槊，刺死刘馥。众皆惊骇。一命呜呼哀哉，岂不冤哉枉也！

是酒能乱性，还是主帅残忍？不管怎么说，待次日曹操酒醒，方“懊恨不已”。这“懊恨”不能说不出自内心，既而哀“泣”，也不能说不出自真情。当即向其子刘熙泣曰：“吾昨因醉误伤汝父，悔之无及。”想以往曹操误杀醉杀错杀冤枉者多矣，未见其“悔”而“泣”，今自屈丞相之尊统帅之威，“泣”以检讨并以“厚礼葬之”。就算是真哭真悔吧，到底是一条人命啊，仅此一种姿态，一番悔言，孰能补偿这血的代价吗？这个曹操啊，还真不知说他什么好。当然，作为小说家所塑造的文学形象，深究起来，无非是一种人性之恶的自我救赎，一种情感失衡的自我解脱，抑或说，是一种自说自话的心理安慰，甚至深潜一种掩人耳目的心灵逃逸……

真个错综纠结一时难以言尽说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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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其临终前梦中一“惊”，醒来一“哭”，说起来还有点意思耐人寻味。

话说曹操沉疴加剧病势愈重，自感大限日渐迫近。

罗氏状写人物颇见功力，托梦寄情，跌宕起伏；身心交瘁，善恶纠缠；心理敷染，明暗互见；言行哀切，，性格凸现……用笔灵活多变，简明中寓丰繁；悲抑间有顿挫；流转之际以气行之；生死边缘而见低昂徘徊……

罗氏出乎“正统”文化的价值定位，凭借摇曳多姿的艺术笔墨，于斯径自敷衍铺排过去，本欲数落这一乱世“奸雄”的种种罪状，使其坠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的宿命之中，哪料得因多据史实渲染之余，反倒把他塑造的这一文学形象，在临终前后庶几更逼近历史真实，更逼近人性真实，犹改往昔“奸雄”品貌而游走于刚柔之间，既不失英雄风致，又见常人情态；寄平生豪志于十里春风，又怀儿女情长于人生遗憾……形象不仅更见真实，而且更见鲜明生动，充满一种艺术魅力。

一种留恋人生的人之常情；一种行将就木的感殇悲叹！

他是“长叹一声”走的；他是哭得“泪如雨下”走的。这“长叹”，蕴含多少人生遗憾和复杂无状的心理内涵啊。这“泪雨”，呈现出多少英雄与常人终为一体的生命痛楚啊。

因而临逝一哭，不是哭别人，而是哭自己；不是哭功过，而是哭命数；或许，也不是哭“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而是哭“难忘”之“忧思”，更哭“天下”尚未“归心”矣。

真可谓鸟之将死，其音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啊。

终于走完了66年人生路。“时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也”。

呜呼，霸气一生，王气消隐。有《邺中歌》诗道：

“霸王降作儿女鸣，无可奈何中不平。”

又，诗中道：“古人作事无巨细，寂寞豪华皆有意。”

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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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何以“儿女鸣”？何以“中不平”？“寂寞”也好，“豪华”也罢，其中又蕴有何“意”呢？不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这一代枭雄临死之前的所作所为和内心世界吧。

斯时罗氏着笔，多依据曹操生前所写《遗令》，故而基本符合历史真相。更难能可贵的，小说家的这一铺叙描写，让我等看到了一个历史的曹操，真实的曹操，性情中的曹操。

好在《遗令》不长，兹录如下，借以一窥端倪——

吾夜半觉，小不佳；至明日，饮粥汗出，服当归汤。吾在军中，持法是也。至于小忿怒，大过失，不当效也。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吾有头病，自先著帻。吾死之后，持大服如存时，勿遗。百官当临殿中者，十五举音；葬毕，便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珠宝。吾婢妾与伎人皆勤苦，使著铜雀台，善待之。于台堂上，安六尺床，下施繐帐，朝脯设脯糒之属。月旦、十五日，自朝至午，辄向帐中作伎乐。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馀香可分与诸夫人，不命祭。诸舍中无所为，可学作履组卖也。吾历官所得绶，皆著藏中。吾馀衣裘，可别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

对此《遗令》，鲁迅先生曾有言：“当时的遗令本有一定的格式，且多言身后當葬于何处，或葬于某某名人的墓旁；操独不然，他的遗令不但没有依着格式，内容竟讲到遗下的衣服和妓女怎样处置等问题。”（《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说到其内容和格式，仅就“独不然”三字之说，确乎慧眼识人灼然的评，见地精准，一言道破，令人寻思不尽。

罗氏借《遗令》用笔，虽小说家言也，难免真假杂糅虚实相间，然一落到这“传遗令奸雄数终”的一个段子，“雄”也仿佛，“奸”则杳然；“正”也仿佛，“邪”则无影；“善”也仿佛，“恶”则隐匿；“真”也仿佛，“假”则淡出……

形象人性化了，品性柔性化了，吐属行事亲情化了，多元性格立体化了。正如著名文化学者金性尧曾就《遗令》说过：“曹操的遗嘱，是古今帝王将相当中最人性、最坦率的一篇表白，包括对自己行事风格的省思、丧事的细节安排、后宫婢妾何去何从、子弟如何谋生，等等，尽在其中。由此可见曹操性格里仁厚、体贴、细腻的一面。”还说，曹操极富才情且风格率真的绝笔，“写得这样坦率别致而富于生活感的，曹公之外，即无他人。”（参见《三国谈心录》）这也与鲁迅所说之“独”的特色和个性一无二致了。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

无怪乎罗氏言及曹操人处生死临界点时，竟也于无意间流露出与以往笔触“独不然”的意味，表现出一个特立独行的英雄本色和本性风流的暖色调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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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之浅见，曹操遗令与罗氏笔意其独特处概而述之有三——

一是落笔闲淡，率性自如。

怪了，立遗嘱不言大事，名为“遗令”，可见落笔之初，思路极为清晰，立“令”极为端肃严明。不料倒把旨意一笔宕开，有意无意地先说自己的病症和调养，夜半醒来感到有些不舒服啦，天明起来喝点热粥出出汗啦，再服点当归汤药啦，好像言不及“意”，闲闲道来，絮絮叨叨，何来这般兴致？遗嘱称之为“遗令”，“令”也者，当需遵嘱行之，当如王“令”恭而受之，然而这些闲笔，与“遗令”何涉啊？

罗氏却据此虚构一梦，幻说是半夜三更二十余冤魂络绎而至向之索命，不由“惊倒于地”；“次夜，又闻殿外男女哭声不绝”……犹若“命当归天”的预兆和暗示：“当归”，“当归”？本为汤药也；“当归”，“当归”？果若当归也。曹操虽百无禁忌，然已病入膏肓，陡起噩梦和幻觉，是乃神魂颠倒，心理错乱，确至人生“归”期，怨鬼索命云云，实乃小说家之敷衍之笔也。

其实，斯“令”在临终前早已写就，虽然预感大限将至，然是时唯觉“小不佳”，晨起精神尚可，饮食如常，所服“当归”汤，想来也为日常药饮，叙之恐并无深意。如若真有隐喻意在，唯有天知、地知、自知，谁能猜得透呢，那就不必徒费心思了。

随性而言，没有整饬的严肃和沉重，更没有正襟危坐的一本正经，只是一种举重若轻的态势，一种从容淡定的心情。自然。率真。坦然。平易如话家常语，亲近更似常人口吻，如见其人，如闻其声，闻之没有情感的负荷和心理迫切感。

这哪像个叱咤风云的枭雄啊，哪像个位高权重的魏王啊！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