眭达明
同治六年(1867)九月十日晚,曾国藩与他的心腹幕僚及心爱弟子赵烈文(字惠甫)进行过一次长达数小时的密谈。
当时曾国藩心情非常不好,决意退出官场,赵烈文却反复劝慰曾国藩不能息肩,并建议他把妻子儿女兄弟都接出来。
曾国藩听后不仅打消了退出官场的想法,而且下决心把家人接到了金陵(今南京)。
在赵烈文看来,慈禧太后和年幼的皇帝离不开曾国藩,平民百姓离不开曾国藩,湘军离不开曾国藩,国家稳定更离不开曾国藩,不管是天下安危还是曾国藩一家人的安全,都不允许曾国藩退出官场,这真应了“骑虎难下”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些老话。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说到底正是在于曾国藩亲手缔造的湘、淮军制。
在编练湘军时,曾国藩为了使其成为由他个人控制、指挥的军队,不仅大肆制造舆论,说他创办的湘军不同于“官勇”和“义师”,并且在军制上精心设计,巧为谋划。
為此,他着重在两个方面做了努力:一是加强各级军官权力,下级绝对服从上级,士兵绝对服从军官,全军绝对服从他曾国藩本人;二是坚持募勇的地域和私人情谊至上原则。
为了鼓励士兵为其个人卖命,曾国藩编练湘军时,还制定了一条“营中论任不论官”的原则。
湘军实行这一原则的结果,是在士兵中形成了一种观念,什么朝廷,什么国家,什么官秩尊卑、级别高低,统统都是没有用的东西,可以不去理睬;只有上级长官的意志和喜怒好恶,才是最重要也是最需要特别留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