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建构论与边疆实在论：对立抑或共生？
——兼与杨明洪教授商榷

在中国边疆理论体系的协同构建中，周平教授以“边疆建构论”为理论支点推进其边疆理论体系的自我创建。不过，杨明洪教授却针锋相对地提出“边疆实在论”，并将“边疆实在论”与“边疆建构论”置于二元对立的境地。然而，这种对立是否符合两者的理论本相？“边疆实在论”是否误读“边疆建构论”的理论真意？两者又存在兼容共济的可能吗？

边疆实在论：理论证成与学理审视

杨明洪教授在《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发表了《反“边疆建构论”：一个关于“边疆实在论”的理论解说》一文，该文提出的“边疆实在论”认为边疆并非主观建构而是客观实在。其理论证成要旨为：

其一，边疆作为人类活动的空间综合体，边疆地理和边疆社会的客观存在决定边疆的客观实在。边疆不仅是由国界线规定并位于国界线内侧的带状形态，而且还是特定民众生活的空间载体和活动舞台。边疆自然生态、经济形态、社会生态的客观存在决定边疆的客观实在。

其二，边疆是国家版图空间功能分工的载体，边疆功能的客观存在决定边疆的客观存在。边疆区域是远离核心区域的边缘地带，既是国家军事安全的防御前沿和战略纵深，又是国家对外开放的战略支点和辐射前台。边疆承担着拱卫核心区域的重任，也扮演着国际交流桥头堡的角色。边疆军事防御功能、经济拱卫功能和文化防护功能的客观存在决定边疆的客观存在。

其三，边疆是主权和领土的构成要件，主权和领土的实在决定边疆的客观实在。主权是国家具有的独立处理自己对内对外事务的权力。边疆作为客观存在主权的构成要件，必然是一个客观的对象。领土是主权国家管辖的全部疆域，是国家安身立命的地理空间范围。边疆是国家疆域的边缘部分，无疑也是一种客观实在。

其四，边界是边疆的构成要素，边界的客观为边疆的实在提供事实支撑。边界的出现与勘定重新定义和书写了边疆。边疆被视为“从国家的边界开始向内在延伸的一个连续的地理空间范围”。边疆与边界是一对孪生兄弟，边界的客观存在决定边疆的客观存在。

“边疆实在论”虽然展开相关理论自证，但其逻辑自洽和论证周严却并未臻于至善。

其一，“边疆实在论”的理论预设。边疆的客观存在是“边疆实在论”最基本的理论预设。但是，“客观存在”的边疆到底是固定不变的恒定之域，还是随着国家发展而不断变迁的变动之域？“边疆实在论”却不恰当地对该关键性问题予以忽略。边疆的发展变迁与边疆的客观实在正如一个硬币的两面，两者共同构成边疆的本相。边疆的发展变迁是历时态的边疆探讨，注重历史流变中的边疆发展及边疆与中心的互动，更加青睐以动态发展的视野来透视边疆。边疆的客观实在是共时态的边疆研究，侧重探讨特定时空中边疆的形态、功能与特征，更近于静态结构主义的解剖。边疆历时态的探讨与边疆共时态的研究本身是互补共济、缺一不可的关系。

其二，“边疆实在论”的理论视野。“边疆实在论”从地理空间的角度切入并展开理论自证，但单一的地理空间视野并不足以洞察边疆的全貌与本质。边疆全貌的鸟瞰与边疆本质的剖析需要借助多重学术视野的立体化审视和全方位观照。这些多重学术视野包括但不限于地理空间视野、地缘政治视野、多元文化视野。地理空间视野的边疆研究基于边疆在国家疆域中独特的地理空间格局，侧重探讨边疆繁复的内生型风险。地缘政治视野的边疆研究基于边疆在地缘政治格局中的特殊地位，侧重探讨边疆独特的外生型风险。多元文化视野则注重边疆异质性的文化形态，侧重探讨边疆社会独特的生成机制与运行机理。

其三，“边疆实在论”的逻辑走向。“边疆实在论”主张以边疆实在为研究原点，透析边疆现象，提炼和发现边疆规律，最终形成边疆战略和边疆治理。但“边疆实在论”同时又认为“将边疆问题置于边疆治理之先”是一种“本末倒置”。这种前后观点相互否定的状况使其逻辑走向紊乱不清。此外，“边疆实在论”既认为“边疆功能是边疆客观实在衍生出来的价值效用”，同时又认为“民族国家条件下边疆功能的客观存在决定边疆的客观存在”。显然，这在逻辑上是一种循环论证的谬误。

边疆建构论：学术误读与理论真意

“边疆建构论”是以建构主义观照边疆的理论产物。“边疆建构论”的典型表述是：“边疆不是纯客观的产物，而是主客观的产物和结果。从主观方面来看，是否是边疆取决于统治者对疆域边缘的认知；从客观方面来看，这些边疆区域与核心统治区有着地缘、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的差异，而当统治者把这些区域看成异质性区域时就形成了国家的边疆。”“边疆建构论”明确表达出边疆是主观因素（统治者对疆域边缘的认知）和客观因素（地理和人文等方面的差异性）综合作用的产物。但“边疆实在论”依然对“边疆建构论”产生了一些误读、分歧和质疑。

（一）误读：“既然边疆是建构起来的，那么边疆就是主观的产物”

“边疆建构论”认为：“边疆并不是纯客观的存在，而是在疆域边缘性区域客观存在差异性的基础上，国家根据治理的需要而进行界定，是构建起来的。简单说，边疆是构建的产物。”在相关的理论阐释中，“边疆建构论”始终秉持边疆认定的双重标准：边疆地理人文的客观实在与国家对疆域边缘的主观认知。然而，“边疆实在论”却选择性忽视“边疆建构论”认同的边疆地理人文的实在性，而简单地将“边疆建构论”断言的“边疆不是纯客观的产物”等同于“边疆是主观的产物”。这种逻辑断言是一种典型的“非形式谬误”，即“非黑即白谬误”。“边疆实在论”的误读与武断或许是缘于其对边疆概念的平面化及静态性理解，即单纯地从地理空间角度展开理论证成，将边疆视为纯粹的国家疆域边缘性区域。事实上，地理空间的边远性只是边疆构成的一个必要条件，边疆之所以成为边疆，还必须具备区域空间的异质性。这是边疆学界对边疆基本属性一个约定俗成的解读和众所公认的看法。正因如此，“边疆建构论”才从国家发展及治理需要的角度将异质性（特别是文化殊异）视为边疆构成的基本条件。由于“边疆实在论”过于聚焦边疆的地理空间性，而忽略边疆的区域异质性，就难免以平面化边疆观来误读“边疆建构论”立体化的边疆观。

（二）分歧：“只要有国家主权的存在，就有边疆”“高度同质化的小国也有边疆”

“边疆建构论”认为，边疆之所以成其为边疆，一方面是由于它是国家的边缘性区域，另一方面是由于它的异质性。如果一个国家疆域辽阔，次区域异质性十分明显，那么国家拥有广袤的边疆，但假如疆域内部异质性并不明显，国家并无必要对边缘性区域进行特殊治理，那么，这个国家即便疆域辽阔也并不存在边疆。当今世界一些幅员偏小的国家，由于疆域边缘与核心区域已经高度同质化，因而既无必要也不可能把国土的边缘性部分划分出来进行特殊治理，因而也就无所谓边疆。同时，“边疆建构论”还认为，边疆异质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存在，边疆范围随着异质性的变化而变化。异质性的消解意味着传统边疆与内地分界线朝向边界线的外向迁移。但“边疆实在论”认为：“只要有国家主权的存在，就有边疆”，一些小国“虽然高度同质化，但仍然是有边疆的”。“边疆实在论”与“边疆建构论”的分歧性认知，其根源依然在于“边疆实在论”漠视只有具有异质性的边缘性区域才能称之为边疆的“定律”。如果忽略边疆概念文化人类学的意蕴，单纯将其还原为一个地理空间概念，不但有违边疆学界对边疆概念的普遍认知，也容易导致边疆研究群落跨界交流的阻滞壅塞。

“边疆实在论”及一些学者认为新加坡、梵蒂冈等小国也存在“边疆”，其诱因或许是没有审慎地区分“边疆”与“边境”概念的细微差别。边境与边疆是一对存在交叉但又内涵迥异的概念。它们虽然都具有地理边远之意，但边疆概念蕴含着突出的区域异质内涵，其突出的区域异质内涵甚至使得地理边缘的含义反而退居次要地位，而边境作为连接边界线两边一定的区域，则是一个相对客观的地理概念和价值中立的法律概念，并不涉及文化异质意义的指涉。因此，一些疆域高度同质的小国，与边界相邻的区域实乃“边境”而非“边疆”。“边疆实在论”断定的“边界与边疆是一对孪生兄弟，有边界则有边疆”，也应该修订为“边界与边境是一对孪生兄弟，有边界则一定有边境，但不一定有边疆”。

（三）质疑：“一个本末倒置的命题：治理边疆是边疆产生原因？”

“边疆实在论”认为，边疆问题先于边疆治理，先有边疆后有边疆治理，“边疆建构论”将治理边疆视为边疆形成的原因是一种“本末倒置”，这种认知论的错误使得边疆不可能是建构出来的，只能是一种客观实在。“边疆实在论”的质疑或许是基于“边疆建构论”字面意思不恰当推导的结果。“边疆建构论”承认，在一切边疆问题的研究中，边疆都是一个前置性的条件。边疆的存在，决定边疆风险的滋生，并催生边疆战略的拟制与边疆治理的跟进。实际上，这正是“边疆建构论”基本的逻辑走向。站在国家和国家治理的立场上，“边疆建构论”认为，边疆之所以成为边疆，地理空间方面的因素或特殊性是基础性条件。国家或中央政府基于有效治理的目的而将具有特殊性的边缘性疆域区分出来，以便采取不同于核心区域的方式和政策加以治理，可以视为边疆形成的主观条件。“边疆建构论”这种理论阐释强调边疆形成是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不能据此推导出治理边疆是边疆产生原因的结论。

更为重要的是，在“边疆建构论”看来，边疆从来都不是一个纯粹的“自发”演进的实体，而是一个蕴含边疆社会“自发”演进和国家政治“自觉”建构的实体。边疆地理边缘和文化殊异构成边疆“自在形成”的客观条件，国家边疆认知及边疆治理是边疆“自觉形成”的主观条件。从边疆形成与发展来看，王朝国家时期，中原王朝政权往往对边疆民族政权“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通过各种因俗而治的差异化政策持续性推进边疆治理。民族国家时期，民族国家基于边疆的特殊性按照自身的政治愿景持续性产出的各种制度设计和政策产品，从根本上型塑和主导着边疆社会和边疆形态的演进和发展。这充分说明，任何特定历史时期的边疆实体都是边疆自发演进和国家自觉建构综合作用的产物，是国家主导的多重力量在边疆地区形成动态性均衡和暂时性和谐的结果。边疆至此也就不再表征为一种纯粹的实体状态，而折射出鲜明的国家建构性。

边疆建构论与实在论：对立假象与共生想象

“边疆实在论”虽然以“反边疆建构论”的面目出现，但如果摒弃各种学术性误读，“边疆实在论”与“边疆建构论”事实上可以兼容共生。

其一，“边疆实在论”是对“边疆建构论”研究视角的一种丰富。

在边疆研究的多元视角中，“边疆建构论”以“国家视角”切入“边疆研究”，它立足国家疆域来界定边疆、聚焦国家治理来看待边疆、着眼国家发展来审视边疆、着意问题求解来治理边疆。这种“国家视角”使其理论创制和学术产出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即它既是以边疆治理为主线，会通边疆历史与现实的综合性研究，又是以国家疆域形态演变为轴线，囊括主权性边疆与非主权性边疆的集成式研究，还是以边疆发展与国家发展的内在关联为脉络，贯通边疆治理与国家发展的动态性研究。这种国家视角下的“边疆研究”，侧重于以政治学的研究范式和思维模式展开探讨，其研究通常带有浓厚的宏大叙事风格。相较而言，“边疆实在论”注重考察边疆在国家地理空间格局中的区位与功能，其关注焦点侧重于探讨边疆的区位、地形、资源、功能与战略地位等。这种边疆实体式的探讨，具有重心下沉、实证旨趣和问题聚焦精微等特点，它可以充实边疆建构的宏大叙事与经验支持，丰富边疆建构研究格局的闳博阔大。

其二，“边疆实在论”是对“边疆建构论”价值立场的一种增益。

“边疆建构论”的价值立场体现为国家主义的立场、人本主义的关切和经世致用的情怀。国家主义的立场强调国家利益的至上性，注重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界定边疆、看待边疆和认识边疆；人本主义的关切则注重边疆民众福祉的根本性，强调边疆型塑要以边疆民众福祉的普惠性提升为基础；经世致用的情怀则强调边疆问题的现实关怀，追求边疆问题的前瞻性预判和边疆病灶的靶向性治疗。“边疆建构论”的价值取向使其理论走向体现出鲜明的“求善”色彩，即如何促成边疆“善政”，进而实现多元力量合谋下的边疆“善治”。相较而言，“边疆实在论”关注重点是边疆本体、边疆现象及其规律，其最终指向的是边疆科学，更多地体现为价值中立的立场。这种立场使得“边疆实在论”在研究理念上体现出“无条件地使经验事实的确立与他自己实际评价保持分离”；在研究对象上注重还原和再现边疆实体；在研究风格上也近似不带主观倾向的零度叙事风格。价值中立的立场决定“边疆实在论”的相关探讨充盈着科学精神和“求真”取向，可以增益边疆善政善治，使得边疆治理既洋溢着饱满的价值理性和政治德性，又充盈着丰富的科学精神和技术理性。

其三，“边疆实在论”是对“边疆建构论”学术功能的一种补充。

“边疆建构论”的学术功能主要体现为描述功能、解释功能和预测功能。“边疆建构论”的描述功能体现为：客观收集、记录和整理边疆社会事实及其发展，把握各种新型边疆形态的形成与演变，着重解决“是什么”的问题。“边疆建构论”的解释功能体现为：在说明边疆及边疆问题“是什么”的基础上，致力于解决“为什么”的问题，即追问边疆及边疆问题的生成逻辑与内生机理，给予边疆及边疆问题的生成演化以学理性解释。“边疆建构论”的预测功能则体现为边疆风险滋生的前瞻性预测和针对性求解。至于“边疆实在论”，鉴于其研究旨趣主要体现为边疆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空间结构差异的聚焦，其学术功能之所长或许在于“边疆本体”的观察、描摹与理论再现。相对而言，这种观察描摹和理论再现更加凸显的是边疆研究的描述功能。“边疆建构论”应该在吸纳“边疆实在论”理论精髓的基础上，强化边疆理论建构的实证支持，更进一步地完成自我理论本身的体系化建构和纵深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