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宪明,胡庆祝
(清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100084)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上的一个重大突破,也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内涵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把“三个自信”发展完善为“四个自信”,而“文化自信”的正式提出并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所具有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全党和全国人民精神状态的新要求,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提供更为坚实的文化和价值观支撑。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40-41报告高度重视文化交流,强调“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1]59。要实现文化自信,开展文明交流、文明互鉴、文明共存,其必要前提之一,就是要对“文化”的基本内涵和“文化交流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和史实要有真确的了解和认知。这就向学术界提出了一个新时代必须研究的重大课题,而回观思想文化史和文化交流史研究,则并不甚乐观。有关19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领域的研究,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长期以来,学术界广泛流传着这样一个观点,即:从19世纪开始,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逆转,在19世纪以前的一个多世纪中,是中国文化西传的时期,而在此后,中国文化的西传完全停止了,代之而起的是西方文化的大规模东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