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给周总理当翻译

施燕华

在外交部翻译室，我主要搞笔译，有时为来访的外国总统或总理代表团做生活翻译。1967年8月19日，星期六，吃完饭我在办公室里学习，室领导裘克安进来找我，说晚上周总理要“礼节性”会见美国学者杜波依斯的夫人雪莉·格雷姆，让我做翻译。

给总理当翻译？我一方面感到很光荣，一方面又十分紧张。听说翻译室一位法文很好的翻译，由于过度紧张，一坐下来腿就哆嗦，提醒也没用，总理不得不说：“你这么紧张弄得我也紧张了，换一个人吧。”换上去的一位年轻翻译，外文水平远不如这位翻译，但心理素质较好，成功地完成了任务。这种毫不留情的“换马”事件发生过不止一次。

怕也没用，重要的是集中精力准备，准备越充分，成功的希望就越大。我想，礼节性会见不可能十几分钟就结束，双方完全有可能对某些问题交换意见。所以我不能存侥幸心理，看材料的范围要宽一些。从雪莉·格雷姆抵京后的简报来看，她对教育改革比较感兴趣。于是我找出一大摞新华社的电讯稿，专挑关于教育改革的消息和文章看，熟记一些关键词汇。我还找了近期总理见外宾的谈话记录，对一些重要句段翻译了一遍。

晚上，我到了人民大会堂，全国友协会长楚图南和其他陪同人员已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等候了。周总理步履匆匆进来，他身穿一套浅灰色中山装，上衣口袋上别着一枚红色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章，面容显得有些疲惫。

楚图南会长向总理简单汇报了接待情况，总理问了一句：“誰做翻译？”楚会长朝我这边指了一下，总理似乎有些吃惊：“哦？”

这时杜波依斯夫人进入了大厅。她身穿一套卡其布便装，胸前别了一枚毛主席像章，卷着袖子，腰间束了一条宽皮带，一副非洲解放战士的形象。

根据平时的观察，我领悟到，做口译，最初的十几分钟很重要，译得好，能让主宾双方对译员产生信心，也能给译员“降压”。事先我把所有可能用上的寒喧话都译了一遍，自觉有了“底气”。我还总结了自己刚做口译时的教训：由于紧张，声音很小，在座的人听不清，都会朝我这边侧身倾听，室内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自己也更紧张。这次，我干脆“豁出去”了，大声地翻译了起来。

看来我的策略奏效了。周总理赞许地点点头，双方交流比较顺畅。我的心跳速度恢复正常，自我感觉良好。听说总理的英文很好，对有些关键词的英译早已“胸有成竹”，如果译员用的词不合他的意，他会纠正。总理谈了中国教育的问题和改革的方向，我在一些关键句子上故意停顿一下，“察颜观色”，看总理是否要纠正我，没有。总理点点头，我更有信心了。

大约一个小时左右，谈话顺利结束。送走外宾后，总理回头问我：“你是哪儿的？”我说：“我是外交部的。”总理又问：“什么地方人啊？”我回答说：“浙江人。”他说：“外交部江浙一带人很多。你翻得还不错嘛，将来你再好好努力。”总理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那时总理和陈毅外长经常出席亚非拉友好国家的国庆招待会。有一次，领导派我给陈毅外长做翻译，他在招待会上的讲话，由我念英文稿。念完后，总理对坐在他后面的翻译冀朝铸说：“这个女孩子，发音、念稿子还不错，就是语调平了一点。你们好好辅导她。”周总理对年轻翻译的关心，我一直铭记在心。

摘编自《我的外交翻译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