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锡伯族弓箭

2018-08-21 07:18更云
轻兵器 2018年8期
关键词:锡伯锡伯族努尔哈赤

更云

锡伯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之一,现今约有19万人,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北及新疆察布查尔地区。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被称为箭乡,源于该县的锡伯族人以精绝射箭技艺驰名于世。

锡伯族弓箭起源于何时?经历怎样的发展?当今传承如何?请看——

锡伯族及其弓箭源说

远古时期,锡伯族人依靠渔猎为生,他们使用弓箭、长矛、木棒以及线网猎兽捕鱼。“雪飘如蝶飞,驰骋共撒围,踏遍千万山,猎夫凯歌回。”这首古老的锡伯族民歌,是他们狩猎生活的生动写照。隆冬时节,锡伯人骑骏马,带猎犬,进苇湖,他们发出“嗾嗾嗾”的攻击信号,于是众猎犬纷纷窜进苇湖深处,当这些凶猛的家伙探到野猪时,便马上向主人狂吠“通报情况”。听到猎犬的叫声,猎人们立即纵马驰骋,对准野猪发射弓箭、飞掷钢叉。

因长期狩猎,锡伯族人不仅强悍骁勇,而且个个喜爱弓箭,成年人几乎都有百步穿杨的绝活,所以锡伯族以“骑射民族”著称。

史学界公认,锡伯族由东胡、鲜卑、室韦等部落氏族演变而来。

据中国古代典籍记载,东胡族是中国东北部的古老游牧民族之一。西汉时期司马迁(公元前1 45~公元前90年)撰写的《史记》对东胡族人记载:

“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力士能贯弓,尽为甲骑。”由此可见,锡伯族弓箭在西汉时期甚至更早时期就已存在。

鲜卑族起源于东胡族,是继匈奴之后在蒙古高原崛起的古代游牧民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游牧民族之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

秦汉时期,东胡族被匈奴冒顿单于打败,分化为两部,分别退居乌桓山和鲜卑山,各以山名作为族名,形成乌桓族和鲜卑族,受匈奴奴役。所以鲜卑族的风俗习惯与乌桓族、匈奴族相似。

南北朝时期北齐人魏收(公元507~572年)撰写的《魏书》中对鲜卑族人记载:“俗善骑射,以战死为荣,特产角端弓。”这段话的意思是:“鲜卑族人的习俗是善于骑马射箭,视战死为荣誉,他们的特产是角端弓。”

角端弓也称为复合角弓,是指用野牛、原羊等野兽的犄角制成弓梢的一种弓。这种弓制作精良,威力强大,制弓的技术和材料为当时其他民族所不具备,鲜卑人以此为豪。

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室韦原系蒙古语音译,为“森林”之意。其用作族称时,意为“林中人”。史学界也有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室韦是“鲜卑”的同名异译或别称。有关室韦族人的记载首见于汉朝时期的文献,室韦族人主要生活在嫩江、绰尔河、额尔古纳河、黑龙江流域。其始于5世纪的北魏时期,在金朝前期的11世纪,史书上已无室韦族活动的记事。室韦族的存在时间大约为6个世纪,其间,约在10世纪初期,因累遭契丹人袭击以及被契丹人征服等原因,室韦族的一些部落西迁南徙,采用了新的称号,逐步与其他民族融合、消失。

唐朝中期以后的文献中,又将室韦称作“达怛”。室韦-达怛人是东胡族人的后裔,是蒙古族人的先民。后晋时期刘眗(公元887~946年)等人主持编写的《旧唐书》记载:“室韦兵器有角弓桔矢,尤善射”,此处的桔矢,是指用长白山区的桔木制作的箭杆。

典籍文献中最早出现锡伯族名称的记载是发生在1593年的九部之战,这场战争亦称为古勒山(今辽宁新宾县上夹乡古楼村西北)之战、九部联军伐满洲。在九部之战中,后来成为清太祖的努尔哈赤击溃包括锡伯族部落在内的9个部落的联盟。此战的胜利,是努尔哈赤军事实力由弱变强的转机。在现存的清朝档案和历史文献《满文老档》、《满洲实录》、《清太祖实录》中,对九部之战的内容描述基本相同。

九部之战

明朝万历21年(公元1593年)9月,海西女真族扈伦四部落中的叶赫部首领布斋,纠结其他三部的哈达部、乌拉部和辉发部,长白山二部的珠舍里部和纳殷部,以及蒙古部落中嫩江三部的科爾沁部首领翁果岱、莽古斯、明安,锡伯部和瓜尔佳部,共计9个部落组成联军,发兵3万余人,军分三路,进攻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建州女真族军队。

一时间,辽东大地上旌旗蔽日、铁骑纵横、军鼓声声,九部联军陈兵浑河之岸,这场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大战处在一触即发的状态中。面对汹汹而来的九部强敌,被史料记为“仪表雄伟,志意阔大,沈几内蕴,发声若钟,睹记不忘,延揽大度”的努尔哈赤,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他根据当时敌强己弱的形势,首先派出将领兀里堪领兵侦察敌军的动向。兀里堪到达浑河南岸时,夜色已降,只见北岸上九部联军的兵营连成一片,营中灯火盏盏,密如夜空中的点点繁星;军械寒光闪闪,战马奔突嘶鸣,正在准备渡河翻越沙济岭发动进攻。

敌军的动向在夜半之时报到努尔哈赤帐前,他沉思片刻答到:“我已听说叶赫军前来进攻,今日果然如此。现在已过半夜,此时出兵,恐会惊扰百姓。传令诸将,明晨再行发兵。”说完此话,他立刻就寝入睡到梦乡之中。

夜阑人静,帐中的妃子富察氏却没有他这般大将风度。她夜不能寐,心中忐忑不安地推醒努尔哈赤,问道:“现在九部重兵来攻,岂是睡大觉的时候?”努尔哈赤笑道:“人在恐惧之时,当然睡不安稳。我当初听说九部来攻,因不知大战何时开始,心中不安。现在敌军已到面前,我反倒坦然了。如果我做过对不起叶赫部落的事,苍天自会惩罚我,我会感到恐惧。现在我上顺苍天之命,下安国家疆土,但叶赫等九部倒行逆施,却来攻打我们,苍天是不会保佑他们的!”说完倒头照睡不误。

次日清晨,努尔哈赤率众将士对天祝拜并激励自己的将士:“脱去臂上的护具,摘掉胸前的盔甲,不然在重铠的束缚之下,必然难以施展,不便与敌人生死搏击。即使受伤或战死,那也是天意,但最后的胜利必定属于我们!”

面对强敌,努尔哈赤正确地分析了形势,他对众将士说:“敌军劳师远征,兵将疲惫,我军以逸待劳,兵强马壮。敌军虽人多势众,但因属于九部联合,各部首领矛盾甚多,兵士皆为乌和之众,在战斗中必将互相观望,难以同心协力。我们只要集中兵力,重点打击他们的一两个首领,其余敌军必将丧失斗志而溃逃。这样看来,我军虽少,但只要大家团结起来,齐心奋战,定能获胜。”于是军心极为振奋。

夜过旦至,又是一天清晨。努尔哈赤引军来到浑河岸边的旷野上,自己登上了古勒山,命令军队据险布阵,整兵以待。当时九部联军正在攻打黑济格城。努尔哈赤先派勇将额亦都率百名骑兵前往阵前挑战。叶赫军见状停止攻城,前来迎击,但在第一次刀光之下即被斩杀9人。

叶赫部首领布斋伙同科尔沁部的翁果岱、莽古斯、明安三位首领重整旗鼓,指挥军队发动了第二次冲锋。努尔哈赤军如铜墙,阵似铁壁,稳若磐石,岿然不动。将士们按照“擒贼先擒王”的战术,窥伺着敌军的动向,寻机发动反击。只见叶赫部首领布斋驰突在军前,忽然其坐骑战马因撞在树木上而绊倒,将他掀翻在地。努尔哈赤军中壮士吴谈抓住时机,勇猛地扑了上去,挥剑就砍,布斋顿时血流如注,身首异处,命丧黄泉。

叶赫部士兵见首领身死,群龙无首,出现混乱。努尔哈赤抓住敌军破绽,乘势发动反攻,建州女真骑兵健儿挥动着寒光闪闪的刀剑,如山崩地裂般地冲向己经发生动摇的敌阵。此时科尔沁部的三位首领也被冲击得乱了阵脚,拨马返身而退。明安在仓皇之中误入沼泽,战马被陷,只好裸身骑上一匹没有鞍具的散马逃离战场。但翁果岱和莽古斯却没有这般好运气,都身陷重围之中不得脱身而被俘。

九部联军此时早己大乱,被杀得尸横遍野,四散奔逃。乱军之中,乌拉部首领布占泰也当了俘虏。努尔哈赤直追到哈达部柴河寨方才收军。

这场战斗,努尔哈赤以少胜多,打败九部3万余人的联军,斩杀敌军4000余人,缴获战马3000余匹,铠甲1000副以上,从此军威远扬。

努尔哈赤的用兵可谓巧妙,但他在运用政治策略上则更胜一筹。对于俘虏的科尔沁部首领翁果岱和莽古斯等人,努尔哈赤不予杀戮和侮辱,反予优待,赐战马披锦衣,让他们率领原来的部众回到原地,使其感受到自己的威德。这种军事打击与怀柔羁糜交替使用的策略,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之后,科尔沁部果然感恩戴德,翁果岱献上战马100匹、骆驼10峰,对努尔哈赤表示感谢。翌年(公元1594年),明安等人派遣使节与努尔哈赤通好,并深受礼遇,从此双方相互通使不绝。以后虽然亦有时战时和的局面,但在努尔哈赤的恩威并施政策作用下,科尔沁部终于成为了建州女真的友好睦鄰。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中,这种睦邻关系又发展成相互结盟,直至确立为君臣所属,并伴随了清代的始终。

清朝是锡伯族弓箭发展的鼎盛时期

清朝康熙31年(公元1692年),科尔沁蒙古人将锡伯族人、达斡尔族人等14458丁口“献给”清政府,以此换取白银,从此锡伯人被编入八旗,驻防在乌拉吉林(今吉林省吉林市)、伯都纳(今吉林省扶余地区)等地。此后,又移防到盛京(今辽宁省沈阳市,是清朝在公元1625~1644年的都城)所属的开原、辽阳、金州、兴京、抚顺等地,其中有部分锡伯族人被派往京师(今北京)满蒙八旗当差。

八旗最初源于满洲(女真)人的狩猎组织,是清朝旗人的社会生活军事组织形式,也是清朝的根本制度。明朝万历29年(公元1601年),努尔哈赤整顿编制,分别以牛录额真、甲喇额真、固山额真为首领,初置黄、白、红、蓝4色旗,编成四旗。万历43年(公元1615年)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4旗,八旗之制确立。满洲社会实行八旗制度,丁壮人战时皆兵,平时皆民,使其军队具有极强的战斗力。

清朝政府平定准噶尔叛乱(公元1690~1757年)、大小和卓之乱(公元1757-1759年)以后,因锡伯族人骑射精良,技艺出众,乾隆皇帝下令从东北沈阳等地征调锡伯骑射精兵1020人,携家属共计4000余名(内有路途上降生350余人,跟随而来405人),分成两个队,分别于1764年4月上旬和中旬自沈阳出发,赴新疆伊犁戍边屯垦,以巩固西北边防务。

西迁的锡伯军民从盛京(沈阳)出发,西出彰武边台,走克罗伦路,战风沙,抗洪水,忍饥挨饿,艰苦跋涉1年多时间,于1765年8月抵达伊犁惠远境内。伊犁将军随即将其原编10个扎兰队改编为6个旗。1766年春季,锡伯军民迁移到察布查尔地区,6个旗扩编为8个旗,组建锡伯营,成为“伊犁四营”(索伦营、锡伯营、察哈尔营、额鲁特营)之一。锡伯营是集军事、行政、生产三项功能于一体的组织。

在锡伯营经历的100多年历史进程中,锡伯军民曾经修筑8座“牛录”(满语“牛录”是“重箭”的意思)城,驻守18个边防卡,负责数千里边防巡逻任务。期间,锡伯八旗军民苦练骑射技艺。先后出征云南,驱逐缅甸入侵之敌;出征四川,征服大小金川的土司叛乱;歼灭新疆张格尔叛乱、收复南疆四城(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和田、叶尔羌四城);粉碎伊犁苏丹汗的割据独立、抵抗沙俄入侵等,在战斗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据清朝满文《月折档》记载,锡伯族中涌现出大批英雄人物。满文《月折档》是清朝军机处抄录满文奏折而成的编年体档册,每月一册,故称月折档。其记载了从雍正8年(公元1750年)至宣统3年(公元1911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民族事务等各方面的情况。

清太祖时期的费英东因骑射勇猛、战功卓著,被努尔哈赤称为以一抵万的英雄,顺治16年被列为诸臣之首;嘉庆年问的布彦图,猿臂善射,在平定张格尔叛乱时,冲锋陷阵,孤身射杀30余敌,其在木兰围场中因骑射出众,嘉庆皇帝特赏赐之孔雀翎,后被任命为西安将军;道光年问的萨凌阿“弓箭优良,射杀匪首10余人,屡立战功,受军功花翎,赐巴图鲁名号,升锡伯营副总管,其像置于紫光阁”;锡伯营总管德克精阿“作战儿次,作战勇猛,骑射出众,射杀贼匪39人,70岁时马步箭(馬步箭的意思是指箭术中的骑射和步射)可观,受赐之肃勇巴图鲁名号,其像置于紫光阁”……

清朝时期,在新疆、东北锡伯族聚居地设有官府的弓箭造办处,造办处有专职制弓的工匠,批量生产统一规格的弓箭。清政府曾多次为新疆的边防驻军补充弓箭兵器,仅在乾隆34年就一次性赶制329200把弓箭补充伊犁驻军,其中大部分装备于锡伯营。

清朝时期的锡伯族弓箭属复合双曲弓类。所谓复合,是指弓以牛角、竹木、动物胶、丝棉、原漆、牛筋、动物骨、皮革、金属丝等多种材料制成,弓的内胎为竹木,朝向射箭方向的外表面贴牛角,面对使用者的内表面贴牛筋,两端安装单独的弓梢。

所谓双曲,是指弓身从握持部向上、下弓梢的延伸段均呈双弯曲状。

锡伯族弓有“制胎、切角、粘筋、锉梢、整身、饰体、编弦、造箭、制袋、制扳、制臂”11道制造流程,230道制作工序,有一系列严格的锡伯语(满语盏京方言)工艺制造方面的术语,是锡伯族与其他兄弟民族长期交往、交流的智慧结晶。

锡伯族弓箭是其民族文化精神和历史的浓缩

弓箭孕育了锡伯民族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动力。锡伯族射手有一句名言:“人的一生如同射一支箭一样短暂,要射中人生目标,实现自己的理想,就要有一种专注的精神,克服名利和虚荣的干扰,做到身心合一、全心投入,方可命中目标,而不虚度此生。”这是锡伯族人射箭的意境和精神准则的体现。

在锡伯人的心目中,一把传世的弓箭既是一件强劲的工具,又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和吉祥物,更是民族文化精神和历史的浓缩。

锡伯族的民间体育有射箭、赛马、摔跤、角力、滑冰以及娱乐化的狩猎活动,其中的射箭和赛马具有悠久历史,是锡伯族人最热闹激烈、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

如今,官方和民间组织的锡伯族射箭比赛仍保留清朝时期严格的典章和射艺规范。射箭比赛按照八旗军制的要求进行,射箭比赛通常安排在春节、中秋节、“四一八”西迁节等民族节日期间进行,“以礼始,以礼终”是比赛奉行的准则。

东北、新疆等地的锡伯族人一直保留着纪念“西迁节”的传统,因为在1764年的农历四月十八日,准备西迁新疆的锡伯人和留居东北的锡伯族男女老少,聚集在盛京的锡伯族家庙太平寺,祭奠祖先,聚餐话别。次日清晨,锡伯族官兵及其家属,告别了家乡的父老乡亲,踏上了西迁的漫漫征程。

西迁节这一天,锡伯族的男女老少都要穿上盛装,欢聚在一起,弹响东布尔,吹起墨克调,尽情地跳起舞姿刚健、节拍明快的“贝勒恩”。姑娘们的“抖肩”柔美可爱,小伙子们的“鸭步”.惟妙惟肖,以表达对故乡的思念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

锡伯族人的射箭比赛有立射和骑射等项目,比赛用的弓箭有硬弓、响箭等。赢者披红戴挂,输者杀牛宰羊,置备酒宴向赢者表示庆贺。

锡伯族人的一生都是在弓箭的陪伴下度过的。旧时,锡伯族村村有箭场,家家有弓箭,视“神箭手”为无尚的荣耀。家中男孩一出世,长辈就会将一支木制小弓箭系挂在“喜利妈妈”上,预祝孩子将来成为一名能骑善射的勇士。小伙子向姑娘求爱,也要有高超的射箭技术才能博得姑娘的芳心。

被称为锡伯族女神的“喜利妈妈”并非是人形神位,它其实是一条长长的具有图腾意义的红色素绳,也称为“天地绳”、“长命绳”。喜利妈妈是保佑子孙繁衍和家宅平安的女神,“喜利”在锡伯语中的意思是“延续”,“妈妈”则是奶奶、老妪的意思。两者合起来的意思为“世系奶奶”,也就是说,有了女祖宗,子子孙孙才能不断地繁衍生息,一代接一代地传下去;其也包含保佑家宅平安和人丁兴旺之意。

喜利妈妈(红绳)上系有小弓箭、小箭袋、布条、嘎拉哈(嘎拉哈是锡伯族人对猪羊的小关节骨的称谓,汉族地区称其为“猪拐”、“羊拐”)、小靴鞋、摇篮、铜钱、木锹、木叉等物。

小弓箭表示男儿,添一男孩,两个嘎拉哈之间就系挂一张小弓箭;箭袋表示男儿长大之后,成为骑射能手;布条表示女孩,家中有几个女孩,就系挂几块布条;嘎拉哈表示辈数,即添一辈人,加一个嘎拉哈;小靴鞋、摇篮等表示子孙满堂;铜钱表示生活富裕;木锹、木叉等表示农业丰收。

喜利妈妈供奉在西屋内。平时将其拢在一起,用纸包好系挂在西屋的西北墙角上。每年除夕将喜利妈妈请下,将红绳拉开,把绳的两端挂在房椽上,从屋内西北角拉到东南角,摆上供品,烧香磕头。直到农历二月初二,再将喜利妈妈拢在一起,用纸包好,放回原处。

在锡伯族男孩出生的第3天,长辈要向天、地和东、西、南、北方向各射一箭,祝福男孩将来能顶天立地、立身四方。男孩长到4、5岁时,父母要给儿子制作一把小弓箭,进行放弓射箭的早期训练。男孩长到15、16岁时,在“伯力达”

(射箭教练)的辅导下进行吊臂压肩、以绳吊膀、平举重物等严格的正规习射训练。此外,锡伯族还编有射箭练功歌,以培养射手过硬的身体素质、道德素质和心理素质。男孩满18岁后,参加官方严格的骑射考核,达标者注册为“沃克津”,才有资格应征入伍,成为誓守疆土的战士。

锡伯人死后,安葬时也是伴着自己心爱的弓箭一同踏入“天国”。

弓箭就是这样陪伴着锡伯族人降生、成长,最后又与锡伯族人的灵魂和白骨熔铸为一体。

锡伯族弓箭在现今的传承

弓箭是锡伯族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展现了锡伯族的社会发展进程、文化渊源及特点,对锡伯族的影响深远。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民族之间的交往,锡伯族传统弓箭历经了多次变迁升华,起初用于射猎、军事的弓箭逐渐演化为民间竞技的工具,又再演化为现代射箭体育运动器材、收藏艺术品。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至今,锡伯族射箭运动员在国内外重大比赛中荣获多枚金牌、银牌和铜牌,为中国和新疆的射箭运动争得了无数荣誉。

据不完全统计,新疆锡伯族群众中涌现出国际级健将3名,国家级、自治区级健将近50名,他们创造了诸多箭坛奇迹,让世界认识了锡伯族。

过去,锡伯族人几乎家家都会自己动手制作弓箭,并将其在各类赛事中使用。但是在中华民国期间,锡伯营的弓箭作坊被关闭,民间制存的大量弓箭被收缴,由此造成制作锡伯族弓箭的手工技艺失传,由传统手工艺制作而成的清代锡伯族弓箭更是成为稀世珍品。

如今,弓箭体育文化运动推动了锡伯族弓箭制作技艺的恢复和发展。

1990年,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一家修理厂当模型工的伊春光退休。在儿子的建议下,他选择重拾锡伯族古老的手工制作弓箭技艺,开始了对锡伯族传统弓箭的研究。

在没有任何文字記录的情况下,重新拿起父辈制作传统弓箭的手艺谈何容易。伊春光为此花费大量时间查阅《天工开物》、《考工记》等史料和专业书籍,遍访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80岁以上的老匠人,把他们对制作弓箭的描述详细记录下来,再凭借幼年时看父亲制作弓箭的记忆,不断研究试验。

2001年,伊春光老人听说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体委有一把几百年前锡伯族人从东北西迁到伊犁时带来的弓箭,制作精美,便去细心观察此弓,发现其由野山羊的角、牛筋、桦树皮、鱼胶等材料制成,弹力很大。由于现在野山羊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伊春光就托人从南方找来了水牛角替代,东北的朋友又寄来桦树皮、牛筋、鱼胶……他以这把弓做样板,依样复制半点不敢马虎。经过200多道工序,冬天做弓胎,春天刨牛角,夏天扎牛筋,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就开始黏合所有的材料。终于,伊春光做出解放后新疆出产的第一把锡伯族传统牛角弓。

2003年,伊春光一手创办的“锡力旦”(锡伯语“箭”的音译)弓箭制作社正式成立。同年7月,他成功注册“锡力旦”商标,这也成为新中国第一个传统弓箭制作品牌。此后,从新疆旅游纪念品设计制作大赛到新疆巧手大赛、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锡力旦”频获殊荣。

2010年10月,伊春光被评为“新疆工艺美术大师”。2018年5月,文化部公布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名单,伊春光名列其中。

如今,他研制开发出6个型号系列的弓箭。最长的弓1.71m,最短的弓0.69m。传承中不乏创新,伊春光不断给自己的弓箭事业添加现代元素。伊春光还为自己制作的弓、弓壶等申请了7项国家专利、9项作品版权,并与儿子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弓箭文化研究网站“锡力旦中华传统弓箭文化研究网”。

在察布查尔县锡伯民俗风情园射箭厅,陈列有伊春光制作的多款锡伯族传统弓,让一直想为传承民族文化尽一己之力的他引以为荣。

他制作的传统弓箭有三类产品:一类是传统弓箭,射程较远,适用于民间射箭竞技比赛,保留着清代硬弓的特征;另一类是响箭弓,主要用于民间竞技比赛,响箭弓的箭射出后能在空中发出响声;还有一类是弓箭工艺品,具有外形美观、图案精致、制作精湛、包装精美等特点,体现了锡伯族工艺品的艺术风格和特点,同时又有现代工艺品的创意和理念。

伊春光有20多名徒弟,使传统弓箭“后继有人”。次子伊陈永就是其中之一,做生意的伊陈永不遗余力为弓箭的传承和发扬努力着。2012年,父子俩成立了新疆锡力旦科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通过文字、图片、影像等多种方式宣传非遗文化。如今,伊春光足不出户,收到的网络和电话订单已让他和徒弟们应接不暇。日本、美国等国的弓箭爱好者从网上了解到伊春光制作的弓箭后,也都慕名找到他订购弓箭。

2014年,他们的新疆锡力旦科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被评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基地”。同时,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基地评选中,他们的公司成为新疆首家获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基地的企业,获得了政府多项扶持政策。

2017年6月,父子俩尝试校企合作模式,入驻乌鲁木齐市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使传统弓箭技艺和文化得以推广。父子俩一直有个梦想:在乌鲁木齐周边开一家弓箭博物馆,内设射艺体验中心,弘扬传统射艺文化。这个梦想已经初步落地,他们与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初步达成协议,建立传统射箭基地,让爱好骑射的学生感受传统骑射文化魅力。

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还有一位今年已经70多岁的老人陶文新,其是祖传第四代锡伯族弓箭手工艺人。

陶文新制作的弓箭中,有多款响箭弓。其制作的响箭弓的箭头由兽骨制成,呈前尖后圆形。箭头上均布有4个小孔,箭离弦后,由于速度快,空气从小孔中穿过,发出响声。

陶文新制作的箭靶由马皮、毛毡制成,与清朝时期的箭靶形制相同。箭靶表面采用6色布做成布圈,靶心为红色。射手射中哪一圈,那个圈便会掉下来,比赛成绩便会一目了然。

陶文新制作的多款响箭弓中,每把弓配有5支响箭和1个用于响箭比赛的6色箭靶,体现了锡伯族民间手工技艺的风格和特点,深受用户的喜爱。

陶文新将弓箭制作技艺传给他的三儿子陶金兴,因此陶金兴成为其祖传第五代锡伯族弓箭手工艺人。2007年12月,联合国计划开发署与国家民委扶贫办、商务部国际技术交流中心在乌鲁木齐举办的中国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扶贫示范工程项目启动会和民间手工艺品展示会上,陶金兴展示由他父子俩制作的弓箭,受到中外行家的青睐。

陶文新父子制作的弓主要使用红柳木、大叶白蜡木、洋槐木、榆木等木料以及牛筋等材料,大型弓要将10多块不同尺寸的木头粘合在一起,每块木头都要有一定的拉力和弹力,并且不易变形。这些材料的加工需要集切、锯、刨、削、磨、弯曲、打光、粘贴、整合、装饰等多种工艺为一体,需要多道工序的加工。

陶文新父子制作的弓一般长1.80m,可以射200m远。这种弓箭的制作程序和关键流程,完全依仗于工匠自己的精湛技艺和平时积累的经验,往往以眼为尺,以手为度,很少有具体数据作参考。制作一把弓需要利用上百件专用工具,对20多种天然材料进行手工加工,通过近100道工序,历时20多天才能制成。

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中华弓箭文化博物馆内设有天山弓坊,其是锡伯族弓箭制作技艺传习所,也是弓箭艺人赵玉书的工作室。

木匠出身的赵玉书今年60多岁,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级锡伯木轮车传承人,但随着时代的变迁,木轮车已被更便捷的交通工具取代。自小喜爱木工活的赵玉书不愿放弃自己的爱好,为了生计,2012年他开始改做锡伯族传统弓箭。

赵玉书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木匠。赵玉书自小在父亲的工坊里长大,4、5岁时就可以用木头制作小玩具。9岁那年,赵玉书为自己做了一把木质的勃朗宁手枪,“那是小时候最好的玩具”。回忆起儿时做弓箭时的场景,赵玉书历历在目:“找粗一点儿的木棒,先搓细、拉弯,再绑上绳子,劲还挺大。”与兄弟姐妹在自家院子里比赛射箭是赵玉书儿时最喜欢的游戏。

高中毕业后赵玉书成了一名木匠,从制作家具到木轮车,再到传统弓箭,无论在哪一个领域,赵玉书都能够很快地成为这一领域的行家里手。

赵玉书制作的锡伯族传统弓箭,根据材质不同,售价在1500~3000元之间。之所以有这样的售价,是因为其制作的锡伯族传统弓箭选材严格,制作工艺较复杂。弓身需选用材质好的硬质木材,贴在弓身上的动物角必须是年长且没有裂纹的,用来粘合的胶必须是人工熬制的鱼胶,制作弓弦的牛筋需经过充分暴晒后,再用木槌进行人工捶打,靠多年积累的手法撕成細丝。在材料准备充足的情况下,其制作一把传统角弓需要耗费半年至一年的时间。

编辑/曾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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