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一夜变脸”的外国译名

袁野

3月16日，白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发文，要求更改该国的中文名称，称“汉语中‘白俄罗斯这个错误的国名，使很多中国人怀疑对方说的到底是哪个国家……要把我国名称翻成中文的话，那就应该用‘白罗斯这个词，即把现在的名称去掉‘俄字”。

除了“白罗斯”，还有哪些耳熟能详的译名在一夜间变脸？它们背后有何规律可循？

“名从主人”体现出尊重

“白罗斯”此次发出请求后，中国学者展开了热烈讨论，多数人倾向于认同外方说法，认为“白罗斯”从语音上还原了“Belarus”本来的读音，“白俄罗斯”的译法应该算是早年的翻译失误。按照“名从主人”的原则，为这个东欧国度更改中文译名是妥当的。

关于翻译标准，大家都对严复提出的“信、达、雅”耳熟能详。具体到国名、地名、人名、机构名等专名翻译，基本原则是“名从主人、约定俗成、名从权威”。

“名从主人”指的是对外国人物或机构自取的中文名应当予以尊重，如美国汉学家John King Fairbank既然已经取名“费正清”，就不应再称他为“约翰·金·费尔班克”；这项原则也指应根据人物所属族裔的母语发音翻译，如投资界大鳄George Soros是匈牙利移民，严格来说，他的姓氏应该按匈牙利语译为“绍罗什”而非“索罗斯”。

“约定俗成”，主要指外国专名的译法应当沿用定译，也就是“先入为主”。荷兰Hague译为“海牙”、美国Hawaii译为“夏威夷”，都是沿用多年的习惯译法。

至于“名从权威”，顾名思义就是要选择权威机构的译法。

虽然专名翻译要遵循以上三大原则，但三者孰轻孰重并无一定之规，通常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韩国首都Seoul的更名就是典型案例。2005年，时任汉城市市长李明博宣布汉城的中文名称改为“首尔”，随后，韩国方面通过官方渠道要求中国跟进。“汉城”是历史故称，本应遵循“约定俗成”原则，但中国经过慎重考虑，还是同意了韩方要求，“名从主人”原则胜出。不过，对于韩方将韩国国家元首（President）的中文称谓改为“大统领”的要求，中方并未接受，仍然称为“总统”。

绝大多数时候，中国愿意尊重外国的选择，西非国家科特迪瓦的更名就是这样。科特迪瓦（C■te dIvoire）在法语中的意思是“象牙的海岸”，不少地方都曾用意译称呼该国：中文是“象牙海岸”，英文是“Ivory Coast”。1985年10月14日，时任科特迪瓦总统费利克斯·乌弗埃一博瓦尼要求各国统一按法语发音称呼本国，也就是从意译一律改为音译。自当年12月31日起，联合国开始采用“科特迪瓦”的译名，各国随即跟进，这就是“名从主人”。

二战后，新独立的国家纷纷改掉殖民时代的旧称，反映在中文译名上，包括“锡兰”改名“斯里兰卡”，“黄金海岸”改名“加纳”，“罗得西亚”改名“津巴布韦”，“（原比属）刚果”改名“扎伊尔”，之后又改为“刚果（金）”。“缅甸”的英文名由Burma改为Myanmar，不过中文称谓未改。约定俗成还是将错就错？

大部分国家和城市中文译名的改变是对方主动要求的。如果外方无甚意见，那么中文译名的首要原则当属“约定俗成”——毕竟，改变多年来习惯的称呼是件麻烦事。这个道理对各国都一样。

1978年，中国曾要求各国政府及学术、出版机构使用汉语拼音称呼中国地名，如改Peking为Beijing、改Canton为Guangzhou，但直到今天，混用的情况依然常见。

澳门的英译名Macau也是约定俗成的产物。澳门二字在粤语里的发音是“Ou Mun”，与Macau相去甚远。追根溯源，16世纪，初到澳门的葡萄牙人问渔民这是什么地方，渔民随口答日“妈阁（Maa Gol）”，葡萄牙人遂以为这就是当地本名，与“几内亚”（当地土著语“我是女人”）和“加拿大”（土著部落名）情况相似，闻一多的诗作《七子之歌》曾提到这段典故。澳门于1999年回归中国，但Macau已深入人心，所以就“将错就错”了。

同样“将错就错”的还有很多外国人名。如“艾森豪威尔”“鲍威尔”“安妮”和“贝克汉姆”按照中文阅读习惯增加了字音，而非根据实际发音译为“艾森豪尔”“鲍尔”“安”和“贝克姆”。

一些外國公司也继续使用不准确但好听的旧译名，如美国快餐公司McDonalds刚刚进入中国时曾用名“麦克唐纳”，后来改成了粤语音译“麦当劳”；美国石油公司Mobil曾译“莫比尔”，后来改成了清末和民国时期的“美孚”。至于“蝌蚪啃蜡”“本茨”和“巴依尔”，显然不如“可口可乐”“奔驰”和“宝马”讨喜；相比之下，日本豪车“凌志”改称“雷克萨斯”虽然更贴近“LEXUS”的本音，但“味道”弗如远甚。

不当译名就在你我身边

名字是历史和文化的产物，如果不清楚它们背后的奥秘、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在翻译时就难免贻笑大方，甚至造成误解。有人认为，“白罗斯”此次要求改名，就是因为原来的国名总让人以为还有“黑俄罗斯”，甚至误以为该国是“俄罗斯的某一片区域”。

翻译带来的误会经常影响深远。20世纪70年代，信息技术浪潮在西方方兴未艾，当时的一些中国译者误将“Intel Technology”译为“情报技术”，徒增困扰。英国的伊顿（Eton College）和哈罗（Harrow School）总是被加上“公学”的后缀，导致不少人把这类贵族私立学校和面向大众的“公立学校（public school）”混淆。

创刊于1930年、每年都要评选世界企业500强的Fortune杂志在中国长期被译为《幸福》，光看名称还以为是生活类刊物。直到它1996年开始发行中文版、官方定名《财富》，错误译名才走入历史。

莫名其妙的译法在文学领域也时有耳闻。小说《To Kill aMockingbird》在中国广为人知，Mockingbird专指“嘲鸫、反舌鸟”，1983年的中文译本也正确地译为《枪打反舌鸟》。可不知为何，此后的译本和电影名称变成了《杀死一只知更鸟》，而知更鸟和反舌鸟无论是外观还是种属都完全不同。连专业学者都不知道这个“明知故犯”的误译到底是怎么出现的。

军事方面最有争议的译名当属美国海军的“企业（Enterprise）”号。Enterprise的最常用含义当然是“企业”，但用“企业”来对应一个美国海军传承两百余年、曾多次指代威力巨大的航空母舰的舰名，似乎不太恰当。最后，美国人自己解决了这个中文翻译的难题。在2012年12月老一代“企业”号的退役仪式上，美国海军宣布第三艘“福特”级航母的名字仍将是Enterprise，在美国官方的中文报道中，该舰被译为“进取”号。

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翻译问题怪不得中国译者。美国顶尖高校 的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习惯上被译作“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事实上，该校应该叫作“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后者是该校捐资人的名字。可是，作为人名，Johns非常罕见，即使以英语为母语者也经常把它与常见的教名约翰（John）弄混。1888年，美国文豪马克·吐温就曾以揶揄的口吻建议霍普金斯大学改名：“人们可不会对一所连名字都没写对的学院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