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奇葩说》看公民理性的培养

童肇勤

摘 要：本文以网络自制语言类节目《奇葩说》为对象，分析说明了《奇葩说》如何突破罐头思维，用说理而非宣传的方式影响主要受众群体，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公民理性。

关键词：网络自制节目；公民理性；罐头思维；说理

《奇葩说》是一档网络自制语言类节目，由爱奇艺出品。节目以辩论为外在形式，就青年人关注的话题进行讨论。现场观众在辩论开始前初步选择一个立场，在听辩论的过程中可以变换立场，最后根据观众跑票的结果来评判一位辩手的成绩。该节目一开播，就受到极大欢迎。每一季点击量轻松破亿，招商额也年年递增，尤其去年第四季总的招商额更是接近了4个亿，取得了口碑和收视双丰收，被称为“国内网综鼻祖”、“国内招商额最高的网综”。节目如此火暴的现象背后，我们要看到它对于带动整个社会公民理性的培养的意义。

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由于网络空间的匿名性和平等性，因而网络中各种意见的表达较之以往更加开放。网民们在互联网论坛、社区和各种社交软件中的空间里无拘无束地发表评论和意见。而这其中就存在很多非理性说理，例如评论立场偏颇，不讲逻辑，对于和自己不同的意见进行谩骂、诋毁、蔑视或嘲弄。网络舆论场里的暴力倾向急需得到纠正，非理性话语的蔓延需要得到遏制，真正有来有往、各抒己见的讨论要得到提倡，以增进公民理性。《奇葩说》节目辩论中表现出来的对多元化价值观的包容、对异己观点的理性说服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的受众，在培养公民理性方面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一、突破罐头思维

据统计，《奇葩说》 一、二、三、四季辩题共计95个，辩题类型大致分类分布如下表：

从表中可以看道，婚恋类的辩题有35个，占了三分之一强，其次是日常生活类的辩题。多数和当代青年的心理、生活和社会热点联系密切。很多辩题本身谈不上对还是错，立场的选择主要涉及每个个体的不同抉择。选择的空间很大，并不是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而具有更多的灰色地带的多样化可能性。因此，辩手和观众可以从更多不同的观点和立场去表达、说理。正如徐贲在《明亮的对话》中所指出的：“社会生活中的大多数关于社会、政治、文化、学术、艺术等的说理是不需要得出一个最终结论的。这些说理是多元的、开放的、不断进行的。”[1]《奇葩说》从辩题的选择开始到辩论过程和结果都很好地践行了这一理念。

已经播出的节目中，有一部分辯题引起较大争议，讨论也很激烈。比如：“举报同学作弊导致对方被开除，我错了吗”、“不要脸是坏事吗”、“虚伪是好事吗”等。一看到这些话题，很多人很容易根据自己的生活阅历和知识结构，不假思索地心中已经有了某种立场和现成的答案。这种思维也就是斯泰宾在《有效思维》中所说的“罐头思维”。就是说面对复杂、多变的事情时，人们往往会根据已有经验或现成的表述找到了方便的答案，感觉到了掌握局势的力量。久而久之，很容易就习惯于不假思索地接受一些不动脑筋的简明论断。然而，在《奇葩说》的相关辩论中，受众却听到了不一样的回答和思辨过程，并被打动（从现场的跑票行为可以看出），发现了原来可以从更广更多地视角去思考这些问题。

例如：第一季第五期的辩题是：举报同学导致对方被开除，我错了吗？

正方观点主要是：举报作弊时要看作弊人的原因是什么，作弊的不一定是坏学生。人生并不是所谓的非黑即白，还有很多模糊的灰色地带。如果因为一些模糊的界限，就让别人毁掉一生，那我们可不可以不要举报作弊，而用另一种更温和的可能更恰当方式去告诫他，而不是举报。

反方观点是：谁才是真正作弊的受害人？你不举报作弊的人，有可能离开的就是另外一个真正的好学生。如果要为作弊找理由是找不完的。举报的行为是对的，只不过开除是学校做的一种评判。当我们在举报别人尤其是自己的好朋友时我们需要很大的勇气。在面对是非黑白时，我们要确认黑就是黑，不能被所谓的灰色地带有所蒙蔽。

这个辩题的正反双方通过列举文学作品（《哈利波特》）中的例子、人生经历、用类似案例进行归谬等，带着观众进行了思考。对这一辩题的思考角度从单一的对错，拓展为在某些情况下的行为选择。

《奇葩说》的多期节目中讨论的辩题都充分引起了受众的关注、思考与争论，线上线下受众通过各种语言互动，去刺激、协调、启发并建构彼此对世界的认同。在百度贴吧“奇葩说吧”里经常可以看到一期节目播出之后，受众继续在贴吧里的激烈争论。

这恰恰说明了《奇葩说》节目一直以来的讨论中，多元的文化和各种不同的想法的碰撞让受众对许多固有事物的看法产生偏移。节目关于某个话题的辩论不是为了说服，而是为了启示，告诉观众：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独立的思考和判断，并且这种思考和判断是建立在详实的论据基础之上的。

二、说理而非宣传

徐贲在《明亮的对话》一书中说：“理性话语的价值观是与他人平等、尊重、以说理相待的关系，并在这个基础上不羞辱他人、不欺骗他人、不歧视他人、不伤害他人，不使用任何暴力（包括语言暴力）对待他人。”[2]说理不是吵架，是要通过交流、说服来达成共识。说理目的是为了尽量消除人际意见对立，化解分歧。在公共生活中的“说理”是一种理性的交流，是表达看法、解释主张，并可能对别人有说服力的话语形式。宣传则不然，宣传恰恰对人们的独立人格和思考能力有所损害。因为宣传的目的往往是希望所有的人都有相同的想法，通过强势的灌输，达到使被宣传者不经过积极思考和独立判断而被动接受。事实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时候，不由分说用一个已然存在的、有强制力的结论来解决争议是不可靠的，应该有一个不同观点被认同的过程。

《奇葩说》刚开始播出的时候，曾经宣称这是一档90后为主要受众的节目。随着近几十年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网络技术的快速生长，90后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比70后、80后更加关注公正、公平，对新事物、新思想更加敏锐。根据2015年4月17日《人民日报》的深度报道《90后，来了》对90后的调查，相对而言，90后对权威不那么迷信，思想上更具怀疑和反叛精神。随着时代语境的多元化和包容性，90后视野更加开阔，人生选择更加丰富。这样的一个群体不太能接受价值观和思想宣传的自上而下的灌输和命令式的话语传播方式。

《奇葩说》充分关注到了自己的主要受众群体的接收特点，讨论中选手们和导师都遵循了尊重多元、理性思辨的原则。亚里士多德演讲三原则——Ethos（道德）、Patos（情感）、Logos（逻辑）在《奇葩说》的辩论中得到充分的应用。辩论的双方或者讲故事或讲述一些个人经历以情动人，或者分析思想逻辑以理服人，或者旁征博引以德服人，从各个角度对自己所持方观点进行了激烈的交锋和观点的碰撞。节目打破了传统的辩论类节目的很多规则和行为规范，在形式方面，相对随意许多。比如选手的发言可以随时被打断、奇袭，选手也可以随时反击、反驳对方。正反双方观点的冲突、思想的碰撞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但是每一次选手的讨论和发言都论据充足，都能打动相当一部分现场或者场外受众改变自己的观点和立场。

例如第一季第十二期的“要不要牺牲贾玲救大家”。这次讨论更近乎一场哲学的辩论。很像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在哈佛大学公开课《公正：该如何做是好？》的内容里曾经讨论过的那样。第一时间很多人选择支持正方观点，为了救多数人而牺牲贾玲。而在后来的讨论中，支持正反方的人数非常接近。正反方和受众都认真倾听每一次发言者观点背后的依据和原因，思考判断他或她的论据是否充分，逻辑是否严密，观点是否经得起质疑。而不是简单的表明立场，进行投票。听完选手发言，或许有人会仍然坚持自己的初衷，或许有人会受到别人的启发而改变了立场。可能讨论的结果并没有说服哪一方，但是当人们发现自己曾经坚信的事情动摇的时候，说明自己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

节目导师之一蔡康永在第二季最后一集开头的时候，发言说：“你的立场没有那么坚定，也没有那么值钱，没有什么立场是你值得抱着它活一輩子到死的，你只要碰到几个会说话的人，翻来覆去地讲，你的立场不要说是三天改变，三分钟就改变了。”这段发言的后面蔡康永又说：“答案不重要，问对的问题永远是最重要。”的确，很多现场观众，随着双方选手的辩论进程，立场不断地有反复。但是在这样的反复中，人们学到了一点——那就是学会思考，每一次立场的改变是经过了自己的思考的，而不是被牵着鼻子走的。《奇葩说》是有自己的价值观的，那就是承认世界的复杂，提倡包容、尊重、多元，但是《奇葩说》的表达不是一味地说教，而是通过观点的交锋、逻辑的论证来让受众改变并接受的，这就是说理的力量。

当下的中国社会面临着改革的不断深化，面对复杂的时代语境，我们需要一个更加理性、更加多元、更加包容的思维和看待问题的方式，要拒绝简单化、标签化、情绪化，抵制语言暴力和思想暴力。《奇葩说》节目的收视过程，让受众不断了解新的观念，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不断发现自己思想的转变，不断发现新鲜的社会和世界，明白很多事情没有标准答案。理性地交流、表达看法、解释主张，才可能对别人有说服力。《奇葩说》就这样在潜移默化中，培养着受众的公共理性。

参考文献：

[1]徐贲，明亮的对话[M].中信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第309页.

[2]徐贲，明亮的对话[M].中信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