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孔方兄”时代货币政策手段综述

张帅 张皓南

【摘要】中国孔方兄时代货币政策手段综述，即中国铜钱流通时代货币政策手段综述。在本文中，笔者结合钱币学，历史学，经济学方面的知识，系统性，综合性的总结了我国古代铜钱流通下货币政策手段的种类及特点。并运用古代货币金融的史实加以论证。内容中若有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关键词】中国古代货币政策 方孔铜钱 扩张性货币政策 紧缩性货币政策

孔方兄是我国古代文人雅士对我国方孔铜钱的雅称，鲁褒《钱神论》中就提及：钱之为体，有乾有坤。内则其方，外则其圆。其积如山，其流如川。动静有时，行藏有了。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难折象寿，不匮象道。故能长久，为世神宝。亲爱如兄，字曰孔方。

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进一步巩固大一统局面，始皇下令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为半两方孔钱。就这样，方孔铜钱从秦代一直沿用到清末民初，在我国古代货币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一枚枚孔方兄，他是中国古人外圆内方、中庸思想的体现，是中国古代政通人和盛世的见证，是王朝兴替的无情诉说，还是中国历朝历代货币政策的有力佐证。

谈起货币政策就不得不提及非信用货币和信用货币。非信用货币又叫称量货币，比如汉代的上币马蹄金，麟指金，宋代的银铤，明清的纹银等。他们都是称量货币，受贵金属存量的制约，他们无法满足统治者对货币政策的调节，长期流通下会导致通货紧缩的难题。而信用货币则不同，国家可以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对症下药，通过信用货币，制定扩张或是紧缩的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调节。纵观古代铜钱货币的演化史：从秦代的记重钱半两钱到汉代的五铢钱，再到唐代的通宝制钱开元通宝，及其以后宋、元、明、清的通宝制铜钱都是信用货币。所以他们就可以执行统治者的货币政策。

而古代的货币政策与当代的货币政策也有不同之处。

当下央行是通过政策传导机制实施货币政策。从三大政策性工具（公开市场业务、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到操作目标、中介目标，最终实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稳定物价，国际收支平衡的最终目标。{1}实质上，当下的货币政策调整的是利率和货币的供应量。

古代的货币政策则是通过发行虚币大钱、开放钱禁、钱币回笼、打击私铸、铜钱减重等措施来调整货币的供应量来达到稳定物价和调节国民收入再分配的目的。

而古代的货币政策与当下的货币政策相同的是它任然可以分为扩张性和紧缩性两大类。（如图一）

下本便就古代的扩张性和紧缩性货币政策展开分析，研究其具体手段，并用史实进行论证、分析。

一、扩张性货币政策

纵观中国古代经济史，在下列情况下，统治者便会采取这种政策：一是商品经济发展，流通中的货币量不能满足时。二是统治者需要恢复生产，刺激经济发展时。三是政局动荡，战乱频发，当局者需要筹集军饷时。四是国家出现钱荒，流通中的货币严重不足时。五是封建王朝出现财政赤字时。

古代当局者执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根本在于扩大流通中的货币量，增加通货。具体政策性手段便有以下几种：

（一）发行虚币大钱，增加货币名义发行量

1.唐代安史之乱中的虚币大钱。唐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太子李亨于公元756年在灵武为朔方诸将所推而自行登基。由于当时肃宗李亨政府财政吃紧，又急需军饷平定叛乱，于是唐肃宗李亨不得不在乾元元年，铸造了虚币大钱乾元重宝（乾元取自《道德经》大哉乾元，统领万物），用于军饷发放。

乾元重宝的发行虽然解决了唐王朝在安史之乱下的财政问题，但是也给国家带来了通货膨胀的恶果。米价从玄宗天宝五年的13文/斗{2}，到了肃宗乾元三年竟然涨到了1500文/斗的天价{3}，通胀问题不言而喻。

2.内忧外患下清咸丰时期的虚币大钱。咸丰年间清王朝已是风雨飘摇。此时的大清国早已不是那辉煌的康乾盛世时期，这时清王朝已到了白莲烽火、太平天国的道咸衰世。

在咸丰时期，清政府更是面临着内忧外患，内有太平天国，外有割地赔款。于是在咸丰三年，清政府不得不采取发行虚币大钱-咸丰重宝的方法来度过财政难题。在此期间，铸造有当五，当十，当五十，当百，当千等咸丰重宝。

大钱流通下给国家经济带来了诸多问题，首先，由于虚币大钱的实际价值和名义价值相差甚大。制钱每千文约重6斤，而当千的虚币大钱仅重2两，即制钱一千文的铜材可铸造48枚当千咸丰重宝。这样巨大的铸币利差的驱使下，引起了民间的私铸。这严重破坏了货币市场秩序。

此外，由于清政府把发行大钱当做弥补国家财政收入不足的手段。因此货币的发行数量不是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量，而是财政需求，以致货币发行量超过客观经济需求，引起了币值的降低，物价的上涨。以云南为例，当十咸丰大钱发行初期，“每文犹可3、4用，继不过1、2用。”可到了咸丰八年，“市面视大钱为无用之物，更不值一文用矣。”{4}

（二）开放钱禁，允許民间私铸

1.刘邦让民铸三铢五铢钱。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后，天下云集效应，豪俊并起。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后势力逐渐壮大与西楚霸王项羽形成了楚汉对峙的局面。

在公元前205年，刘邦下令让百姓铸造小钱，将十二铢的半两钱减重为三铢半两。因为铸币有铸币利差的存在，所以此举让利于民，极大地为刘邦争取了民心，同时又可以将大变小，将少变多，增加了货币的名义发行量，解决了刘邦军团的财政问题。

此外，刘邦将这些三铢半两派人带到项羽后方，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良币见效，极大地扰乱了项羽后方的稳定局势。可以说三铢半两的发行为刘邦赢得楚汉战争的胜利，发挥了一定意义上的作用。{5}

但是货币减重，使得“币轻而万物重”，引起了物价的上涨。以米价为例，一石米在始皇大一统时期，价格仅为30钱。楚汉相争时期，为5000文。到了汉初，米价竟然达到了10000文/石的天价。{6}

2.南朝私铸钱。在南朝时期，政府对于民间私铸铜钱的行为采取了放任政策，以至于私铸之风喧嚣尘上。私铸钱十分恶劣，如史书中所记载的“鹅眼钱”、“铤环钱”等。最恶劣的铤环钱“入水不沉，随手可破，十万钱不盈一掬。”官铸钱币和私铸钱币并行流通，劣币驱逐良币，市场被劣币所笼罩，物价飞涨，百姓痛苦不堪。为了逃避通胀的灾难，此时百姓纷纷重新操起实物货币。

（三）铜钱减重，以发行更多铜钱

董卓小五铢。东汉末年，军阀割据，豪强并起。在黄巾起义后，董卓带兵入洛阳，控制朝局，废少帝，立献帝。其挟天子，自封太师。同时董卓贪婪无比，毁坏金人铸造轻小五铢，自然致使流通中的货币大增，五铢钱制度被彻底破坏。至此物价飞涨，一斛谷值钱数千万，钱货不行{7}。长安和洛阳的百姓生活在通货膨胀的水深火热之中。就这样董卓渐失民心，在一片讨伐声中，被吕布所杀。

（四）释放货币

唐代会昌开元通宝的发行

唐建中元年，政府实施了两税法，税租货币化。可凡事都有两面性，正是因为税收货币化，市场流通中的货币出现了短缺，唐王朝就此进入了六、七十年的通货紧缩。

鉴于这种情况，唐武宗于会昌五年下令回收全国寺庙中的铜像等铜器，将其熔铸，发行会昌开元，释放货币流量，有效的缓解了当时的通货紧缩局面。{8}

二、紧缩性货币政策

纵观中国古代经济史，在下列情况下，统治者便会采取这种政策：一是流通中的货币过多时。二是王朝初期需要稳定物价时。三是统治者需要打击恶钱，维护市场秩序时。

古代当局者执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根本在于缩小流通中的货币量，减少通货。具体政策性手段便有以下几种：

（一）发行足值货币，重如其文

隋代开皇五铢。公元581-589年，杨坚先后灭掉北周、南陈，创立隋朝，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局势，史称开皇之治。

在货币政策方面，为了结束五铢钱的混乱局面，隋文帝采取了紧缩性政策，于581年铸造新型五铢钱，文曰“五铢”，重如其文，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由此“钱重而物轻”，有效的稳定了物价，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同时新型五铢钱正反面皆有周郭，也起到了防止民间剪边盗铸的作用，有效的维护了新币种与通货紧缩政策。所以《隋书.食货志》也曾记载：自是钱货始一，所在流通，百姓便大。{9}

（二）政府严厉打击民间私铸、盗铸钱币

1.汉武帝时期打击民间私铸钱币。西汉初年，由于国家多次对铸钱采取放任政策，使得民众和郡国大肆铸造钱币，物价飞涨，诱发了通货膨胀。同时著名的吴楚七国之乱的爆发，也是因为吴王刘濞坐拥铜山，私造私钱，才有了实力发动叛乱。

所以到了元鼎四年，汉武帝听取了大司农桑弘羊的建议，决心整顿币制，下令废除郡国的铸币权，将铸币权收回中央，以上林三官五铢为全国唯一法定货币，严厉打击民间私铸，盗铸。就这样有效的平定了物价，巩固了专制主义中央王朝的统治。

2.萧齐政权禁私铸钱币。在南北朝时期，萧齐政权考虑到刘宋政权通货膨胀的前车之鉴。于是肉食者采取了从紧的货币政策，禁私铸，唯古钱。渐渐国家便出现了“物贱钱贵”，通缩萧条的现象。{10}

（三）货币回笼

唐高宗时的货币回笼。唐高宗仪凤四年（679年），由于此时货币减重，货币发行量增多，货币实际价值下降，物价飞涨。米价在高宗麟德三年（666年）才5文/斗，到了仪凤四年竟然涨到了100文/斗。{11}百姓生活的艰辛可想一般。

此时唐高宗便采取了以糙米换恶钱的办法，一斗糙米换一百恶钱，进行货币回笼。此举对当时居高不下的物价起到了一定抑制作用。

三、结语

中国古代的货币政策是我国古代先民的智慧结晶，其中包含了他们经世济民的伟大思想。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所以说古代的货币政策对我们当下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借鉴意义。纵观中国古代史，如果说货币政策实施得当，那么便会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缔造出政通人和，长治久安的盛世。反之，货币政策有失偏颇，那么就会导致经济的衰退，政局的动荡，甚至王朝的灭亡。

贾山曾说；“钱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贵。”货币政策与千万民众，家庭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所以为政者岂能不慎乎？

注释

{1}蒋先玲编著.《货币金融学》，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295页。

{2}《新唐书.食货志》。

{3}《旧唐书.肃宗纪》。

{4}孔晖.《历史沉浮—中国历代通货膨胀录》，中国金融出版社，2017年7月第一版。

{5}石俊志.《中国货币法治史话》，中国金融出版社，2014年1月第版，19页。

{6}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群联出版社，1954年，161页。

{7}肖茂盛.《中国货币文化简史》，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4月第一版，44页。

{8}孔晖.《历史沉浮—中国历代通货膨胀录》，中国金融出版社，2017年7月第一版，41页。

{9}孔晖.《历史沉浮—中国历代通货膨胀录》，中国金融出版社，2017年7月第一版，29页。

{10}孔晖.《历史沉浮—中国历代通货膨胀录》，中国金融出版社，2017年7月第一版，37页

{11}《大唐通典》卷7。

參考文献

[1]石俊志.中国货币法制史话[M].中国金融出版社，2014.

[2]千家驹.中国货币演变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5月第2版.

[3]姚遂.中国金融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

[4]张艳花.中国古代的货币政策——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石俊志[J]中国金融，2014年12月刊.

[5]孔晖.历史沉浮—中国历代通货膨胀录[M].中国金融出版社.2017年7月版.

[6]蒋先玲.货币金融学[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

作者简介：张帅（1995-），男，汉族，四川自贡，四川大学锦城学院金融学专业学生，钱币收藏爱好者，曾在校举办个人古钱币展，展览曾报道与新华网、人民网、中国网、中国青年网、四川在线等新闻媒体；张皓南（1997-），男，汉族，四川乐山，四川大学锦城学院会计学专业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