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法利夫人形象来源探析

2018-08-29 11:00刁艳平
北方文学 2018年23期
关键词:包法利夫人福楼拜形象

刁艳平

摘要:包法利夫人的形象创作的来源主要有两种:一是来源于福楼拜身边的新闻素材;二是来源于福楼拜个人的生活与情感体验。这两种说法本身都缺少基本的事实依据,通过对这两种说法的探源,也可以从中发现包法利夫人形象本身所具有的艺术张力。这正是包法利夫人形象得以成为世界文学史上鲜明又神秘的女性形象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包法利夫人;形象;福楼拜

“包法利夫人”形象最早出自于法国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1856年发表的小说《包法利夫人》。这个在世界文学史上都赫赫有名的包法利夫人的形象来源于何处,这一直是批评家们乐此不疲的研究切入点,众说纷纭也让这个形象的来源变得更加神秘。到目前为止,学界对于该形象的来源主要分为两种:一是源于“德拉玛尔夫人”的故事,二是源于“包法利夫人就是我”。

一、“德拉玛尔夫人”故事

俄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过:“没有生活原形或者现象就没有艺术创作的源头和灵感。”因此很多评论家认为,文学人物形象的创作与日常生活见闻是密不可分的,那么包法利夫人这个经典形象自然也不例外。关于该形象来源的说法之一,是据福楼拜的好友杜刚在他的《文学回忆录》中曾指出,包法利夫人这个形象来源于他和布耶在和福楼拜谈话时,布耶点出德拉玛尔夫人的故事,为福楼拜提供了创作的真实素材。

“德拉玛尔夫人”的故事刊载于当时法国鲁昂1848年的当地报纸:德拉马尔是福楼拜父亲医院里的一个学生,后去地方小镇做了医生,他的第二任夫人古杜瑞耶,天生嗜读小说,生活奢华,瞧不起自己的丈夫。在她的婚姻生涯里,先是出轨于一个情夫,后来情夫去了美国,这段感情也便不了了之。随后又认识了一个律师的书记,为了奢靡的生活使她负债累累,最后书记也抛弃了她,这逼使破产的德拉马尔夫人不得不服毒自杀。在她死以后没多久,德拉马尔耶也自杀了,只留下一个可怜的小女儿。

在我国,包法利夫人形象来源于“德拉玛尔夫人”新闻的这种说法首次出现于李健吾于1935年在出版的《福楼拜评传》。李健吾在评传中写道:“见于当时鲁昂报纸”,并对此做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在此之后,我国的诸多中文译本的序言中肯定了这种创作来源,例如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李健吾译本中艾珉所做的序言、许渊冲在其1992年于南京译林出版社所出版的《包法利夫人》的序言、以及郑克鲁在漓江出版社译本的译序等都提到了这种说法。并且李健吾先生在评传中评论道:“没有布耶,我们今日不会看见这本杰作,同时十九世纪的后半叶,小说也一定是另一番进展。”然而,布耶所提出的新闻的这种偶然因素,显然对于这部小说的成功并不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样的论断在今天看来过于偏颇与绝对化。

事实上,杜刚许多回忆的细节都无法考证,福楼拜与布耶本人更是从未承认过这段往事。在1857年3月30日致勒鲁瓦·德·尚特彼小姐的书信里,他曾写过自己曾经对该形象的构思与设计:“不过最初我倒想把她写成一位圣女,在乡间居住,辛苦到老,最终进了神秘主义的境界,梦想的热情的境界。”不过当福楼拜来完成这部小说的时候,却毅然改变了他当初的计划,为了让故事更加生动、有趣、易于理解,福楼拜只保留下来了构思里的故事环境与“色调”,“创造了一个更近于人性的女主角,一个通常所见的女人。”

由上可知,“德拉玛尔夫人”的故事并非小说创作的源泉。作家创作小说必然要从身边的故事取材,诚如学者彭余霞所说:“德拉玛尔一家的故事可能给福楼拜提供了创作小说的框架。”而福楼拜在创作包法利夫这个形象之时,却并非对身边新闻的简单“搬运”,显然是在精心构思、细心观察生活、大胆想象的基础上才将这个经典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的。

二、“包法利夫人就是我”

关于该形象来源的另外一种说法,是被诸多学者经常拿来引用的福楼拜的“经典名句”:“包法利夫人就是我。”可这句话的真实性却很难经得起推敲。

首先,单从这句话本身而言,就难免引人遐想,情不自禁地会将福楼拜与包法利夫人两者联系甚至等同起来。也正因如此,许多学者以此为切入点来佐证包法利夫人形象与作者福楼拜的内在关联,努力在包法利夫人的形象上找寻福楼拜的身影。例如有学者认为,福楼拜和情人高莱斯夫人经常在法国巴黎的某间旅店约会,这和包法利夫人与律师莱昂第二次见面后,定居巴黎并时常偷情约会的场景也十分类似等等。可至今为止,无论是在福楼拜与友人的来往书信,還是在其友人的回忆录等资料中都不曾见过福楼拜提及过这样一句话,致使这一句话的真实性也有待考证。

其次,福楼拜本人对于这句话也是一直持否定态度,福楼拜所一直秉奉的创作原则就是不写自己。我们通过福楼拜给勒鲁瓦叶·德·尚特皮小姐1857年3月28日的书信可以清晰的看到福楼拜曾写道:“《包法利夫人》没有一点真实的东西。全然是虚构的故事。没有掺入我的情感和境况。”福楼拜书信中的这句话恰好与口口相传的“包法利夫人就是我”的经典“名句”大相径庭。

那么为何“包法利夫人就是我”的这种说法如此暧昧,却依旧被诸多学者不断地引用?其存在的合理性又在于何处呢?

第一,每一位作家在创作作品之时难免会从自己的生活经历与体验的角度出发,将自己的某些性格特质与个人经历赋予给小说中的人物。可与此同时,作家还会进一步地对该人物进行想象、丰富并创造出更多维的人物形象,也正因如此小说里的人物形象才能更加立体鲜活。所以我们并不能就此简单的将作家与作家所创造的人物等同起来。

第二,诚然,在福楼拜的人生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其早年间确实是对浪漫主义情有独钟,也写过一些浪漫主义的小说。然而,伟大的作家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能发现自己创作的某种桎梏并果断从中摆脱出来,开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新的创作天地,并形成一种属于自己的创作风格。显然,福楼拜所创作的《包法利夫人》是对过去自己创作诸多浪漫主义小说的一次革新,所以福楼拜也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包法利夫人这个形象:“这是一个有些变坏了的性格,一个属于虚伪的诗与虚伪的情感的女人。”这其实也是福楼拜通过包法利夫人这个形象对过去的自己的一种解剖与批判。

第三,福楼拜所秉持的一条非常重要的创作原则就是:作家隐匿即客观性原则。他曾在书信中说过:“艺术家在作品中,犹如上帝在创世中,看不见摸不着却强大无比。其存在处处能感到,却无处能看到。”他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也时刻遵守这一创作原则,控制自己将过多的个人情感投入到人物形象的塑造之中。在创作之时,他尽力将个人的情感、经历、体验与文本相隔离,在作品中努力将自己的痕迹抹去。如果说,作品中的人物还有如真的感觉,那恰恰来源于作品的客观性。而作家在创作时,需要无限地靠近他的小说人物,甚至成为他们,从这层意义上来说,福楼拜不仅仅是包法利夫人,还是《圣安东的诱惑》中的圣安东,更是《情感教育》中的弗雷德里克,他是他笔下的任何一个人物。

三、结语

综上所述,关于“包法利夫人”形象的来源的两种说法缺少基本的事实依据,虽并非完全可取,却也有自己存在的合理性。一方面,德拉马尔的故事为小说提供了基本的故事原型框架,另一方面,福楼拜在创造该形象时,既将自己的某些经历与性格赋予给小说人物,同时也竭尽全力的从自己过往的经历中挣脱出来认真地剖析,努力让文本保持客观。通过对这两种说法的探究,我们不难发现这一形象中所独具的艺术张力,让这个形象本身的内在文本含义也变得多义且丰富起来,这也正是包法利夫人形象得以成为世界文学史上鲜明又神秘的女性形象的重要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1]李健吾.福楼拜评传[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50-71

[2]丁世中(译).福楼拜文学书简[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2(2):33

[3]彭余霞.谁是包法利夫人——福楼拜小说人物文本内外综述[J].法国研究.2008(3):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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