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减税的负面效应及中国的“减税策略”

靳跃林

【摘 要】 特朗普新政以来，美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政策调整，最受瞩目的莫过于2017年开始至今的减税政策，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力度最大的税改方案。“特朗普减税”主要集中于减少企业税率、降低个人税负、增加海外税收三个方面，核心在于为美国企业减负，提高竞争力。当然负面评价也不绝于耳：可能导致联邦政府赤字危机和债务违约，加剧贫富分化，不利于社会稳定，不利于美国长远发展。面临“减税竞争”，中国减税不能邯郸学步，要深入到税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中，这才是保障中国在多变之秋能够成功抵御风险并越走越远的要害所在。

【关键词】 特朗普减税 赤字危机 贫富分化 减税竞争 税制改革

日前，特朗普访华之后，立即提高了中国部分出口商品的关税，“贸易战”已经老开帷幕。自美国政府开始“特朗普新政”以来，推出的一系列革新政策法案，力度之大令人瞠目，最受瞩目的是“特朗普减税”。还未上台时特朗普的言论已然引起轩然大波，时至今日，特朗普的行动更是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本文不为特朗普“癫狂”的个人英雄事迹，仅就其推出的政策主张进行分析，并对中国的政策回应作简要论证。

一、特朗普的减税主张

（一）个人所得税

1.把现行的个人所得税累进档位从7个简化为3个，并将最高联邦个人所得税率由目前的39.6%降至33%。

2.简化并提高个人所得税标准扣除额，取消常规扣除、附加扣除以及残疾扣除等类别，统一规定为：单身扣除额度为15000美元，夫妻联合扣除申报额度未30000美元，取消户主申报这个纳税类别。

3.取消针对净投资收入征收的3.8%医疗保险税。

（二）遗产与赠与税

取消联邦遗产与赠与税，一次性征收一笔资本利得税，500万美元以下的单身人士和1000万美元以下的夫妇可以免征该税。

（三）企业所得税

1.将最高联邦企业所得税的法定税率由现行的35%降至15%，同时取消企业所得税替代性最低税。

2.取消海外收益的企业所得税递延，对将海外现金利润迁回美国的企业一次性征税10%，其他收益征税4%，可分10年付清。

3.取消除研发优惠之外的大部分企业税收优惠支出，包括取消对国内制造业的税收减免和优惠，对研发的税收优惠进行严格限制。

（四）边境税收调节计划

边境税收计划具体包括两方面：一是改革税基，将税基变为现金收人和现金支出之间的差额。同时，将目前35%的企业所得税率降到20%。对这个差额征收20%的现金流量税。二是将按生产地征收改成按照消费地征收。这就意味着，不管一个企业在何地生产，纳税人来自哪个国家，只要产品卖给美国消费者，就要征税20%，只要卖给外国消费者就免税。

（五）惩罚性关税

特朗普还表示会对墨西哥和中国商品征收高额的关税。特朗普已经开始对墨西哥商品征收20%的关税用于在墨西哥边界修围墙。

二、特朗普减税的负面效应

（一）赤机及政治信任危机

特朗普减税将会加大联邦政府赤字与公共部门债务压力。如果再配上特朗普在竞选宣言中明确表态要推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升级，这种压力将更甚。客观来讲，存在着传统经济学和财政学的“三元悖论”原理—“减税、增加公共支出和控制赤字水平三大目标同时至多只能实现两项”—的现实制约。

对于此项质疑，特朗普在演讲中声称，将通过扩大税基来弥补降低税率造成的财政收入损失，同时适当压缩联邦政府的法定支出，減少联邦财政支出规模。但是这样的说辞很难消除社会各界的质疑。

首先这与特朗普曾提到要推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的主张相悖，前后言行不一致容易使特朗普政府的可信度受到质疑。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市场主体的预期对政策的实施效果会产生重要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会使政策落地的效果大打折扣；其次关于特朗普提高税基扩大财政收入和压缩财政法定支出的设想，前者是一个“预言”，虽然有理论根据但是实际结果未可知，而后者并没有具体的实施办法和方案。而且法定支出多涉及国民生活最基本的需要，是否还有压缩的余地也有待商榷；而据美国税收政策中心预计，特朗普减税政策将在未来10年内减少9.5万亿美元的联邦收人，造成11.2万亿美元的联邦债务；到2036年，国家债务将增加34.1万亿美元，这是美国2017年GDP的1.5倍多。

（二）社会问题——加剧贫富分化

按照特朗普政府当前的政策框架，收入分配会受到两方面影响。一方面，减税案的利好将偏向于高收入阶层。将个人所得税制由七档缩减为三档，意味着累进税率的“坡度”变缓，高收入者税负减轻更多。同时，废除遗产税等措施也将有利于高收入阶层。美国智库组织城市—布鲁金斯税收政策中心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依据特朗普在竞选期间作出的减税承诺，减税会使得美国占收入前1%的居民获得其税后收入13.5%的税负减免，而对中等收入和低收入阶层来说则分别只有1.8%和0.8%。这种政府预算中此消彼长的变化显然会进一步加剧贫富分化的矛盾。这种贫富分化的矛盾不单会损害社会公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赤字支出所带来的经济刺激效果。

（三）科研投入减少不利于美国的长久发展

在特朗普政府公布的预算草案中，为了实现财政平衡的目标，与科技有关的大量政府支出遭到了削减。遭到削减的部门涉及国立卫生研究院、国家科学基金会、能源部等重要的科研部门。

然而，演化经济学家马祖卡托在《企业家型国家：破除公共与私人部门的神话》一书当中指出，根据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政府在科技创新当中的作用远非弥补市场失灵这么简单。恰恰相反，政府是市场活动的关键参与者。政府活动不仅局限于基础研究领域，在应用研究以及商业化阶段都能发现政府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公共部门远非自由市场主义者所想的那样低效。政府必须承担起很多高风险的科研项目，这些项目是很多风险资本出于营利目的所不愿意承担的。它起到的作用是直接塑造了新的市场，它“挤入”了而非“挤出”了私人投资。从科技创新的角度来看，特朗普削减科技研发的财政预算政策将降低其国际竞争力，对美国经济长远发展非常不利。（贾根良）

三、中国如何应对“减税竞争”

特朗普减税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冲击有两点：一方面是中国境内资本外流。特朗普的减税政策会导致企业的投资决策发生变化，不仅会对美国本土的资本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本土，还会吸引很多国际资本，包括中国资本流人美国。另外，边境税收调节计划和高额关税对中国外贸顺差造成一定的负面冲击。不管是国会提出的边境税收调节计划还是特朗普计划对中国开征的高额关税，都会对中国外贸产生消极影响。中国出口商品本身利润不高，吸收美国关税提高所带来的冲击的能力有限。根據摩根斯坦利的估计，假设美国对中国的关税由当前的2.8%提升至15%、30%、45%，则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将受到较大打击，会分别下降21%、46%、72%。

针对特朗普税改，国内学者提出了许多的应对方案，减税是主要呼声，也是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的方向，如此势必使两国陷入“减税竞争”。以中国目前的经济体量，外汇储备和政府公信力而言，进行“减税竞争”并非不可以，但是究竟如何减税才能彻底消除美国税改的负面影响使中国立于不败之地，才是更应该考虑的问题。

中美之间“要素流动”的竞争绝不会仅仅由一个税收因素决定，这还广泛涉及“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概念下众多的其他因素和由于国情发展阶段等而客观决定的其他“比较优势”因素。美国降低税负，客观上对于中国降税也会形成外部促进因素，但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降税”与“降负”的关系，比美国要复杂得多，必须确立“全景图”的视野（贾康）。从全局的视角分析，真正的矛盾在于如何借鉴美国经验（也是一般市场经济体的共性经验），把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指明的“逐渐提高直接税比重”的税制改革任务真正贯彻落实——虽然难度极大，需要“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但中国若要走向一个现代社会并构建现代税制，这是别无选择的路径。如能真正构建、培育起具有“自动稳定器”和“抽肥补瘦”优化全社会再分配功能的直接税体系，中国也就具备了进一步考虑削减间接税负担的“本钱”与可能。

因此，中国减税实质是减税、减负（税外负担）和适当增税（增直接税）的配套改革任务。

【参考文献】

[1] 于雯杰.特朗普减税政策的可行性及影响[J]. 财政科学，2017，3：136-141.

[2] 贾根良，何增平.特朗普减税、财政危机与美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J].江西社会科学，2017，11：41-52.

[3] 贾康，欧纯智.“特朗普减税”冲击 [J].新理财（政府理财），2017，7：48-51.

[4] 亓坤.中美减税对比[J].新理财（政府理财），2017，7：5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