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浩

>>视觉中国 供图
今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有两个条文涉及在裁判文书中如何体现“情理”的问题。毫无疑问,有关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时候应当“阐明事理”“释明法理”“讲明情理”“讲究文理”的要求是完全正确,也是非常必要的,不仅与我国民法总则(之前为民法通则)、合同法有关“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应当尊重社会公德”的立法精神相吻合,而且与在此之前一再强调的人民法院的司法裁判应当符合体现人之常情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然而,也许《指导意见》没有预料到司法实践中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法理”与“情理”在同一案件的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中发生冲突时,应当如何处理?
最近,笔者遇到一起刚刚终审判决的继承案件,就很有代表性——年过六旬的徐女士作为自上个世纪70年代初还在读高中时就赡养了养父母几十年的“养女”,被养父去世后才“出现”的亲生女儿一纸诉状告上法庭的遗产继承官司。
本来,在一审中,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是判决徐女士胜诉的——徐女士与被继承人陈某之间的收养关系成立,且对被继承人尽到了主要的赡养义务。
然而,在二审中,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却判决徐女士败诉。二审改判的主要理由为:44年前徐女士的父母将徐女士的户籍迁入养母徐某户时,公安机关《常住人口登记表》中记载的徐女士与户主徐某的关系是“侄女”而不是“养女”。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