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这样搞调查研究

邓小平历来反对轻率地“拍脑袋”，凭想象作出决策，认为那种走马观花、流于表面的调研，是发现不了真正问题的，那样做不是一种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认真负责的态度。

邓小平极为反对弄虚作假和带着事先定的调子下去调研。1961年，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当年4月，邓小平和彭真到北京郊区顺义搞调查研究。通过调查研究，邓小平认为，农业减产的原因是政策问题，人民公社的一些政策，影响了群众生产积极性。他充分肯定了当时尚有争议的“三包”（包工、包产、包成本）、“一奖惩”（超额有奖，减产受罚）、“四固定”（土地、劳力、耕畜、农具固定到生产队使用）的责任制，指出“一定要实行定额包工，多劳多得是天经地义的事，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当他了解到不少农民不想吃食堂时，他说：“要根据群众的意愿，决定食堂的去留。”

邓小平在调查研究中“爱算账”，不是就数字论数字，而是将数字作为从政治大局和長远目标来考虑问题的依据。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到2000年实现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在1980年的基础上翻两番，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宏伟目标。“翻两番”究竟靠不靠得住？ “翻两番”的目标实现后，社会又将是什么样子？带着这样的思考，1983年2月，邓小平到经济发展较快的苏浙沪地区调研，以获取第一手资料。3月2日，邓小平回到北京之后，约请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他说：“这次，我经江苏到浙江，再从浙江到上海，一路上看到的情况很好”，“到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要有全盘的更具体的规划，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都要有自己的具体的规划，做到心中有数。”1984年，邓小平又来到深圳考察，听取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梁湘汇报工作，考察了一个渔民村。

针对在调研中发现的问题，邓小平强调要敢字当头，而非掩耳盗铃。1975年前4个月，全国钢铁生产陷入停滞，一些钢铁公司欠产严重。通过深入调研，邓小平在1975年5月21日国务院办公会议上指出：“对钢铁生产，我看到了解决问题的时候了，解决的条件也成熟了。各个行业都要支持。现在的问题是，你们敢不敢接受中央的支持，敢不敢按中央这次批示的要求去办。要找那些敢于坚持党的原则、有不怕被打倒的精神、敢于负责、敢于斗争的人进领导班子。”他说：“要敢字当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不搞生产，不能不搞科学技术。我们强调劳动生产率，强调科学技术，不能算作‘唯生产力论。”

（本栏目资料来源：党建网、《中国纪检监察》、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责任编辑/许美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