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抢救运动”中的康生、毛泽东与周恩来

宋金寿

延安整风有两个层次，即中共中央高级干部整风和全党的普遍整风。全党的普遍整风，实际上又分为整顿“三风”和审查干部两个阶段，而从整顿“三风”转变为审查干部的起始点，或者说起因，就是“王实味事件”。

康生把王实味打成“托派”

王实味是延安中央研究院的特别研究员。全党普遍整风发动初期，王实味在1942年3月13日、23日的延安《解放日报》文艺栏上发表了《野百合花》一文，揭露延安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丑陋”现象；在3月18日召开的中央研究院全院大会上，王实味又提出：中央研究院的整风检查委员会成员都应该由民主选举产生，各研究室主任，即使是院长，也要由群众选举产生才行。墙报上的文章可以匿名，目的是为了保障投稿人的民主权利。接着又在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墙报《矢与的》上发表了《硬骨头与软骨病》等小杂文，从而遭到了批判。

王实味的上述言论和活动，原本属于全党普遍整风的范畴。开始，毛泽东并没在意。

据李维汉回忆，毛泽东亲自去中央研究院看了《矢与的》墙报，并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

所谓“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无非是批判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等等。为此，毛泽东曾派胡乔木与王实味谈过话。

范文澜在批判王实味时说，在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发表以后，乔木同志曾和他谈过两次话，写过两次信，信里有这样一段话：‘《野百合花》的错误，首先是批评的立场问题，其次是具体的意见，再次才是写作的技术问题。毛主席所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就是这种错误的立场。那篇文章充满了对于领导者的敌意，并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这无论是政治家、艺术家，只要是党员，都是绝对不容许的。这样的批评愈能团结一部分同志，则对党愈危险，愈有加以抵制的必要”。

但是，王实味坚持己见，拒不认错。其实，他本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错误。

由于康生的插手，牵涉到了王实味与托派分子的关系，他被打成了“反革命托派分子”。

在康生的指令下，1942年6月1日至11日召开了批判王实味的大会，给其戴上了“反革命托派”的帽子。从此，王实味失去了人身自由。

在王实味被打成“反革命托派分子”以后，1942年6月19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整风学习问题时，毛泽东说：“现在的学习运动，已在中央研究院发现王实味托派。我们要发现坏人，拯救好人，要有眼光去发现坏人，即托派、日特、国特等三种坏人。要区别坏人及犯错误的同志，要做细密的观察、调查工作。”毛泽东的讲话，实际上提出了审查干部的问题。

其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吴奚如写了一篇纪实小说《未了的旅程》发表在1942年7月19日、20日的《解放日报》文艺栏上。为此，吴奚如被打成了“叛徒”加“特务”。接着，在中央党校又“揪”出了十几个人。

1942年11月23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讲解《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时，说：“我们党内包括一部分反革命奸细、托派反动分子以党员为招牌进行他的活动，吴奚如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个文化人，是参加高级学习组的人，皖南事变的时候，国民党把他抓住了，以后又把他放出来，叫他到这里来闹乱子。王实味最近也发现了。怎样发现的呢？他是以共产党员的资格在这里讲话，他们五个人就组织了五人反党集团。这些人就是王实味、成全、王里、潘芳、宗铮。现在证明有两个反革命的人，一个叫吴奚如，一个叫王实味，在延安反革命，以共产党员的招牌在共产党的党报上发表他们的文章，其余是不是还有第三个吴奚如？第四个王实味？这是应该审查的。”

12月16日，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了《关于锄奸斗争》的报告，开始宣传“特务如麻”。

据师哲回忆，康生的报告认为：“特务，一种是打进来的，例如戴笠派来的特务；还有一种是拉出去的，也就是在我们的队伍里发展了他们的人。”

随后，高岗《在西北局高干会的结论》中说：“康生同志在高干会的报告，已经清楚的告诉我们，一年来敌人特务破坏活动的猛烈，土匪及武装便衣的骚扰，组织暴动，组织兵变，及勾引我干部逃跑之事，层出不穷；特别是他们的内奸工作，已深入到我党政军学校机关内部，我们领导薄弱的经济与文化机关，更容易被这些破坏分子混入。……因此，我们万万不能睡觉，必须提高警惕，加强锄奸保卫工作。”

对此，胡乔木写的《关于陕甘宁边区党高干会经过及其经验的总结》，在谈到同党外反革命斗争问题时说：“当时边区内外形势，都迫切要求提出这个问题来进行讨论。所以，12月16日大会邀请康生同志作了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17、18两日在各小组会和大会上进行了专门讨论。后来，彭真同志在大会报告（1943年1月4日）介绍了如何与反革命作斗争的实际经验，又给了到会干部以锄奸工作具体方法的启示。”

这样，西北局高干会便揭开了延安审查干部运动的序幕。

康生制造“紅旗党”，实施大“逮捕”，新“四三”决定出台

1942年6月2日，中共中央成立总学习委员会（以下简称“总学委”），康生成为毛泽东的“副手”，实际上主持总学委的日常工作，领导整风运动。同时，康生是中央社会部部长，主持审干运动，大搞“逼、供、信”，逼出了一个“红旗党”。

事情的起因，是从审查一个叫张克勤的小青年开始的。张克勤，原名樊大畏，1936年10月在西安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全国性抗战爆发后，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派到兰州做地下工作，并在兰州入党。1939年6月因被敌人怀疑，经中共甘肃工委和中央代表谢觉哉的同意，被调到延安，在西北公学学习。

在张克勤到延安后，国民党特务抓了其父樊执一和其妻朱方兰。他们都是共产党员，被捕后叛党。整风期间，延安保健药社接到李矩寄给张克勤的一份国民党刊物。另外，西安“三青团”办的报纸曾刊登过一批“自首”人员的名单，名单的第一个人就是张克勤。这时，从鲁艺转来与张克勤一起到延安的人的一份揭发材料，检举张克勤是特务。把这几件事连在一起，便认定张克勤是“特务”了。

据参加审讯的当事人李逸民回忆：就在李克农布置完任务的当天晚上，张克勤被带到汪东兴办公的窑洞，在我和吴德、汪东兴、王涛江、毛诚等（均为西北公学的工作人员）的参加下，审查开始了。……到了凌晨五点，张克勤渐渐支持不住，表示愿意“坦白”。于是，张克勤交代了以下情况：其父在给一个国民党大官看病的时候，经那大官介绍，参加了国民党，并且参加了特务组织，因为父亲的关系，自己也就加入了特务组织。僵局终于打破了，我们都很高兴。我们又问他来延安干什么。他说自己来延安就是受特务组织的派遣，专门来搜集八路军和共产党的军事、政治情报的，说得有鼻子有眼。“你的党组织关系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又问他，他说：“甘肃地下党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是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实际上是国民党特务组织。”口头交代完了，我们又让他写成书面材料，他一口气就写了出来。

康生对张克勤所谓的“红旗政策”十分欣赏，说：“从去年（1942年）12月1号以后到今年4月1号，这5个月是发现（特务）时期，发现了一些成型的案件，陕南的案件（即戴笠特务案），甘肃的案子，云南的案子张富成，湖北的案子卫泽同，陇海铁路的案子姚以清，还有文化人特务，就是鲁艺的邓甲，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案子。在所有的案子中，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就是张克勤提出了‘红旗政策，内容说不了好多；蓝洋远的案子，证实了国民党‘红旗政策很具体的内容。”

接着，康生用张克勤这根“棍子”，不但把甘肃的地下党，而且把河南、四川等省的地下党都打成了“红旗党”。

其间，康生对“揪出来”的大批的“托派”“反革命”“叛徒”“汉奸”“日特”“国特”等，在1943年4月1日实行了一次“大逮捕”。

据师哲回忆：一天（1943年4月1日）晚上，康生手里拿着一个名单，一边同我们谈话，一边在名单上做记号，又圈又点，说这个是“复兴”，是“CC”，那个是“特务”，是“汉奸”，是“叛徒”，是“日特”，等等。最后叫我们把打了“○”的人都抓起来；打了“·”（着重号）的送进边区行政学院。我问：“要抓的这些人有没有材料？没有确切的材料，我们怎么抓人？怎么审问？”康生说：“有材料还要你们审问干什么？！”从这一天晚上，一直忙到第二天，整整一夜没有休息。一夜之间抓了260多人。

王实味及“五人反党集团”成员成全、王里、潘芳、宗铮和吴奚如等，都是这天晚上被逮捕的。唯有张克勤没有被逮捕。

对于这件事，康生说：“到了4月1号来了一个突变，一夜鸡犬不闻，就捉了200多人。捉人是突破阶段。”

4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一个《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

一年前，即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过一个《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因为是4月3日发出的，所以简称“四三”决定。一年后，即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又发一个《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因此，人们便习惯地称这个决定为新“四三”决定。

新“四三”决定指出：“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前一种是革命队伍中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后一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

对整风运动的这一性质上的界定，大大地扩大了整风运动的内涵。1942年的“四三”决定把整风运动界定为“党在思想上的革命”，就是说，它的主要任务是要纠正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作风。但是在整风过程中，“揪”出了王实味、吴奚如等一批“奸细”分子，挖出了“红旗党”。于是，新“四三”决定认为：“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地施行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了一大批的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至足惊人，这在延安的整风运动中已经充分证明。”

这样，新“四三”决定便把“肃清内奸分子”作为整风运动的另一个“主要目标”。同时还指出：“纠正错误思想与肃清内奸分子，是在整风过程中互相联系着，但在性质上又互相区别，绝对不能混同的两件事。”

为了同时完成这双重任务，新“四三”决定强调：“在进行程序上，在各地整风的初期与中期，除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应十分注意外，在公开号召中，必须绝对不提审查干部与肃清内奸的任务，只提纠正错误思想与检查工作的任务，否则不但干部的错误思想难于纠正，内奸也不能发现与肃清。”

为此，新“四三”决定规定：“在领导策略上，各地在今年继续整风的第一阶段，必须极大地提倡民主，公开号召参加整风的一切同志大胆说话，互相批评，提倡各學习单位出墙报写文章，批评领导，批评工作，而一般地（特殊情况例外）绝不加以抑制。在此阶段内，对于‘四三决定上要求注意民主方面，予以强调，而对于该决定上要求注意领导方面，则暂时不予强调。”并解释说，这样做的目的：第一，使“下情获得上达的机会”；第二，“让有错误思想的同志，尽量表现其错误观点”；第三，“在于使内奸分子利用我们的民主政策，认为有机可乘，尽量暴露其反党面目”。

新“四三”决定强调：“在第二阶段中，则应组织积极分子对于错误思想的反驳”，以便“把错误观点明确地坚决地克服下去”，“同时应开始着手选择确有证据的内奸分子，开展群众斗争”。

新“四三”决定是不公开的，只发到各地学习单位的领导人，不与广大的干部和群众见面。由于延安的整风已经过了所谓的“暴露”阶段，因此贯彻新“四三”决定的重点是“着手选择确有证据的内奸分子，开展群众斗争”。

毛泽东提出“九条方针”，康生把它完全变了“味”

1943年4月5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中央及军委直属单位和陕甘宁边区各机关，分别召集全体人员会议，号召特务奸细分子自首。随即，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于4月9日和12日，召开了坦白动员大会。

5月17日，边区召开党政军系统工作人员会议，动员进行“坦白运动”。西北中央局书记高岗在会上作了《关于宽大政策的报告》。

报告一开头，高岗就说：“最近延安捉了几百人，大家都是知道的，现在还在检查每个人的历史和思想。”

自此，延安机关学校的审干运动迅速全面展开。用康生的话说，过去是“少数人少数机关作”，即党内的社会部、保安处锄奸部或有个别的机关，像鲁艺、青委、延大，少数机关少数人，“那时绝对秘密”，而且是“以镇压为主”。这时，审查干部变成所有机关学校，全体干部和工作人员，并且是完全公开的事，以“宽大为主，镇压为辅”，变成了群众运动。其结果是，问题丛生。

为此，毛泽东于7月1日致信康生，要他在《防奸经验》第6期上登载以下几句话：“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們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

但是，康生把它完全变了“味”。笔者只就“首长负责，自己动手”看看康生是怎样做的。

1943年8月，康生在西北公学训练班上作了《关于整风、审干问题》的报告，说：“这次你们（指从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来延安参加审查干部训练班的同志）回去首先一个任务，就是要去各地推动各地负责同志他们自己觉悟起来，亲自负责，亲自动手，这是你们的第一个任务。哪怕那个同志思想不通，你要使他觉悟起来，自己动手，自己亲自负责，以身作则，然后才能根据中央这个整风精神来改造那方面整风学习的工作，你在延安所见所闻的一些事情，这次你回去给人家提供意见，人家不一定同意你的意见，人家和你的意见不一致怎么办？‘你不同意你就是反抗中央，是不是可以这样？要使他自然而然革命化，用革命的风格去改进他的工作，你首先把那个负责同志的思想说通，他自然而然就和你的意见一致了。”那么，康生又怎样使那里的负责同志“自然而然”地“自己觉悟起来”呢？康生介绍了延安的“经验”：“首长负责，你们到前方，可能发生这样的问题，首长倘若不负责怎么办？我看这个问题中央有决议，不负责不行，首长可以负责，你要强迫他负责，是勉强的都不行。”

中央医院是当时延安最大的医疗单位，主要为中央领导人和中央直属机关的干部看病，院长傅连暲，有大夫、护士和杂务人员120多人。孙力余是中央医院的党总支书记，是中央医院整风学习委员会的负责人，领导全院的整风运动。当审干、“抢救运动”开始后，孙力余认为不能像康生要求的那样做，一直未抓一个“特务”。在康生作报告后，孙力余被撤销了学委会负责人的职务，“靠边站”了。康生派了中央党校的两个学员去中央医院搞“抢救运动”。于是，在中央医院“挖”出了83个“特务”“内奸”，占了医院全体人员的2/3。在中央发出关于甄别工作的指示后，无法收拾，那两个学员拍拍屁股走了，只好请孙力余出来，负责进行甄别工作，但是困难很大，直至1945年才甄别完毕。83个“特务”“内奸”，除两个同志有些历史上的问题，在延安无法查清，“挂起来”以外，其余全部甄别平反，恢复名誉。

康生准备杀人，毛泽东强调“一个不杀，大部不捉”

20世纪80年代初，笔者在协助李维汉整理回忆录时进行采访，有老同志说：康生准备在边区系统杀人，而且是杀一个，还要有两个人“陪绑”，以杀一儆百。这件事被毛泽东知道了，予以制止。

应该说，毛泽东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是有针对性的。

康生拥有生杀的大权。因此，毛泽东的“一个不杀”是针对康生的“杀人”主张提出来的。

“大部不捉”也是针对康生的。大规模的“抢救运动”，实际上是从1943年4月1日的“大逮捕”开始的。以后，凡有所谓“重大问题”的人，都被送往中央社会部或边区保卫机关，使得两处“人满为患”。其时，毛泽东才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但到底是在哪一天提出来的，笔者也无法确定。

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43年7月，毛泽东在同袁任远谈话时，说：“对于有问题的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杀人一定要慎重，你把人杀了，将来如有证据确实是搞错了，你虽可以纠正，但人已死了，死者不能复生，只能恢复名誉。另外，也不要随便捉人，你捉他干什么，他能跑到哪里去？”

笔者以为，这不是毛泽东第一次谈“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应该更早一些。

1943年8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其中也写入了“少捉不杀，或少捉少杀”的话。

10月19日，毛泽东在绥德反奸大会材料上批示说：“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一个不杀则特务敢于坦白，大部不抓，则保卫机关只处理小部，各机关学校自己处理大多数。须使各地委坚持此种政策。”

毛泽东提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政策，延安的反特务斗争，虽然清查出了大批的“特务”，但确实没有杀一个（自杀者除外）。

康生号召“抢救”，《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重申毛泽东的“九条方针”

1943年7月15日，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

康生在报告中说：“现在边区的军队、边区的人民都动员起来了。因此，我们延安各机关学校更要加紧起来审查干部，巩固组织，清除内奸，这是我们目前急不可缓的任务。”“在三个月以前，我们在此地曾告诉过大家（指4月9日和12日召开的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日寇和国民党训练了大批侦探奸细来破坏我们，国民党的特务分子、破坏分子，他们不去破坏敌人，而是与敌探一起来破坏共产党、八路军、陕甘宁边区和华中、华北各个抗日根据地。他们不是去拯救被日寇毒害的中国青年，而是将许多有为的中国青年，拉到特务的罪恶泥坑中去为日寇的第五纵队服务。因此从4月10日起，我们党中央又一次的以宽大政策号召这些青年们起来改过自新，脱离特务陷阱。三个月来，经过所有共产党员与非共产党人的努力，促使许多失足被害的青年接受了党的号召，起来控诉日寇和国民党杀害青年的罪恶，到今天为止，已经有四百五十人向党坦白悔过了。”

在康生作这个报告以后，延安开始了一场“抢救运动”。所谓“抢救运动”，实际上就是“强迫坦白”。各机关学校清查出了大批的“特务”。

8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决定》中说：“特务之多，原不足怪。”并解释说：“在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及其附属国与占领地，欺骗与强迫千百万青年加入法西斯组织，并为其服务。抗战期间，虽则一面利用共产党抗日，但是一面又极力反共，欺骗与强迫广大青年加入其组织，并将其中一部分变为职业特务，从事于反共破坏活动。日本法西斯则利用中国人作特务，其数量也是很多的。故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的问题，不认识此点，就不能采取正确的方针。”

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的问题”的立论，为康生制造的“特务如麻”舆论提供了理论根据，他以此作为采取反特务斗争方针的“立足点”。

《决定》提出：“这一次我党在整风中审查干部，并准备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康生对此解释说：“运动的方向要我们一定这样做：拿延安机关来说吧，由一万人的工作人员开辟到二万人的杂务人员；拿延安来说吧，由三万人的工作人员开辟到一万人（当时延安居民约一万人）的老百姓中间，从机关走到各县农村中，走到军队中士兵中间去，走到城市商人中間去，走到中、小学校去，大致运动的方向由一万人走上几十万人的陕甘宁边区，要造成这样的运动。只有造成全边区人民广大的工农兵起来，那时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军队，我们的边区才能得到真正的巩固。”

这就是说，《决定》不仅把审查干部的范围扩大了，而且还要到群众中去开展反特务斗争，肃清奸细。

《决定》正式公布，并重申了毛泽东关于审查干部的九条方针，即“采取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方针”。

应该说，“九条方针”是正确的。但是到了康生那里就变了“味”。

这里，笔者再补充一下康生的变了“味”的调查研究。

康生说：“调查研究在延安有几种新的创作。叫作三种‘自传：刚来时写的自传，整风时写的自传，审检时写的自传，到反省机关写的自传，把这三种自传（康生说的实际上是四种自传，但原文如此）一对照，矛盾百出。有怕出毛病怕斗争的，先留下一个大纲，有了大纲写一百遍也不会错。你就叫他当面写自传，他的大纲在家里，在这里就有漏洞；还有一个叫作‘年表大事记，哪一年干什么，从小一年一年的接起来；还有叫作‘月表，哪一月干什么。这个‘月表有好处，可以找到毛病。把那个表放在审讯室里，故意把表画得那样大，在审讯犯人的时候，你讲我看你的年表，看对不对，他想审判官把他的年表列出来了，不讲不行了。这个‘年表也是调查研究的方法之一。”

康生美其名曰“调查研究”，实际上是一种运用文字技巧的“逼、供、信”。

从7月15日康生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到8月15日中央发出《决定》，仅仅一个月，在延安“审查出2000多人”，比康生在其报告中所说的已经有“450个人向党自新改过”，“翻了两番”还要多。

周恩来回延安，促使“抢救运动”转入“甄别”阶段

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以后，为了讨论新形势下的国际国内新政策，1943年5月24日，中共中央电请周恩来回延安。7月16日，周恩来等回到延安。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周恩来虽然不在延安，但仍受到了不公正的和过火的指责与批评。他在回延安以后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巨大的压力。加上“抢救运动”中又抓出了一大批“叛徒”“特务”“内奸”，尤其是所谓的“红旗党”，大部分是国统区的党组织，属于南方局领导的范围，进一步加大了他的压力。

周恩来连日与朱德、博古、洛甫（张闻天）、康生、彭真等交换意见，了解整风和审干、“抢救运动”的情况。

7月24日，周恩来旁听了杨家岭的审干会议。26日，参加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这次会议决定，由重庆回延安的方方、钱瑛、吴克坚入中央党校学习。邓颖超在帮助周恩来整理大后方的审干材料以后，也要入中央党校学习。当时的中央党校已经进入了全面审干的阶段，他们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实际上也含有被审查的意思。

8月2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发言中提出：可以利用意大利法西斯墨索里尼倒台，要求国民党取消各种特务组织，取缔特务理论和《中国之命运》。会议同意此提议，决定由王若飞、胡乔木会同周恩来准备文件。

会上，毛泽东说：今晚开欢迎会，请恩来在会上讲话。

当晚，在欢迎会上，周恩来指出：“我们党22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同时，周恩来说：“我们全党的团结，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经过整风学习到干部审查，已达到空前的巩固的程度。”他的讲话，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基本立场。

8月8日，周恩来同毛泽东一起参加中共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并讲话。在讲话中，阐明必须“搞清楚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分别”，提出：要建立坚定的立场，分清革命与反革命；共产党员不仅要有民族立场，还要有阶级立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要以誓死不变的精神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并且联系自己过去一度执行了错误路线的体会，进行分析与自我批评。

8月30日至9月1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连续两天报告大后方的情况，提到：3年来，除送1000多人回延安外，对已经暴露的组织，开始是停止发展，后来实行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政策，提出处置办法11条，即实行平行组织、不转关系等。

七八月间，正是“抢救运动”的高潮，周恩来一方面要作参加整风运动的报告和批判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文章，另一方面要为一些由大后方来到延安以后被关押的同志写各种证明材料。

进入9月以后，周恩来为总结经验教训，分清路线是非，特别是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工作进行总结。在学习文件、参加中央会议的同时，翻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对党的历史进行再认识。从9月16日至20日，就1928年至1930年期间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的指示进行分析研究后写出笔记，认为1928年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决议案，既反对右倾余毒，又反对“左”倾高调，是其中最好的一个。中共六大是根据这个决议召开的，但六大决议“未着重和彻底反‘左倾，因此反不如它”。9月21日至27日，对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进行分析和批判，并写出笔记。

10月10日以后，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重新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和路线问题，整风运动进入总结和提高的阶段。

从11月底到12月初，周恩来作了多次有关整风的发言。

12月22日，为了总结审干、“抢救运动”的经验教训，中央书记处举行会议，听取康生关于反特务斗争的汇报。

周恩来回延安以后，通过深入的调查和严肃认真的思考，并结合大后方党的组织与发展状况，以及国民党的组织发展状况，对延安的知识分子队伍作了头脑冷静的科学分析。

周恩来说：截至1943年，国民党员只有一百几十万人，其中学生党员约3万人，主要是在1940年以后发展的。国民党决不会把3万学生党员都送到延安来，何况来延安的知识分子多数是在1937年和1938年来的。在抗战初期，战争混乱，国民党不可能很有计划地派大批特务到延安来，有些省如陕西、四川等国民党组织不大发展，也不会有许多特务派到延安来。

因此，周恩来认为：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有80%至90%是好的，他们是为了革命到延安的。那种认为80%的新知识分子是特务分子的看法应予否定。

同时，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对特务分子也要分清重要的与普通的，自觉的与被迫的，首要的与胁从的。有许多青年在抗战初期加入国民党，是为了抗日，不是错误，他们的错误是没有向党报告。

周恩来找毛泽东反映情况，说：“重庆是国民党的巢穴，也只有二三千特务，在边区就有上万特务，这怎么能叫人相信？”

经过这场讨论，中央书记处对于延安知识分子的估计和“抢救运动”的看法，头脑开始比较冷静了。

笔者以为，停止“抢救”，并开始进行“甄别”是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以后。此后，“抢救运动”才得以真正停止，使得错误不再继续扩大。

必须指出，对此，周恩来立了大功，但没有毛泽东的认可，也是不行的；毛泽东的功，亦不可灭。

但是，康生此时依然“故我”。

毛泽东多次在不同场合赔礼道歉

从1944年10月起，毛泽东对审干、反特、反奸的问题，不断作出评价，并根据延安的经验教训，指导各抗日根据地的审干运动。

10月25日，毛泽东对即将去前线的干部说：“审干、反特务发生许多毛病，特别是在‘抢救运动中发生过火。‘抢救运动的基本错误是缺乏调查研究和缺乏分别对待这两点。‘抢救运动有错误，错误是夸大了问题方面，但不能说是路线错了。”

11月15日，毛泽东在一份情况通报上，关于反奸斗争的政策加写了一段话：“我们必须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及九条方针的原则，不警惕不严肃的右倾思想是不对的，不谨慎不精细的‘左倾思想也是不对的。”

19日，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河南工作时指出：“整个大后方的绝大多数党员是可靠的，要破除认为很多党员不可靠的‘左的观点。有少数不可靠的，还要加以分析，要在斗争中进行考验。总之，需要有两种的态度：一是严肃态度，二是谨慎态度，防止‘左的或右的观点。”

12月20日，毛泽东听取董必武关于大后方工作报告时，说：董老的报告很好。大后方工作有成绩，南方局、办事处、《新华日报》做了很好的工作。大后方有十万党员，绝大多数是可靠的，去年审干时估计有些错误。审干应采取严肃与谨慎的态度，两者缺一不可。

当时，毛泽东始终认为党内有问题，即有特务，有内奸，但不多。例如，1944年11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过一次《反特务问题》的报告，说：对待敌情的看法，不能“熟视无睹”，也不能“特务如麻”。“一个叫熟视无睹或者叫作天下太平，一个叫作特务如麻，再一个叫作甄别工作分清是非轻重。”“究竟天下太平不太平，我講天下太平又不太平，太平是真，不太平也是真的。绝大多数的人，绝大多数的党员天下太平，是没有问题，是可靠的。但是有一部分是有问题的。”

因此，毛泽东始终认为审干、“抢救运动”，只要坚持“两条路线”的斗争，即既反右又防止“左”，事情就可以得到解决。

从1944年1月1日起，毛泽东开始对“抢救运动”的错误主动承担责任，并进行赔礼道歉。

由王诤领导的军委三局是搞通信的，有1000多人，在审干、“抢救运动”中大部分成了“特务”，因此与全国各省、各根据地的联系都不通了，急得王诤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后来，王诤想了一个办法。1944年1月1日，他带着一批被搞错了的同志，来到毛泽东住的窑洞口，站得整整齐齐，给毛泽东拜年。

毛泽东出来一看，站了这么一大批人，他明白了，讲了这样一番话：“这次延安审干，本来是让你们洗个澡，结果灰锰氧放多了，把你们娇嫩的皮肤烫伤了，这不好。今天我向你们敬个礼，你们回去要好好工作，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意见，也向我敬个礼！”

毛泽东的这番话，实际上是把他们的问题一风吹了，大家高高兴兴地向他敬了个礼，回去工作又开展起来了。

5月的一天，毛泽东对中央党校即将上前线的学员发表讲话。在讲到整风、审干时，他说：在整风中有些同志受了点委屈，有点气是可以理解的。但已经进行了甄别，还生气不讲团结，这就不好。整风中的一些问题，是则是，非则非，搞错了的，摘下帽子，赔个不是。

其时，毛泽东虽向大家敬礼赔不是，但没有人还礼。他说：“同志们，我举起手向大家敬礼，你们不还礼，大家想想，我怎么放下手呢？”这时，全场起立鼓掌。

10月，在中央党校又有一次。据李维汉回忆：“抢救运动”这个责任康生是“无论如何推卸不了的。但事实上，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他在何时何地作过何种检查。真正在全党承担责任作出检查的，还是毛泽东。他在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当着大家的面，公开承认‘抢救运动搞错了，说：‘我向大家赔个不是，‘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并向大家鞠了一个躬。他又在1945年七大前夕，在中央大礼堂的一次有中央机关和边区系统干部参加的大会上，公开向被‘抢救错了的同志道歉，并且要求各单位对在什么场合因‘抢救戴错了帽子，要在原场合取下来”。

1945年2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演讲时，对“抢救运动”的错误主动承担了责任，说：“前年、去年我们进行了审查干部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犯了许多错误。这些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我赔个不是。审干应该采取严肃、谨慎的态度，严肃的态度是反对右倾，谨慎的态度是反对‘左倾，这是两条战线的斗争。”

毛泽东承担“抢救运动”错误的责任，是值得称道的，也是实事求是的，同时又是一种“高姿态”。

此后，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又先后两次表示要对被搞错了的同志赔礼道歉。他说：“我们搞错了的就要说对不起，戴错了帽子的就要恭恭敬敬地把帽子给脱下来，承认错误。”

毛泽东在结论中说：“审干中搞错了许多人，这很不好，使得有些同志心里很难过，我们也很难过。所谓‘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我们是与天下人共欢乐的。对搞错的同志，应该向他们赔不是，首先我在这个大会上向他们赔不是。在哪个地方搞错了，就在哪个地方赔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