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新诗：与城市结缘

王德威曾在《如此繁华中》论述：“城市与文学的关系，是现代文学史家及论者最常触及的关目之一。”十九世纪中后期以来，“城市”成为西方人生活的共同体，进而渐次演变为现代意义上的大都会，并顺理成章地成为现代主义文学的精魂。如布雷德伯里所说：“现代主义把城市作为它的自然发源地——而这些城市又变成世界性的中心……在大多数现代主义艺术中，城市则是产生个人意识、闪现各种印象的环境，是波德莱尔的人群拥挤的城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遭遇，科比埃（和艾略特）的万物混生的环境。”就西方城市文学而言，它起源于城邦制度之下的古老城市文明，而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文学则是在机器工业经济中诞生的。与西方相比，中国的城市文学似乎始终没有形成稳定的发展脉络和审美取向，直到西方列强的武力入侵和经济渗透，方才导致封建城市文化的逐步解体。一种由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引领的现代城市文明登陆中国，它冲击着古典诗歌的体制范例和精神田园，并为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文学催生萌芽。

在古典诗歌中，作为抒情对象的城市无外乎是一个特殊的景观、一种缘情起兴的介质。“士”的济世传统与“怀古”的千年母题使得诗人即使进入二十世纪，其所营造的城市风貌依然与“现代性”的感受无缘。杨云史笔下的柏林（一夜吹笳秋色高，柏林城里肃弓刀，宫嫔早识君王意，二十年前绣战袍。《柏林怨》）和巴黎（铜街金谷隔云端，闻到巴黎似广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