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契
近代中国是我们祖国刚刚走过来的昨天,与我们的生活如此亲切,它的遭遇和前进更不能不使我们百回千转地思之了。
——陈旭麓
我在读陈旭麓的遗著《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时,不禁想起了许多往事,也颇增感慨。老友的声音笑貌不时浮现,他和我在校园中丽娃河畔边散步边交谈的情景宛在眼前。那种谈天时“相忘于江湖”,而困难时“相濡以沫”的友情,是终生难忘的。我们的交谈虽总是天南地北,没一定范围,但谈得最多的是学术问题。旭麓搞历史,我搞哲学,两人专业不同,研究方向不同,却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互相切磋。我认为哲学演变的根源要到社会史中去找,他认为历史演变的规律要借助哲学的思辨来把握;所以,我们常把自己正在研究、思考的问题提出来向对方请教。往往是通过无拘无束的讨论,得到对方的启发和诘难,便把问题引向了深入。
刘知幾谓史家须具“才、学、识”三长,而世罕兼之。《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处处显示出作者的“才、学、识”融为一体的风格。“三长”之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史识”。旭麓说:“史识是治史的眼睛。”又说:“不为历史现象所迷惑,不为议论家捉弄,要有一双治史的眼睛。”正因为他有一双敏锐的治史的眼睛,所以能透过史实的种种现象,揭示出其中的本质联系,写成这部才气横溢、情文并茂的著作。
那么,怎样才能有治史的眼睛?先决条件是要“解蔽”(荀子、戴震用语)。只有解除种种蒙蔽,思想获得解放,才能有明澈的眼力,以洞察历史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