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消息

2018-09-01 08:36作者三浦哲郎
幸福 2018年22期
关键词:和服叔父后背

作者/【日】三浦哲郎

昨天,乡下的母亲来电话说东京这里怕是用不着棉外褂了,让送回乡下去。正赶上管电话的妻子出门了,是大女儿接了电话转告给我的。

“什么棉外褂?”女儿问。

大女儿和几个妹妹不同,她是在乡下而不是在东京的医院出生的。许是母亲抱着带大的缘故,母亲的一口家乡话大体都能听懂。但有时也会遇上不懂的词,就给难住了。母亲说的“棉外褂”就是厚厚地絮了很多棉花、不带翻领的棉袄。每年到了秋季,母亲都亲手做好,寄到东京来。

即使在盛夏我工作的时候,光穿贴身汗衫,外面不加和服就感到不踏实。母亲做的就是套在工作时穿的和服外面的棉外褂。

母亲六月一到就满80岁了,但依然自己做针线活儿。虽然不能像从前一样做夹衣跟和服短褂了,但像家常外褂和小孩的夏衣之类,不要别人帮助还是能做的。连穿针引线也都是自己来。一次纫不上,便把老花镜架在鼻梁上纫它几回。即使我回乡坐在她身边,也从来不叫我帮她纫。我看不过去,说:“来,我给您纫!”母亲就显出难为情的样子,呵呵地笑着说:“真的,这阵子,眼睛不中用啦。”

由于母亲的眼力不好,做成一件棉外褂需要很长时间。入夏一个月后的盂兰盆节全家回乡,差不多该返回东京的时候,母亲就像忽然想起似的,从什么地方找出我的棉外褂,开始拆洗重做。

“不絮那么多棉花也成啊,东京没有这儿冷。”

我每次都这么说过之后才回来,可是到了11月打开母亲寄来的快件邮包一看,同往年一样,棉花絮得鼓鼓囊囊。

记得小时候,母亲坐在居室草席上铺开棉被或棉袍絮棉花。我望着轻柔的棉絮飘落在母亲的双肩上,我想,多像棉花雨啊!而此时,想必母亲如同昔日一样正在为我絮棉外褂。眼下乡间已是下霜季节,母亲感到后背凉嗖嗖的,所以才不知不觉把外褂的两肩絮厚的吧。

不管怎么说,母亲做好这件外褂不容易,我就穿着它过上一冬。其实即使不穿棉外褂,这四五年来我已胖得发蠢,再套上它,自然就更显得圆轱轮墩的了。这副打扮实在见不得人,不过在家里还倒没有什么妨碍。

也许我是在被炉旁长大的,对暖气或火炉之类总觉得难以适应,整个房间暖起来就头晕发困。因此,至今入冬后也还是只生被炉。可是即便是东京,深冬的黎明时分,外面的寒气也会侵袭双肩和后背。在这种时候,有这件棉外褂可就得济了。穿上母亲做的棉外褂,无论多么冻(我的家乡这么形容刺骨的寒冷)的夜晚,两肩和后背都不会觉得寒冷。伏在被炉上打个盹儿也好,和衣睡一觉也好,都不会感冒。夜里穿它出来,还能顶件短大衣。

棉外褂的布料大部分是母亲穿旧的和服。母亲已年近80,那些和服大体上花色都嫩了些,不过想穿还是可以穿的。母亲把这些和服拆开给我做棉外褂,一旦做好,就用包裹寄来。包裹里肯定会有封信,上面像记录似的写着这是用何时穿过的和服翻改的,曾穿着它到什么地方去过之类的话,末尾还注上一笔:“还是挺不坏的东西呢。”

看上去料子诚然是上等货,无奈已经很旧了,加上我毫不吝惜地当工作服穿,每到开春,袖口和下摆就都磨破了,腋窝的里子绽了线,衣襟磨得油光,棉花打成了细小的球儿从后背和肩头冒了出来。

每到春天,我都想:这东西的寿命该结束了,便送回乡下去。可到了秋天,母亲又翻改好寄来,干净利落,焕然一新。同以往一样,棉花絮得满满当当。

我问同母亲通了电话的大女儿:“别的,还说了些什么?”

“奶奶在电话里说:‘这回你们又蒙我呀,我可难过了。”大女儿告诉我母亲是这么说的,“声音可没劲儿呢,奶奶好像不大行了。”我听后笑了笑,摇摇头说:“不过,那是没办法的事呵。”

听我这么说,大女儿也摇摇头:“是呵,没办法呀。”

母亲近来身心不佳。她长期以来一直是病魔缠身,心脏不大好,轻微的心绞痛时常发作。直到四五年前,一收到邀请她来的信,还能立刻乘上十来个小时的长途火车来到东京,而今连这也做不到了。

看上去,母亲并不显得比从前弱多少。听说从前当问医生去东京住几天是否可以时,医生会立即回答说“请去吧”,还总是按在东京住的天数给她药。而最近,却同情地说:“怕是太勉强了。”还说,想去的话去也成,但对后果可负不了责任。母亲本来觉得没啥了不起,但对于长途旅行的结果当然自己也没个准谱,生怕给周围的人带来麻烦,便只在乡下家中转悠了。

大女儿降生时,母亲67岁。母亲说,我在这孩子上小学前不死;孩子上了小学,又说小学毕业前不死。实际上母亲都如愿以偿了,如今大女儿小学毕了业。母亲也许是感到了疲惫和衰弱,这回没说等到中学毕业,只说想看看大女儿去参加中学的开学典礼。

“无论如何也要来的话,就请来吧。”我们这样给母亲回了信,当时决定由妻子去乡下迎接。然而,没想到今年初春的寒气在母亲身上引起了反应;加上三月过半,住在新县小千谷的一个叔父突然去世的消息,又是一次冲击。

这个叔父是庆应义塾大学毕业的医生,年仅66岁就患心肌梗塞突然故去。叔父搬到小千谷之前,曾在横滨的鹤见区住过很久,我的哥哥和姐姐们受到过他不少照顾。今年秋天,我本打算一步步踏着匆匆为自己结束生涯的哥哥和姐姐们的足迹,写一本长篇小说来记载我一家不祥血统的历史,所以有很多情况要问这位叔父。当我从小千谷的堂妹那里得知叔父病故的消息时,便感到茫然了。

“噢,告诉您一个不幸的消息,……您是坐在椅子上吧?”我用电话告诉母亲。闲谈了一会之后,又叮问了一下,才传达了叔父的讣告。

母亲发出了低低的悲声,但又出乎意料地用沉着冷静的声音告诉我吊唁时要注意的事情,并托我给叔母和堂妹带个口信。接着是一阵沉默。当我又开口讲话时,母亲说,听筒正紧紧地贴着耳朵,说话别那么大嗓门。然后又突然讲起了年轻时的一件往事。

这是件没什么意思的往事:叔父健在时,母亲每次到东京,叔父都请她吃冰激凌。有一回因为太凉,吃不惯,母亲不住地咳嗽起来。

“阿吉(叔父叫吉平)还老笑话我吃冰激凌咳嗽是山巴郎哪。”

像唱歌似的母亲的声音渐渐微弱了,突然又传来放下话筒的声音。

“山巴郎”大概就是山巴佬吧。我们家乡是这样称呼山里人的。

从那以后,母亲完全丧失了精神,看样子实在无法到东京来了。于是,我决定春假期间全家一起回乡下去看她。当车票已买好,也通知了回家的日期,就在出发前两天,二女儿突然发高烧病倒了。

为此,回乡的事只好作罢。母亲说我们骗她,指的就是这件事。本想这回把穿破了的棉外褂随身带回去,可现在却依然放在身边。恐怕母亲是在一怒之下,才叫赶快寄回去的。

母亲做针线活儿时总爱在嘴里含上末茶糖,我买了一袋放进棉外褂里。我一面打包,一面想:即使这样,近些日子也要回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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