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学派与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区别

郑倩

【摘 要】自国家高层领导人提出供给侧改革这一命题以来，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解读。对于我国的供给侧改革与西方的供给学派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上，多数学者持批评的态度，认为不能将供给学派的相关理论简单应用到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工作当中，供给学派的理论不适用于我国；还有少部分学者认为可以将供给学派的部分理论应用到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中。本文主要通过梳理学术界对于供给学派的理论与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综合各方学者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供给学派；供给侧改革；区别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的背景

经历了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我国经济水平发展迅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经济新常态。在经济新常态时期，我国高层领导人将经济发展的重心从需求方面转移到供给方面，并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张，由此引发了诸多学者的关注与讨论。即何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它与西方的供给学派是否有相同之处？供给学派的理论可以应用到我国的供给侧改革当中吗？对于这些问题，我国的学者给予了不同的看法与建议。

二、综述

相关文献显示，西方供给学派与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着本质区别，不能简单将供给学派的理论应用到我国当前的经济改革调整当中。张弛（2016）认为，中央政府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改革”与美国的“供给学派”截然不同。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思想的体现。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美国“供给学派”则是经济领域“新自由主义”的表现。它的一系列经济政策主张旨在提高富人阶级的收入水平，修复资本主义制度漏洞。蔡昉（2016）提出，要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伟大逻辑来引领我国经济工作，就必须辩证地认识供求关系，主要是从供给方面出发，通过提升社会全要素生产率，从而保持经济快速增长；从供给结构问题入手，实现发展的平衡、协调和可持续，以改革为根本手段。消除生产要素供给和合理配置的制度性阻碍，挖掘传统增长势头的潜力，寻求新的、更可持续的增长途径。这与西方经济学中的供给学派及其政策主张当然不同。这种区别主要在于问题的针对性和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预期实现的最终目标。童行健（2016）指出，尽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供给学派都将注意力集中到供给方面，即刺激微观主体的活力，实行相应的减税政策来促进市场化进程，仍然有着本质区别。他从供给学派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理论渊源、政策命题和客观方向出发，揭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印证了供给学派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渊源。常真（2016）则是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进行比较，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供给学派，二者存在显著差异。正确把握供给改革与需求管理之间的关系，加强市场有效供给，建立“供需匹配”的新经济。这种转型将通过结构性改革来提升中国经济的质量和效率。付小红（2016）解释，虽然两者都有“供给”一词，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绝不是西方供给侧学派的“继承”。明确供给侧结构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的重要区别，因为这既是理论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两者在理论方面、哲学思维、改革路径都存在着重大不同。李军国（2016）分析，如今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和发展环境与当年西方不同；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的体制改革存在本质的差异。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处于不断建立完善之中；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一种超越。肖永勋（2016）指出，供给经济学面临的背景是滞胀，但现阶段中国处于局部通缩状态；在新常态下，以全面的方式实行减税，学习供给学派大幅降低主要税种税率，是不适时的。更可行的政策是结构性减税。供给侧改革提倡市场调控，不支持政府干预，提倡简政放权，供给侧改革强调“产业政策要准确，微观政策要积极”，强调“改革政策要真实”，内容充实丰富。与削减政府支出的供给学派政策不同，供给侧改革有“社会政策基础”作为其重要的政策支柱。并且强调要充分发挥社会保障作为社会稳定者的作用。查显友，丁守海（2016）则表示，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应照搬西方的经济理论和发展模式，而是要利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发展成果，根据中国国情，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用基本方法论分析现状和问题。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着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坚持以劳动力分配为主体，完善资本、知识、技术、和管理参与初次分配；为了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坚持人民为主体。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改革，促进科学发展。李旭章，龙小燕（2016）提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从广义上讲，无论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经济还是供给学派，都强调从供给侧分析和解决问题。狭义上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制度和需要解决的矛盾之间存在本质的差异。

另一方面，还有部分学者认为供给学派的部分理论可以运用到我国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中。郭承先（2016）认为，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核心是通过改革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升级，主要包括供给侧结构调整和供给侧改革。供给学派的管理理论、政策和实践对我国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改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并提出了通过激发市场活力，降低成本促进有效供给；依靠市场力量，以价格机制引导经济结构调整；鼓励创新，为经济提供新的增长动力；规范政府行为，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良好环境的政策建议与主张。汪紫薇（2016）总结，供给学派与中国目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间的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供给学派为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知识基础，包括：中国的宏观经济长期发展战略需要加强“供给方”的管理和监管；在政府和市场关系方面，供给学派主张“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解决过去4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要素市场扭曲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有必要关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制度和机制创新。二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供给学派”的超越。这种超越反映了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并不局限于狭义的“供给管理”，而是“供给（生产）”和“需求”的双重管理，以及结构性均衡的实现和供给方的结构性变化。它不是纠正“滞胀”，而是为了纠正中国宏观经济中的“供求失衡”。

总體来看，我国大部分学者倾向认为供给学派与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存在着本质区别，主要原因是我国现阶段所面对的问题与西方国家不同，不可复制发达国家的经验，供给学派的理论并不适用于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现状；仅有少数学者认为供给学派的理论可以适当地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加以施用，但并不意味着照搬供给理论的政策，大肆宣扬“新自由主义”。我们应当辩证地看待供给学派与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间的关系，寻找一条适应中国国情的改革之路，从而给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带来新的发展契机，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指引新的方向，成功迈过中等收入陷阱。

【参考文献】

[1]龚刚.论新常态下的供给侧改革[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2）

[2]蔡红英.供给学派关于减税政策的争论及其评价[J].税务研究.2016（09）

[3]刘晓音，卢文璟.中国经济调控的根本性转变—从“三驾马车”到“供给侧” 改革[J].海派经济学.20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