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时代“中国威胁论”看中国全球治理角色

李双君

【摘 要】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迅速，国际地位凸显，国际社会产生了新一轮的“中国威胁论——锐实力”，新时代“中国威胁论”与以往威胁论既一脉相承，又有其自身特点，这一言论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产生一定影响。目前全球治理的问题在于人类怎么办，中国积极贯彻“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展望未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需从人类整体利益出发、贯彻文明互鉴交流包容原则、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对接国际规范，传递中国声音，履行大国责任，推动全球治理良好发展。

【关键词】锐实力；中国威胁论；人民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国际地位逐渐凸显，谈论中国的声音也越来越多。尤其自党的十八大之后，国际事务中对中国发展以及中国未来的预测似乎已经变成了一项产业事务。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国内生产总值从五十四万亿元增长到八十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百分之三十。”①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国际社会上既有友好支持的声音，也存在质疑抵制声。

长期以来，一些西方国家总是习惯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热衷于给中国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例如把中国的正当发展理解为对世界的威胁，诸如出现“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对外扩张论”等等各类“中国威胁论”的版本，而当前在西方舆论场流行的“中国锐实力”则是新时代西方“中国威胁论”的最新版本。这个美国智库新近抛出的概念，实质上是对中国努力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肆意抹黑。对于“锐实力”这样在西方理论场所非理性的学术探讨，中国思想舆论界必须发出正本清源、廓清迷雾的响亮声音。②新时代“中国威胁论——锐实力”是西方学者传输的新兴词汇，理清“锐实力”的来源有助于理解其意义。据资料显示，“锐实力”最初出现在2017年12月份，在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发布的一份题为《锐实力：崛起的威权影响力》的报告中提及。这个基金会自称是一家非营利性非政府组织，但是仔细了解之后却并不尽然。“美国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或译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缩写为NED，简称民主基金会），该基金会大半资金由美国政府提供，是美国非政府组织中的‘龙头老大，属于具有政府背景的非政府组织，地位相当特殊。”③从中便可以发现该基金会其实是一家美国的“国营单位”，而且据日本《朝日新闻》2016年5月报道，美国民主基金会迄今为止至少在103个反华集团提供约9652美元资金支持。全国政协会议新闻发言人王国庆认为：这种文字游戏的炒作充分反映了西方某些势力顽固地以意识形态划线，坚持冷战思维和双重标准，对中国充满了偏见、歧视和敌视，本质上这是“中国威胁论”的新版本。

其实“中国威胁论”在西方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后期美国的“排华浪潮”，从美国政府出台的《排华法案》即可看出这一时期的“中国威胁论”是针对华人移民的，其中體现的种族优劣思想和东西方文明冲突一目了然。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现了以美国为代表的“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可能会对东南亚地区产生影响，进而对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布局构成威胁。而现在西方所说的“中国威胁论”一般情况下是指冷战以后。

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中国威胁论”大概经历了四次重大潮流：

第一次是1992年左右，美国学者芒罗发表了一篇名为《正在崛起的巨龙——亚洲的真正威胁来自中国》的文章后，“中国威胁论”开始泛滥，其核心思想是：随着中国经济、政治的崛起，中国会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另外被大家热议的还有哈佛大学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文章断言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结合将会是西方文明的天敌。加之西方媒体的助力，一时间在西方学术界引发热议。

第二次是1995年左右，源于台海危机及由此引起的美国国内对华政策大辩论，其中《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便是这段时间中国威胁论的总结，“中国对台湾海峡的和平构成威胁”、“香港的回归意味着民主世界即将受到专制制度的威胁”等言论在西方极为盛行。

第三次是1999年左右，以美国前中央情报局中国问题专家特里普利特和前共和党国会对外政策助手爱德华·廷珀莱克合写的《鼠年》和《红龙跃起》为标志，直指“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同时间还发生了李文和案件、政治献金案等，这都使“中国威胁论”更为敏感。

第四次是2005年左右，以美国国防部出台的涉华报告为标志，除去前三次的内容以外，这次则更加强调中国军事力量对中国台湾及周边国家构成威胁，而且强调此次报告的实证性，据说是经过长达一年对中国的实地考察、跟踪报道之后得出的结论。此后中国威胁论的内容开始细化，出现了诸如“中国军事威胁论”、“经济威胁论”、“资源威胁论”等不同言论。

经过梳理笔者发现，每一次“中国威胁论”出现，都是中国快速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时刻，那么与前几次中国威胁论相比，新时代“中国威胁论”更是老调重弹，同样都是中国的快速发展引发的西方学术界的恐慌，都是站在西方意识形态下得出的结论。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威胁论”在西方似乎越来越有市场，鼓吹“中国威胁论”的，前有章家敦后有沈大伟，西方学者们都在焦虑和想象中构建了一个并不真实的中国形象。如果我们将之前的中国威胁论称之为是旧版“中国威胁论”，那么“锐实力”则代表了新版“中国威胁论”。④它渲染的是中国道路对西方意识形态的威胁，尤其是渲染中国的快速发展在全球领域争夺世界治理领导权，与守成国既得利益形成竞争。

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是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意。全球治理是国际关系行为体多元合作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政治反应，是国际政治社会化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中国威胁论”对中国参与全球化治理造成了不良影响。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举重若轻，反过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也是回应国际社会期待、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必然要求。

首先，参与全球治理是有效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现实需要。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主导着全球治理的规则和议程，近年来西方国家危机不断，债务困境、难民涌入和暴恐活动的多重冲击致使欧洲一体化进程明显受挫，在改善全球治理方面同样力不从心。然而，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国家，其继续解决全球问题的能力和意愿均在下降，美国逐渐放弃全球治理的领导权。全球治理失灵给各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对于中国自身利益要造成严峻挑战，仅2016年一年，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就处置了超过10万起领保案件。⑤因此中国必须通过参与全球治理来维护不断增长的海外利益，这已成为中国外交的一项紧迫任务。

其次，参与全球治理有助于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推动全球治理格局变化。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的整体实力不可避免地出现下降，甚至无意于全球治理领导权，体现为以美国为主的多级格局逐渐走向多边主义格局，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则呈现群体崛起势头，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更为均衡的方向发展。中国自改革开放40年来，基于全面迅速发展的基础，积极与其他国家筹建金砖国家发展建设，在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上把握世界发展态势，在亚太经合组织上共商亚太合作愿景，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但是在全球治理体系中中国毕竟是后来者，虽然中国已获得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称号，但其国际话语权并不与之相称，难以同西方国家相媲美。因此中国需要从全球治理的被动追随者转变为积极参与者，努力将中国智慧贡献给世界进而成为全球共识，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最后，参与全球治理也是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必然要义。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中国从原来的贫穷落后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国际社会也希望中国能够承担更多的中国责任，广大发展中国家更是希望中国能够提供更多的发展援助、投资借贷等优惠，帮助其进行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并帮助本国获得国际社会话语权。所以中国通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一方面能消除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误解，避免出现类似“中国威胁论”的言论，可以塑造积极良好的国家形象。另一方面通过全球治理传播，传递中国声音讲述中国故事，让中国智慧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进入新时代，全球治理对世界也提出了新要求，这一时段全球治理的核心问题是：人类怎么办？显然全球治理已经超出了国家治理和区域治理的范围，新的全球治理问题对于全球治理领导者也提出了新的挑战，作为全球治理的领导者应当从更加长远的战略视野、更高的道义立场思考全球治理问题。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逐渐采取了不断搜索的战略姿态，因此，国际社会期待一种新型的全球治理引导者的出现，更期待新型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而国际领导权的转移更加要落实人类整体利益原则，坚持全球化为人类服务的理念，反对地缘政治、强权政治、民粹主义、逆全球化等合流。

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对这一时期全球治理问题——人类怎么办——最好的回应。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大报告中对这一概念的广义界定是，“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的共同发展。”⑥习近平指出：“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的创新发展，须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⑦近年来中国倡导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促进全球治理理念创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既是中华文化“和合”观念和“天下”观念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遵循人类整体利益的必然结果。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引领下，在国际事务中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不搞一言堂，通过包容变通实现求同存异，通过协商合作化解冲突对立，这对于破解当前世界的治理难题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而全球目前治理态势呈现低迷状态，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该过程中应该如何更好推进治理进程，让中国智慧发挥应有之义，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首先，中国参与全球治理需从人类整体利益出发。从人类整体利益出发这一理念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观念不谋而合，这是在一切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础之上提出的。“真正的平等，不是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每一个人，而是对每个人的不同需要给予同等的关注。”⑧人类的需要各不相同，不可能用一把尺子去衡量他們，马克思认为，每个人都享有自我实现和积极参与塑造社会生活的同等权利。2014 年，国际社会联盟也曾给“人类命运共同体”下过一个定义，该组织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与发展项目”启动仪式的开幕词中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强调人类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他方合理关切，在谋求自身发展中促进人类共同发展。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共处一个世界，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促进国家间、民族间、地区间、企业间、家庭间、个人间的和谐互助、共生共利共荣，以人类文明幸福发展的可持续为使命，建立起社会利益互惠机制。⑨而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更是基于全人类的整体利益，“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国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在全球治理中积极贡献中国智慧。

其次，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必须涉及异质文明，需贯彻文明互鉴交流包容原则。全球治理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体系，涉及所有国家与地区，必然会涉及到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领域的广泛议题。由于各国国情不同，每个国家对于全球治理都有不同认知，进而会产生不同理念与决策。广大发达国家的既成利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利益产生较量，基于这种情况，只有实现经济增长和共同发展，在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中处于劣势的社会群体才能摆脱绝望情绪，看到未来希望，从而平衡南北差距，消除霸权主义影响，使广大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大的自主发展能力。这个过程中，中国一直是“南南合作”的典范，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向全球120多个发展中国家落实千年发展目标提供了支持和帮助，对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最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需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对接国际规范。上海外国语大学郭树勇教授曾经把国际主义观念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了实现本国更大的利益，以维护双边利益、多边利益甚至全球利益为借口，推行某种国际主义政策或积极配合某种国际主义政策的实施；另一类是将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以及全球利益完全融合在一起的观念与政策。第一类主要体现为一种工具理性的国际主义观念，第二类主要体现为价值理性的国际主义观念。⑩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下，中国需要更加积极融入国际主义理念，中国欢迎其它国家搭乘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便车”，尤其对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更是如此。

注释：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

②④毛莉.“锐实力”背后的霸权逻辑和双重标准[J].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4）.

③美国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360百科，https：//baike.so.com/doc/8495200-8815483.html.2018年7月15日。

⑤王毅.王毅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答中外记者问[N].人民日报，2017-03-09.

⑥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

⑦习近平.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0-14.

⑧李杨，任文科，郑义.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7：104.

⑨⑩李爱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本质、基本内涵与中国特色[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6（2）.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吴友富.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3 ]李杨，任文科，郑义.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7.

[4]李爱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本质、基本内涵与中国特色[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6（2）.

[5]郭树勇.论大国成长中的国际形象[J].国际论坛，2005（06）.

[6]毛莉.“锐实力”背后的霸权逻辑和双重标准[J].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