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者因情蔽智的历史镜鉴

张丽晓

【摘 要】历史是一面镜子。本文通过对历史上领导者因情蔽智的失败案例进行分析总结，可以为新时代的领导者依法、合理的履职提供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领导者；者因情蔽智；履职；借鉴

领导者在一个组织中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履行特定的领导职能、掌握一定的权力、承担某种领导责任，这就决定了在组织中领导者至关重要。领导者情感特征和表达方式对于单位成员的工作积极性以及单位事业成败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导致领导者因情蔽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领导者自身能力不足、感情用事、与下级关系失衡是主要原因。被誉为中国式管理“圣典”的《孙子兵法》，在《火攻篇》中有“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的论述。这明确要求领导者要有良好的情绪控制能力和心理防范能力；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可感情用事，做决策时要因客观情势而变，不因主观意愿而定。历史是一面镜子。本文通过对历史上领导者因情蔽智的失败案例进行分析总结，可以为新时代的领导者依法、合理的履职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领导者因情蔽智历史镜鉴之一：工作的满腔热情嬗变为冲动型决策

领导者所具有的领导力的一个重要外显特征是对工作的热情和全情的投入。然而，对于刚履职的领导者来说，过度的热情，迫切的想要工作成效易变成决策的一时冲动，给事业带来无法估计的损失。

中国南北朝时期刘宋王朝的第三位皇帝宋文帝刘义隆，十七岁即位，在位期间宋国境内政治、经济、文化均得到较大的发展，是东晋南北朝国力最为强盛的历史时期，史称“元嘉之治”。但与此同时，刘义隆在其统治期间，军事上，承其父刘裕北伐政策，但都因行事不切实际，指导战争的战略策略有误，而以失败告终。公元452年，刘义隆第三次北伐，在战前并未采纳将领刘兴祖献攻伐河北之策，一意孤行，只望收复河南失土，未有长远打算，最终不仅是无功而返，还招致北魏的大举反攻，致使国力大损，埋下了亡国的伏笔。为《资治通鉴》作注的胡三省为此注曰：“刘兴祖之言，上策也；上策，非命世之英不可行”；吕思勉先生也对刘义隆的失败而感到惋惜，认为：“欲攻代北，非以河北及关中为根据不可。……宋之君臣，恢复之壮志空存，而于生聚教训之谋，则迄未尝及。……宋之君臣不度德、量力，而好轻举如此，安得不丧败哉？此以远计言之也”。刘义隆军事上的失败正是好大喜功，急于完成亡父之志而未能及时汲取前两次争夺黄河南岸无功而返的教训所致。

中国共产党早期，党的领导人虽富有蓬勃的革命朝气，但因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缺少成熟的领导艺术，致使党自身和中国革命事业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一段时期内，出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愤怒，党内普遍存在着一种急躁拼命的情绪，先后出现了“左”倾盲动错误、“左”倾冒险错误。在革命形势转入低潮的情况下，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在共产国际“左”倾错误理论的指导下制定通过了“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以及与之相配合的一系列过左的政策。这些不切实际的政策使党在发动罢工、暴动的地区一度严重脱离群众，削弱了革命力量。这次错误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直到1928年4月才基本停止。在随后的两年多时间内，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奋斗逐步从及其严重的困境中摆脱出来，革命事业开始走向复兴。但不能否认的是，敌强我弱的形势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好转，中共中央的一些领导人看到形式发生一些有利于革命的变化，加之共产国际的“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头脑发热，逐渐形成“左”倾冒險错误。当时，负责中央工作的李立三提出了一些比较系统的错误主张，并且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这些错误使党和革命事业遭受严重的损失。在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形成和推行过程中，党内一些干部曾因批评和抵制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

不论是宋文帝刘义隆急于完成父亲多年来未完成的大业而盲目出兵导致大败，还是中共领导人急于扭转革命形势所犯的“左”倾错误致使党的事业遭受严重挫折，这些事实均说明了领导者因情蔽智的严重危害。由此可见，在一个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的人除了要有对工作的激情外，更需要有随势而变的能力，遇事保持头脑清醒和政治定力，不能因冲动决策，避免因感情用事做出错误的决定。

二、领导者因情蔽智历史镜鉴之二：与下属私人感情演变为工作上的言听计从

领导者如何保持与下属的正确的距离，也是领导者因情蔽智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就领导者而言，这种正确的距离具有两个维度：工作中的上下级关系和生活中的私人人际关系。作为领导者要防止两种错误的倾向：一是作为领导者个体有可能将在工作中对下属的信任和信赖发展为在工作之余交往的过从甚密；二是在生活中的频繁交往使得领导和下属易将私人感情带到工作中，逐渐变为领导者对下属具体行为的干涉和下属直接对领导者的决策进行干预，左右领导意志。其中，下属对领导者的干涉这极易导致领导者在做决策前不能实事求是而出现客观公允上的偏失。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宦官专权是一大特色，宦官本是中国古代专供皇帝、君主及家族役使的官员，但因长期在皇帝身边，日夜侍奉，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接近权力中心；有些皇帝从小到大的日常起居、封建礼仪仪式的学习以及日后的登基都由宦官负责或是参与，极易与其建立亲密关系，皇帝出于加强中央集权之需，将自己手中的权利赋予一部分给宦官，让他们去干预朝政，长此以往，宦官逐渐操纵军政大权，形成专权局面。最终，发展成一股腐朽的政治势力集团，左右朝政，危害社会。唐朝玄宗统治期间，宦官高力士累有功勋深得玄宗信任，每有四方进呈上奏文表，必先送呈高力士，然后进奉御前，小事便自行裁决，玄宗常说“力士应承于前，我歇息才安稳”，玄宗对高力士的宠信使其权倾朝野，众人欲求依附，竭诚尽力者颇多，如宇文融、李林甫、盖嘉运等皆因此而或将相高位。宇文融在职期间，玩弄权术，扰乱朝廷纪法，这都与高力士引荐有关。

所以领导者要维持与下属之间必要的距离，把握与下属交往的亲疏远近关系，在与下级沟通中要互相尊重，情理结合，公私分明。与下属的情感交流要有基本的界限，遵守基本的原则，坚决杜绝将自己手中的权利用于与下属私人感情之间交换的“情权交易”。

三、领导者因情蔽智历史镜鉴之二：慎用公权演变任性用权

在一些情况下，工作中的上下级关系的形成先于较之更为亲密的生活中的伙伴关系而出现，人们往往将在生活中的某种联系逐渐发展为工作中的正式关系。这样的优点在于二人可以在将生活中的某些默契用于工作中，工作质量更高、效率更快。但若不能明确工作和生活的界限，其效果往往适得其反。

三国时期，刘备、关羽、张飞三人的关系让人津津乐道，其中，刘备关羽的关系在《三国志·魏志·刘晔传》中有这样的描述“义为君臣，恩若父子”。公元219年年末，在关羽出兵攻打曹操襄樊地区之际，孙权派吕蒙乘虚偷袭荆州三郡，关羽腹背受敌，兵败被杀。公元221年，刘备为夺回荆州，为关羽报仇，决定出兵东吴，史称夷陵之战。这场战役是在刘备称帝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发起的，蜀国文臣武将都因时间太短，准备不足反对攻打东吴，并且蜀国当时主要的威胁来自曹魏，并非在吴，在《资治通鉴》中对夷陵之战记载说“汉主耻关羽之没，将击孙权。翊军将军赵云曰：‘国贼，曹操，非孙权也。若先灭魏，则权自服。……不应置魏，先与吴战。兵势一交，不得卒解，非策之上也。群臣谏者甚众，汉主皆不听”。刘备一意孤行，执意为关羽报仇而发起对东吴的讨伐，将个人私仇置于国家利益至上，落得“国之精锐，尽于夷陵”的惨痛结局。

中国古代不乏有像刘关一样的上下级关系，他们虽为上下级但却是兄弟，现如今有些领导者与下级称兄道弟，交往过密，逐渐演变为团团伙伙，领导者为给朋友下级搞所谓的特殊，运用手中的权利和所处的领导地位作出不利于大局的错误决策。因此，对于领导者而言，要妥善处理这种特殊的上下级关系，要明确划分生活和工作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