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研究

仲志源，张 梦，马野青

（南京大学 商学院，南京 210093）

0 引言

多年以来，中国的制造业快速发展，但众多研究表明我国并非制造业强国。近年来全球价值链分工蓬勃发展，中国制造业凭借其劳动力成本优势积极融入其中，取得了较快发展，但由于受到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能力的制约，中国制造业大多从事的是加工组装等低附加值环节，陷入“低端锁定”，亟待需要向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转型升级。而生产性服务业作为高级生产要素投入，以其知识含量更高、创新能力更强、技术更密集等特点，越来越多的学者都认同生产性服务能显著提升一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本文关注的是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地位目前处于什么阶段，以及生产性服务如何对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加以影响。这些研究会对中国制造业的价值链地位加速攀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上游度的测算与描述性分析

上游度是某一行业产品到达最终使用的平均距离，由此确定每一个具体的行业在价值链上的相对位置。通常某一行业的上游度越大，则该行业产品距离最终消费越远，也越靠近全球价值链的上游研发阶段。本文测算中国制造业的上游度有两个目的：一是运用上游度来计算中国各个制造业部门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分析其随时间变动情况；二是以上游度作为衡量中国制造业升级的重要指标，实证分析生产性服务业对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研究的重点是不同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作用的差异性，更具有针对性。

Leontief提出：“一国内某一行业的总产出，可以表示为该行业的最终产品以及其他行业对该行业所生产的中间产品的总消耗”，即式（1）。其中dij是指生产1单位 j行业产品所消耗的i行业生产的中间品，Fi是指i行业产出的最终产品。

基于此，建立如下上游度指标Ui：

其中，Ui是指i行业最终产品及各阶段所生产的中间产品在总产出中所占比重的加权平均值。i产业产品距离消费者越远，其上游度越大。在实际计算中，首先估计封闭经济下各行业的上游度，得到:

其中，Δ为以dijYj/Yi为第（i,j）项元素的矩阵，u表示 N 维单位列向量，U=（U1，U2，...，UN）中每一个元素都是各行业的上游度。进一步在开放经济中，利用替代式（3）中的dij，与式（3）相比，dij的变换只是将i行业的总产出减去了净出口Xi-Mi，仍然不能直接比较不同国家的上游度。

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最早公布于2013年，数据涵盖了各个国家的各行业之间的投入产出数据。于是，基于WIOD数据库计算出的上游度可以直接进行跨国比较，清晰展现了世界各国所处的全球价值链的位置，真正从全球视角考察各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和地位。

本文对2000—2014年中国18个制造业部门上游度进行了计算。从表1可知，我国大部分制造业部门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都得到提升。其中，“炼焦、精炼石油和核能”的上游度均值最高，高达3.71；接着是“造纸、印刷与出版”和“橡胶与塑料制品”，部门的均值分别是3.67和3.52。在上游度最大值统计中，“造纸、印刷与出版”、“炼焦、精炼石油和核能”、和“化学品和化工产品”这三个部门的上游度最大，数值分别为4.10、4.04以及3.98，这说明以上三个部门产品距离最终消费大概需要平均4个以上的生产阶段。在上游度最小值统计中，“电脑、电子与光学”、“食品、饮料和烟草”和“其他交通设备”这三个部门上游度最小，数值分别为1.82、1.83以及1.88，这意味着以上三个部门产品的距离最终消费只需要平均1.8个的生产阶段，说明部门产品距离全球价值链中高附加值的科技研发阶段十分远。

表1 2000—2014年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长度的描述性统计量

表1同时描述了各个部门上游度的增长幅度。绝大部分中国制造业的上游度增幅为正，而上游度增速最大的是“电脑、电子与光学”，该部门的增幅高达52.31%；其次为“纺织与服装制造”，增长幅度为44.96%；接着是“食品、饮料和烟草”增幅是34.22%。这说明这些部门将制造出来的产品更可能被其他国外部门作为中间投入品进行生产，这意味着该部门逐渐向全球价值链的上游攀升。相反，“车辆与拖车设备”、“其他交通设备”和“家具制品与其他制造业”的上游度不增反降，这说明这些部门的产品越来越接近最终产品（如组装环节），意味着这些部门逐渐向向全世界价值链的下游移动。

接下来考虑中国各个制造业上游度的时间变化趋势。从图1可知，“纺织与服装制造”、“造纸、印刷与出版制品”和“化学品和化工产品”这三个部门上游度随时间增长较为明显。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制造业部门的上游度明显存在先下降，再上升的趋势，而这种趋势主要发生在两个时间段：2002年前后和2009年前后。例如“化学品和化工产品”和“电器产品”在2002年之前均为下降趋势，而在2003年后全球价值链长度逐年上升。究其原因，可能是2001年中国制造业随着中国正式加入WTO而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原本在国际竞争中原本处于价值链下游的制造业部分，随着时间变化其上游度得到提升。在2009年，绝大部分制造业都出现上游度下降的现象，例如“基本金属与金属”和“金属装配件”等部门，原因可能是金融危机使得全球消费投资的需求下降，对制造业部门的上游度攀升造成负影响。这也说明制造业上游度受外部经济冲击影响较大。此外，从图1中还能发现部分制造业的上游度随时间变化而上下波动，而没有显著增长，例如“医药制造与研发”和“其他交通设备”，这说明这些部门的技术研发较为困难，在短时间很难突破国外发达国家对中国制造业“技术锁定”。

图1中国制造业上游度变动趋势

2 生产性服务业对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机理

在全球价值链分析框架下,制造业价值链的增长路径主要包括制造业产品附加值的增加和生产效率的提升。发展服务业、推动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机理主要包含以下三点：

机理1：生产性服务与制造业分离，形成制造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根据价值链理论，制造业企业中基本活动和辅助活动的相互联系形成了企业完整的价值链。但随着全球性竞争日益激烈，跨国企业需要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全球性的产业布局与配置，服务外包就是其中重要环节。以下两个方面可以解释生产性服务外包如何促进制造业形成核心竞争力：第一，降低成本的同时转移风险。一国制造业企业可将非核心业务外包到工资或物料成本较低的国家，再将节约资金和资源投入企业的核心业务部门，培育核心竞争力。当今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模块化生产减少了企业间的外部协调成本，进一步降低外包非核心业务过程中交易成本。同时，服务外包可将一部分风险转移给服务企业，有助于企业平稳发展。第二，带动比较优势向高附加值环节转移。全球价值链的升级主要体现在其产品价值链上比较优势的转移。通过服务外包，一国制造业企业可以集中于能产生高附加值的生产活动，将低附加值活动转移至他国，促使一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

机理2：社会化的专业分工有利于形成规模经济，提升制造业生产效率。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使得社会分工更加精细，使规模经济成为可能，并且促使规模收益递增。专业化服务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机制使生产效率得到提升：第一，产生规模经济，提升生产效率。根据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生产性服务具有知识密集型型特征，故在初始时期需要较多投资，而一旦形成专有技术，其边际成本就会大大降低。可编码的、标准化的服务活动成本会随着规模的扩大而不断降低，从而减少制造业的投入成本，生产效率得到提升。第二，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定位，使规模收益递增。基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投入—产出关系，这两者在空间分布上具有协同定位效应。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关联的密集区域集聚会带来正的外部效应，提升生产效率，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由于服务业在与制造业之间位置邻近，会导致非正式接触和劳动力流动增多，知识传输过程中会产生知识溢出；二，服务业与制造业区域集聚会使得当地劳动力市场专业化和密集化，降低劳动力短缺的风险；三，一个产业的成功依赖于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的发展，若能在区域中共享中间投入，则可大大提高企业生产率。

机理3：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提升过程可归纳为“两步走”：一是制造工艺升级，二是向设计营销转移。

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过程可简述为为:简单组装→零部件生产→产品研发→品牌营销服务。具体可以总结为以下两步：第一步，从制造业生产流程出发，生产性服务通过给制造业提供生产要素（如知识、设计等），促进生产效率的提升，促进制造业工艺流程升级。此外，生产性服务所内涵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帮助企业掌握产品零部件的核心技术，有助于企业从委托加工向自主设计的转型，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第二步，生产性服务业可参与设计研发等活动，带动制造业比较优势的转变。此时每一种生产性服务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中，都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较为发达的交通运输业有利于减少国际贸易中的仓储运输成本，从而减少企业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较为便捷的信息通讯服务业使得企业能够准确获取和不断更新市场实时信息，从而减少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通过动态市场信息实现营销渠道创新建设；同时，较为成熟的资本市场和金融服务使得企业可以将更多的资本投入到产品的研发和设计中，从而提升核心技术控制能力，实现对中国制造业价值链的转型与升级。

3 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实证检验

3.1 模型建立和变量选择

为检验生产性服务业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作用，本文选取生产性服务业投入作为重要的解释变量。为减少数据的异方差与波动性，本文对模型中各变量取自然对数，且各变量数据均来源于WIOD数据库。

进行一般分析时要分为两步：第一，对国内生产性服务业的总投入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进行研究，设定总体实证模型（1）：

其中，i、t分别指的是某一行业和某一年。Uit指的是上游度，用于代表全球价值链地位。核心解释变量为生产性服务业投入额（PSit），以一产业消耗的中间投入品中生产性服务业投入占比，来衡量该产业的生产性服务业投入。

第二，根据行业的异质性可知，不同的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效应也不同，因此本文将生产性服务业细分为运输业（PS1it）、信息业（PS2it）、金融业（PS3it）和房地产业（PS4it）四个部门，设定分行业实证模型（2）：

本文还选取以下控制变量：GDPit代表i部门在t年的人均GDP水平，反映各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KOit代表i部门在t年的资本产出比，体现各制造业部门的技术水平；KLit代表i部门在t年的资本劳动比，描述了制造业部门的资本密集程度。

3.2 全行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实证结果与解释

本文最终使用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因为该方法可以有效消除数据的自相关和异方差。为了确定模型形式，本文将控制变量依次加入回归，以保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和可靠性。第一步，利用总体生产性服务业样本对实证模型（1）进行估计，结果见表2。根据Hausman检验，应选择随机效应模型。

表2 上游度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总体生产性服务业）

由表2可知，人均GDP水平、资本产出比和资本劳动比作为控制变量，依次加入模型，结果显示各个回归系数的正负号及显著性，都未显著改变，可以看出系数具有很好的可靠性和稳健性。从回归结果来看，生产性服务业与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在显著性水平为0.01时通过了t检验。实证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投入每增加1%，制造业上游度指数增加0.1576%，这说明生产性服务业投入的增加有利于提升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

如预期一样，人均GDP水平对制造业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作用显著，人均GDP水平每提高1%，制造业上游度指数增加0.9675%；而资本产出比和资本劳动比的提高都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具有一定的负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企业在进行生产（或流通／服务／科学研究）过程中，过度依赖外资企业的技术和设备，从而导致国内科研创新需求乏力，使得其科技研发和要素禀赋的资本、技术溢出效应还未充分发挥，从而对制造业上游度的提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3.3 分行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实证结果与解释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利用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样本对实证模型（2）进行估计，重点研究运输服务业（lnPS1）、信息服务业（lnPS2）、金融服务业（lnPS3）和房地产服务业（lnPS4）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的差异性。估计结果见表3，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应选择随机效应模型。

表3 上游度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分行业生产性服务业）

结果显示，不同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效应不同，运输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和金融服务业对提升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都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中运输服务业的正向影响作用最为显著，运输服务业投入每增加1%，制造业上游度指数增加0.0526%，这和近年来中国交通运输业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中国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兴修高速公路和铁路，促进了本国制造业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同时电子商务的出现带动了物流业的快速成长和成熟，大大降低了仓储运输成本和生产交易成本，从而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起到了积极作用，刘书瀚等（2013）的研究结果同样印证了这一观点。

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中的信息服务业与金融服务业对中国制造业上游度指数的增加效用分别是0.0300%和0.0269%，这说明较为发达的的信息服务业有利于企业能够及时准确地获取和更新市场信息，从而减少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通过动态市场信息实现营销渠道创新建设，最终实现自主品牌的设计与服务，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另一方面，完善的金融服务、活跃的资本市场有利于企业开展自主研发活动，为高技术型等价值链高端制造业提供金融保障，通过溢出效应增加企业科研创新资本，逐渐掌握设计研发能力，实现制造业价值链的升级改造，促进上游度指数增加。

实证结果也表明，房地产服务业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这种正向的影响效用较小，房地产服务业投入每增加1%，制造业上游度指数仅增加0.0161%，由于中国房地产市场波动较大，所以房地产服务业对制造业上游度指数的增加效用还未充分显现。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2018年公布的最新世界投入产出表，量化了中国各制造业部门的上游度，从而展现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地位，并重点研究不同行业生产性服务业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异质影响。2000—2014年中，绝大部分制造业上游度水平在不断提升，这意味着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的分工地位不断向上游移动。同时也发现上游度对外部经济冲击的反应较为剧烈。实证中本文选取四种生产性服务业作为解释变量：运输业、信息业、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结果显示这四种生产性服务业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都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其中运输业的正向影响作用最大，而房地产业的正向影响效用较小。

因此本文得到如下启示：我国应该多层次推动服务业扩大开放，要基于全球价值链提升选择重点开放部门，重点扶持交通、信息和金融业这三类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而这些服务业的发展特别依赖于政策导向。一要打造促进服务贸易发展平台，积极对外推荐“中国服务”品牌，尤其是我国交通运输和通信生产性服务优势巨大，开展服务贸易促进工作可让中国生产性服务走出国门，从而提升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二是要提升服务贸易便利化水平，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引导银行机构和支付机构为企业开展生产性服务贸易，推动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还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贸易企业和重点项目的融资支持。通过不断发展各类生产性服务业，促进我国优势制造业吸收全球服务业要素和推动服务业市场化，不断提升我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