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1978—1992）中国对外战略的调整

摘 要：当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国际和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凭借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在继承毛泽东和周恩来对外战略的基础上，围绕如何认识国内外形势和因时制宜的制定调整对外战略，形成了一系列影响当代中国的重大战略判断。这对推进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关键词：改革开放；邓小平；对外战略；和平与发展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国际上美苏争霸进入相持阶段，国际政治环境趋于缓和，国家间的较量开始显现为以经济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国内文革刚刚结束，国家经济破坏严重，社会秩序混乱，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未卜。在此种危急情况下，邓小平临危受命复出主持工作，将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联系到一起，及时的就对外战略做出了一系列重大调整。

一、作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重大论断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邓小平着眼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从实际出发，对当今时代主题重新进行了把握，实现了一个由“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重大转变。

时代主题是制定外交战略的基石，也是检验外交战略是否科学合理的重要标准。对时代主题的不同认识，深刻影响新中国外交战略的制定。新中国成立之初，恰逢冷战阴霾笼罩全球，两大阵营尖锐对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实行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并先后在中国周边发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急欲扼杀新中国于襁褓之中。盘踞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不断通过各种形式干扰大陆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20世纪60年代末期起，随着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逐渐盛行，中苏关系告别建国初的蜜月期，“中苏两党在国际共运、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上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分歧”[]，矛盾和冲突逐渐激化。“反两霸”成为中国外交的主旋律。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和革命的巨大惯性推动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将战争与革命视为时代主题。毛泽东就曾指：“出世界大战晚打不如早打，小打不如大打”。[]基于此判断，中国的经济建设始终围绕备战备荒展开，外交方略也始终带有鲜明的革命外交色彩。与此同时，战后出现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促使世界经济空前发展，加速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调整，深化了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也造成了南北差距的扩大。到了 80 年代，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日益突出。发达国家需要进一步发展经济。而发展中国家也普遍面临发展国民经济和巩固政治独立的任务。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愿望对维护世界的稳定与和平提出了新的要求。80 年代初，邓小平就将和平与发展问题联系起来分析和思考国际问题。1985 年 3 月，他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科学论断。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思想是邓小平外交战略的逻辑起点，也是中国和平发展外交战略的逻辑起点，对于中国外交事业产生了长久而深远的影响。

二、提出“两个转变”外交思想

（一）“两个转变”外交思想提出的背景

从1978年到1985年这八年间，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深刻巨变。从国内情况看，“文革”刚刚结束，在各个方面实现了拨乱反正。在经济方面，党和国家把工作重点稳步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一方面坚决清除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另一方面则认真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经过几年努力，到1985年中国经济已经渡过最困难的时期，走上了稳步发展的健康轨道。在政治方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以后长时期的社会动乱，实现了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中共和国家的各级领导班子逐步得到了调整、整顿和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逐步健全；各民族的平等团结关系重新获得加强；爱国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教育科学文化工作逐步走上正轨并呈现出初步的繁荣景象。思想上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被打破，社会上下思想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在外交方面，中国政府积极调整与美国，日本，苏联的关系，“开创国际斗争的新局面”。国际地位不断上升。国际形势和国家安全形势也有了很大改善。而且随着对外开放的到来，中国逐渐打破了资本，技术，人才和管理的束缚，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和频繁，并加深了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

从国外情况来看，到80年代中期，美苏两国经过激烈的争夺之后，苏联开始收缩力量，美苏关系和国际局势走向缓和；而且由于西方阵营内部越来越多的矛盾以及东欧国家向苏联离心的倾向，大大削弱了美国和苏联控制和影响国际事务的能力；构成世界人口三分之三的第三世界国家独立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斗争继续发展，并日益成为国际政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在经济全球化的全球化趋势下，发达国家的再发展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及由此引发的南北矛盾日益成为全球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在这种背景下，世界各国都受到各种经济问题的困扰。为了解决自身发展问题，各国不仅迫切需要和平的环境，而且迫切需要加强经济交流，促进和平与发展，促进合作成为时代的潮流。70年代开启了世界范围内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科学技术日益成为新的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和决定性的因素，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也日益成为国际竞争中最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大国竞争的重要因素。

（二）“两个转变”思想提出

邓小平经过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对外以往外交政策的总结，认识到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才是主题，更是看到了“一条线”战略所存在的问题。首先是世界战略格局发生了变化。苏联在入侵阿富汗后，国力衰弱。美国在治愈了越南战争创伤之后获得了增强。美国和欧洲的联盟进一步加强。在卡特和里根执政后对苏联采取更严厉的政策。在国际事务中，美国和苏联既争夺又对话，是霸权主义最重要的表现。中国作为世界战略格局中的重要力量，如若选择一方建立战略关系，将影响世界战略力量的平衡，这不利于国际形势的稳定。其次，“一条线”战略本身有其缺陷。“一条线”战略如同20世纪50年代实施的“一邊倒”战略，不利于实施独立自主原则，使得外交活动缺乏一定的灵活性和主动性。由于与一些国家的长期僵化关系，正常和必要的经济，技术和文化交流也受到限制。特别是霸权主义者容易利用这一战略，让一方通过打“中国牌”来增加与对方的议价能力，从而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对外关系。最后，中美战略关系遭到破坏。两国建交后关系得到发展，但是美国的“台湾关系法”和向台湾出售武器始终违反两国建交原则为两国关系蒙上阴影。特别是，里根在竞选美国总统后，改变了对中国战略作用的预估。他一再声称将大力发展与台湾“老朋友”的关系，并指责中国无权干涉美国的台湾政策并将继续出售武器给台湾。这一行为再次暴露了其霸权的实质，破坏了两国的战略关系。

基于这些认识，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明确议上指出：过去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战略，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邓小平还指出：“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127，这是另一个重大改变。这两个转变即学术界后来所称的新时期中国外交的“两个转变”。

（三）“两个转变”外交思想带来的影响

第一，基于“两个转变”外交思想，中国政府作出了裁减军队员额一百万的重大决策。以“两个转变”外交思想提出为标志，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更加坚定了世界大战在较长时间内打不起来的重要判断。[]正是依据这一思想，中国政府才作出了裁军一百万的重大决策。此后的实践也证明，百万大裁军不仅是新时期中国军队建设的重要战略决策，还为中国在国际上赢得了广泛的良好反响。[]

第二，基于“两个转变”外交思想，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机遇期概念得到孕育并不断发展和成熟。按照“两个转变”外交思想发展的逻辑，到80年代末，邓小平最终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判断：中华民族遇到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他认为，这个判决的基本点是两个。换句话说，中华民族已经遇到了一个百年的发展机遇。中国人希望自己站起来，抓住这个机会发展中国。从那时起，“战略机遇期”成为对世界大局进行分析，判断和决策的重要基础。实践证明，在“两个转变”思想指引下产生的战略机遇期概念及其不断发展和成熟，不仅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面临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机遇有清醒的认识，还对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和改革开放事业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第三，基于“两个转变”外交思想，中国政府在新时期完成了对外政策的调整，开创了新时期外交工作的新局面。1986年举行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两个转变”外交思想的指引下，从十个方面全面阐述了中国在新时期追求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表明中国在新时期基本完成了对外政策的调整。此后，中国政府根据上述外交政策，坚决调整“一条线”战略，不断改善和发展与大国的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声望越来越高，朋友越来越多，从而开创了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三、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国际新秩序，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于上个世纪50年代提出的，主要内容包括：“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对于新中国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封锁、巩固新生红色政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迅速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

邓小平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4]96同时，邓小平还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础。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雅尔塔体系都是在大国领导下，以霸权和强权政治为基础的非理性和不公正的国际秩序。它们也是最终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两大障碍。邓小平明确表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要同时完成。一个是建立一个新的国际政治秩序，另一个是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4] 282邓小平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于世界政治利益和政治关系协调发展的高度，充分体现了各民族全球政治共同性和政治人格的相容性，能够而且应该形成一个新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基础。邓小平关于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的思想指出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方向。

邓小平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思想并不是凭空捏造，而是有着客观的现实依据。首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总结了国际关系的最基本准则，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和原则，经受长期历史考验。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新的国际秩序的核心应该是，所有国家，无论规模，实力，财富都是独立和平等的，都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和责任，并选择符合自己的国情的国家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经济模式和发展道路。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帮他国选择，干涉别国内政，谋求霸权。其次，旧的国际秩序是冷战和殖民主义的产物。这对世界和平没有好处，阻碍了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发展。因此，建立新的国际秩序是时代的召唤和历史的必然结果。最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立的国际新秩序摆脱了旧的国际秩序中的不平等，不公正和不合理因素。在政治上，它最符合现代国际关系的民主精神，最适合多极世界的政治格局和多元化的世界国家格局。从经济上讲，它最能体现公平正义，平等互利的原则，适应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有利于缩小南北差距，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

四、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

20世纪80年代末，国内爆发政治风波，美国带领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封锁，中美关系破裂。东欧剧变的多米诺骨牌引发众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变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蒙受重大挫折，两极格局瓦解。为应对国际风云的急剧变化，邓小平提出：“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4] 363“韬光养晦”就是要中国坚决顶住制裁，不做附庸，对西方不示弱，也不逞强；不贬低自己，也不妄自尊大；坚持不扛旗、不当头、不打头阵、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轻易树敌，过头的话不说，过头的事不办；中国谁都不怕，但谁都不得罪，既坚持原则，又不失尊严，朋友要交，心中有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主要精力埋头苦干，善于守拙，一心一意加快发展自己。[]而“有所作為”就是要在自身实力不断提升的基础上，努力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五、结语

在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在国际国内形势风云突变的背景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和国家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汲取毛泽东、周恩来外交思想的精髓下，牢牢把握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审时度势，做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科学论断，确立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形成了“两个转变”外交思想、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国际新秩序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这一系列新的外交战略，为新时期的外交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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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桔（1994—），男，汉族，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2017级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