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奇的马占山“遗弃尊亲”案

郦千明

马占山是20世纪30年代家喻户晓的杰出人物。他从一个贫苦少年，一个杀富济贫的绿林汉子，最终成为叱咤风云的抗日英雄。他指挥的江桥战役，打响了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第一枪，深受全国民众的爱戴。1933年，他从欧洲回国，当即向南京国民政府请缨，要求重回抗日战场，却遭到蒋介石的拒绝。万般无奈，他只好北上天津，做起了寓公。日本侵略者一直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在战场上胜不了他，就企图乘他失去兵权时，通过暗杀、绑架、毁坏名誉等卑劣手段，置他于死地。马占山“遗弃尊亲”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鸣锣登场的。

暗杀绑架失败，导演认子闹剧

马占山和家人最初居住在英租界46号路37号一幢二层小楼。当时天津的日本人势力很大，马占山自知树大招风，平日里谨言慎行，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时任河北省省长于学忠是东北军将领，和马占山的关系很好。于学忠十分担心好友的安危，严令天津市公安局密切关注日本人的动向，又派便衣在马宅周围警戒，禁止可疑人员靠近。

驻天津日本特务机关获知马占山的行踪后，欣喜若狂。他们专门成立了由7男1女组成的暗杀小组，伺机谋刺这位让日军在战场上吃尽苦头的中国将军。这个小组的组长是绰号“死神”的团伊玖磨，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的得力助手，长得又矮又胖，留着仁丹胡，笑起来阴阳怪气，令人不寒而栗。

1933年农历除夕这一天，日本特务经过精心策划，决定用手榴弹或手枪刺杀马占山。特务们事先租用了马宅附近燕安里1号小楼，其屋顶正好可以进入马家二楼。具体计划是，晚上6点特务们在小楼集合，等午夜鞭炮声大作时，由女特务去敲马宅前门，同门卫竭力纠缠，以吸引里面人的注意力，其余七人则携带手枪、手榴弹和炸弹从屋后潜入，乘机动手。可是，正当团伊玖磨幻想着晚上将大功告成时，情况却突然发生了变化。

原来，团伊玖磨手下有名二十多岁的崔姓中国青年，因为生活所迫，当了日本特务。他了解马占山的抗日事迹，想到如果跟着日本人真的杀害这位民族英雄，自己良心上将永远得不到安宁，于是决定临阵倒戈，帮助马将军粉碎日本人的阴谋。午饭后，他偷偷地跑到马宅，向接待他的马占山副官杜海山通报消息。杜海山大吃一惊，尽管一时难以辨别这个年轻人说的是真是假，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一面表示感谢，答应保证他的安全；一面让人招待和监视他。杜海山迅速赶到张作相家里，向正在打牌的马占山报告。经历过无数次生死考验的马占山没有显出丝毫惊慌之色，继续端坐在牌桌前说：“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到时候武力对付他们好了。”杜海山提议说：“这是在英租界，随便开枪关系重大，还是让公安局处理比较妥当。”马占山想了想，点点头道：“好吧，那就按你说的办吧。”杜海山回到马宅后，立即打电话向天津公安局报警，公安局宁向南局长一面报告于学忠省长，一面与英租界工部局联系，派遣保安队埋伏在现场。黄昏时分，日本特务5男1女果然按原计划偷袭马宅，在崔某的示意下，警察将其中1名拒捕者击毙，其余悉数捕获。

日本特务一计不成，又生一计。1935年初的一天，马占山的长子马奎与朋友去中原公司楼顶花园跳舞，被几个陌生人强行绑走。经多方打听，马占山才知道儿子是被日本宪兵抓去的。日本人通过代理人与马家接洽，声称拿150万元可赎人。马占山拍案而起，大骂日本人的无耻行径，别说150万元，就是5万元也不给。他当即派人登报揭露绑架案真相，并公开声明：“马奎不肖，荒嬉不谙正事，不听训诲，已脱离父子关系，以后马奎行动不负何责。”这个办法果然奏效，日本人自动降价到50万元，马占山仍不肯拿一分钱。眼见勒索不成，日本宪兵放松了看押，只让一名姓邱的汉奸翻译跟着马奎。有一天，邱翻译的女友来了，没说上几句话，女方便大哭大闹起来，原因是两人急着结婚但没有钱举办婚礼。机警的马奎乘机对邱翻译说：“你如果放了我，我一定出钱帮你结婚。”结果那人真的把马奎放了，马奎也履行了前约。

暗杀、绑架归于失败后，日本人并不罢手，反而变本加厉地导演一出“认子”闹剧，以破坏马占山的名誉。同年5月的一天，马家突然来了一名七十多岁的白发老翁，自称河北省丰润县人氏，名叫马荣，来找失散四十多年的儿子马占山。听了门房的汇报，马占山十分诧异，心想马家虽然原籍也是河北丰润，但听上辈人说过，马氏祖先迁居关外已历九世，并且自己的父亲马纯逝世多年，坟墓尚在。于是，令人把老翁叫到跟前，耐心解释这肯定是个误会，可马荣执意不走，硬说马占山就是其儿子，并大吵大闹起来。马占山无奈，只好让下属将其轰出门外。

一个月后，马占山忽然接到天津地方法院的传票，称有人控告其犯“遗弃尊亲”罪，法院业已受理此案，让其届时接受庭审。开庭那天，闻讯赶去参加旁听的人很多，将法庭围得水泄不通。马占山派秘书杜荀若为代表，當庭提出两项主张：一是马荣失子耳后有“拴马椿”（即小肉瘤），而被告马占山没有。二是马占山现年51岁，10月24日生辰；马荣失子现年52岁，腊月初八生辰。当法官讯问马荣时，并未提供可靠的证据，只是坚称马占山就是其儿子，请法庭让被告到庭对质。法官以证据不足为由，判决不予起诉处分。

尽管判决结果以马荣的败诉收场，但是当地报纸曾屡次刊登这起所谓“遗弃尊亲”案的消息，社会上沸沸扬扬，各种传闻真假难辨，使马占山的形象受到极大的损害。马占山无端受辱，内心非常愤怒，遂聘请律师反诉马荣诬告，希望真相水落石出。可是，法院受理后，马荣却奇怪地失去了踪影，连传票都无法送达，结果只好撤销案件。

一再退让无果，愤而起诉法院

马荣认子事件平息后，马占山难得地过上一段平静日子。可是正当他暗自庆幸时，麻烦又悄悄地向他袭来。

1936年4月的一天，马荣穿着破衣烂衫，又跑到天津英租界马宅门前大哭大闹，依然坚称马占山就是其儿子，引来路人驻足围观。见人越来越多，他索性一屁股坐在地上，高声哭诉道：“我只是思儿心切，不顾年迈体弱亲自跑来见儿子，可是马占山当了大官，竟不愿认我这个穷老爸了。今天他良心发现肯认父亲，我将马上离开此地，决不贪恋富贵。”马占山闻报，认为马荣无理取闹，命人向巡捕房报警。不久，几名华捕赶来，将马荣连拖带拽，送往英工部局。

次日，英工部局以妨害秩序为由，将马荣转送天津地方法院检察处侦讯。检察官认为案情轻微，责令取保候传。因马荣声明天津人地生疏，无人能保，遂又暂押于看守所。退庭时，马荣当着众人大呼：“这是我养儿的下场！不但不认我是尊亲，反倒把我送到这儿来啦。天下哪有这样丧尽天良的事呀！”

令人奇怪的是，马荣哭闹认子事件不胫而走，很快传扬开来。天津中外报纸行动迅速，不仅连篇累牍地刊登消息，还发表多篇评论文章，对马占山含沙影射，从道义上大加指责。一些亲日势力推波助澜，竟联名向法院施压，声称要秉公执法，不得偏袒权贵。面对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马占山忍无可忍，决心予以反击。让他始料未及的是，天津律师界本来竞争激烈，但这次却无人愿意接手，有的人乘机大敲竹杠，提出先交两千元诉讼费，否则免开尊口。马占山无奈，只好派秘书杜荀若赶赴北平求援。经朋友介绍，杜荀若登门拜访了进步大律师纪清漪。听了客人详细介绍案情后，纪律师联系马占山在天津的种种遭遇，以及津门律师不愿为其辩护的现状，马上意识到这不是一般的民事诉讼，也不是普通的刑事遗弃案件，其背后肯定有政治势力在起作用。于是，她毅然答应邀请，义务为这位抗日英雄辩护。

纪清漪是清代著名学者纪晓岚的七世孙女，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几年前，她曾将偶然得到的日本重要侵华文件——“田中奏章”公之于世，唤起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她将马占山请她做辩护律师的事告诉了住在家里的地下共产党员王梓木，征求其意见。王梓木同意她的意见，也支持她去天津出庭，并反复叮嘱她注意安全：“天津律师索要那么高的诉讼费，这背后一定有文章。日本人是什么手段都会用的，切不可掉以轻心。”

纪清漪钦佩马占山的民族气节，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一赶到天津，便马上同马占山交谈。纪律师听完介绍，感到事情确实比较微妙和复杂，安慰道：“身正不怕影子斜，谎言终究是要被揭穿的。将军不必过于担心。”后来，纪律师又向杜荀若了解去年法院开庭的情况。杜秘书提供了一个细节，说马荣刚来哭闹时，衣衫不整，蓬头垢面，实足一个乡下穷老头，可等到法庭上见面，竟穿起了长袍马褂，还请了律师，明摆着暗中有人支持。纪律师听完也就心里有数了，认为这完全是一起想把马将军名声搞臭的政治阴谋。她和马占山商量，为粉碎敌人的阴谋，不如以攻为守，以“妨害名誉及侮辱”等罪名，向法院反诉马荣。

对马占山来说，这是一场不得不打的官司。民国时期，法律制度混乱，以权凌法的现象司空见惯。如果马占山依然手握兵权，坐镇一方，这类区区小事私下便可解决，何至于闹到法庭，被迫抛头露面。然而，如今马占山只是一位失意的军人，而且天津一带已俨然成为日本人的势力范围，法院也就一反常态，不顾马占山再三要求内部审理的愿望，几次开庭公审。这看起来公正的司法行为，其实很耐人寻味。

律师仗义执言，日特阴谋破产

5月4日与9日，天津地方法院连续两次开庭审理马荣妨害名誉案，主审法官分别为胡国桢、裴锡晋推事。法庭上，马荣一口咬定马占山是他的亲生骨肉，小名叫老虎，生于光绪十年（1884）腊月初八，幼时因家里贫穷，送到舅舅家寄养，后被其舅父卖予外人，多年来，几经打听，多方寻找，踏破铁鞋，耗尽家财，才探得下落。

马荣每次出庭，皆痛心疾首，声泪俱下，显然是事前做了精心准备。由于他年过七旬，白发苍苍，行动迟缓，又讲得绘声绘色，不明真相的旁听者无不洒下同情的泪水。一时间，天津街头巷尾，人人争说此事。马占山这样一位铁骨铮铮的抗日英雄，竟被指责为弃亲不养的道德沦丧之徒。

原告代表律师纪清漪反驳说，马荣系一无业游民，其住址、家庭及社会关系，俱语焉不详，有待法庭查明。所述其子离散一节，或言走失，或谓贩卖，前后矛盾，疑点颇多。此外，被告所述遗失之子年龄和体貌特征与马占山不相吻合。根据民国二十年（1931）出版之八卷四十七期《国闻周报》“时人汇志”栏所载，马占山生于光绪十一年（1885）十月二十四日，当可一目了然。

纪律师还当庭询问了多名证人，他们有的是马占山多年的部下，有的是总角之交，都证实原告家系清楚，现有叔兄多人在世。原告之父马纯于民国六年（1917）九月病故，葬于辽宁省怀德县炭窑村，证人张殿九等均亲临吊祭。原告天性至孝，养老送终，克尽礼义。被告强认儿子，事极荒诞离奇，不合情理，显系诬人名誉，抑或另有企图，请求依法严惩。

据此，纪律师指出：被告冒认、讹诈行为遭到理所当然拒绝后，仍多次上门胡闹，故意引人注意，毁坏名誉，中外报纸俱有登载，已对原告造成极大伤害，依照刑法第309条及310条之规定，诉请法庭以侮辱罪依法论处。

可是，马荣及其辩护律师称找马占山认子实有其事，不承认有公然侮辱及毁坏名誉情事，同时坚持原告本人必须到庭，以利辨认。纪律师针对他们的用心，反问为何非要原告到场。然后向法庭提出，如能保证原告的人身安全，马占山一定可以出庭。马荣思索片刻，称所失之子耳上有一“拴马椿”，请求法官当场验证。他用手抹着脖子比画道：“马占山耳上若没有‘拴马椿，情愿以死抵罪。”纪律师冷静地发问：“被告所说之‘拴马椿是在原告哪只耳朵？”马荣犹豫半晌，吞吞吐吐说：“记忆中应该在左耳。”被告律师马上补充道，也可能动手术割掉了，原告必须亲自到庭，由被告会同法医当众检验。法官认为既然被告提供了线索，就有证实的必要，因此同意了被告的请求。纪律师依然据理力争，称马占山既非普通百姓，也不是特权人物，而是举世闻名的抗日英雄，如今息影林泉，手里既无兵权，又乏官方的保护。何况日本特务虎视眈眈，欲置他死地而后快，曾几次对他及家人实施暗杀、绑架，这是路人皆知的事。加上天津华洋杂处，鱼龙混杂，马占山不便到庭公开检验，否则后果难料，请法官明鉴。

一周后，天津地方法院推事裴锡晋、书记官王玉书、法医李新民及新闻记者一行五人，由纪清漪律师陪同，前往马宅检查。由于马荣无理取闹，马占山已被迫迁至英租界36号路新居。随行记者采访他时，这位当年浴血疆场的铁血汉子，如今已显苍老憔悴，让人不免产生英雄暮年之感。不过，他目光坚定，举止沉静，面对裴推事的询问，侃侃而谈。他说自此事发生后，精神名誉俱受打击，自己平时对乡党、本族有难，总是力所能及，给予援助。唯马荣确无关系，屡次纠缠，实属无可理喻。按常情而论，父子失别多年，若有机会见面，只有抱頭痛哭，哪有咬牙不认之理，无论年岁老少，家有高堂，本人应是何种快乐！请法院秉公而断，早日判决，使社会人士明白真相，以正视听。询问毕，法医为其拍照两帧，存案作证，并由书记官当面朗读笔录。

法院再次开庭审理，审判长给被告及其律师看了放大数倍的马占山头部照片，证明其两耳均无“拴马椿”，也无动过手术的痕迹。马荣当场脸色大变，但仍不死心，坚持马占山必须到堂，以滴血相验，不要律师代表。法官认为滴血检验父子关系，只是民间说法，并无科学依据，遂驳回被告的请求。至此，本案已真相大白，审判长随即宣判：马荣故意毁损他人名誉，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确认原告与被告无父子关系，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日本特务和亲日势力图谋搞臭马占山的企图，终于彻底破产了。

不料，马荣刑满释放后，于同年底具状河北省高等法院第一分院，请法官判决马占山不准继续使用本名，并索要赡养费。这些要求既不合理，也不合法，自然遭到法官的驳斥。马占山闻讯，担心马荣翻案，便当即致函法院，认为对方毁坏名誉，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请求高院彻底究治，以维护民权，伸张正义。结果法院没有理睬这个请求，而是采取拖延办法，使此事不了了之。

马占山“遗弃尊亲”案轰动津门，影响波及全国。马占山虽然最终打赢了官司，却已被社会舆论传炒得焦头烂额，苦不堪言。由于他以往的抗战经历，以及当时所处的复杂环境，政府当局理应给予大力支持，而类似的公开审理，只会助长新闻媒体的炒作，被别有用心之人乘机利用。难怪时人评论说，倘若马将军仍为黑龙江省主席，马荣之流焉有胆量在太岁头上动土。如今离开了军界，又不为当局所重，同时还需要时时提防日本人的暗算，真可谓“虎落平阳”，只能听任于所谓的“法律保护”。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