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营洲
2008年4月29日,柏杨在台湾去世,享年八十八岁。
记得在他八十五岁高龄时,我在电视上看到过他。当时看上去,感觉他真的老了!只是这个老,不仅仅表现在相貌上,而是在精神上的。因为,这位写了一辈子杂文的大师级人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面对着广大的电视观众,或者说是面对着海峡两岸的全体中国民众,竟然说了句这样的话:“杂文有什么用啊!雜文都是偏激的语言。”
我觉得,这样的话,出自柏杨之口,确实令人震惊。
柏杨的名字,之所以能被世人(国人)记住,就是因为杂文。当年,一部《丑陋的中国人》,风靡海峡两岸,令无数华人幡然长考、警醒,并开始回顾历史,审视自身,剖析人性,这不正是杂文的作用吗?他的名字,之所以能被载入台湾民主进程的“史册”,也是因为杂文。许多人都清楚,如果没有柏杨,没有李敖,没有雷震,没有一篇篇犀利如匕首、投枪的杂文来唤起民众,来呼唤民主,抨击军管,而今的台湾,可能仍是蒋家王朝的统治……
他的一生,荣与辱,沉与浮,喜与悲,都与杂文休戚相关。用他妻子的话说:就是“十年小说、十年坐牢、十年杂文、十年著史”。
有论者称:“1960年代,柏杨的杂文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的文体,用嬉笑怒骂来揭发社会问题,继鲁迅之后,对社会造成强大震撼。尤其甚者,鲁迅属于知识分子而柏杨则属于无分阶级的广大人群。然而,正因柏杨模式杂文的敢言,触犯了当道,将他逮捕入狱,死刑起诉……”
写到这里,不妨把柏杨那则“触犯了当道”的短文附在这里,看看杂文的力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