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诉的力量

张中锋

相较于倾听被公认为是建立紧密关系的最佳通道，倾诉被误解的程度要大得多。向他人傾诉，往往被认为是不够坚强的表现。事实上，倾诉和倾听在深度沟通中同等重要，倾诉甚至需要更大的勇气，尤其是身居重要职位的人。

倾诉本身对于倾诉者就有很好的疗愈效果，经由对可能的困惑、委屈和不安等诸多情绪的释放，获得一种解脱感;甚至在倾诉的过程中，倾诉者会识破先前的一些自我设定，意识到此前的自我设定并不成立，而问题的答案会自动呈现。在关系中，也是倾诉者给倾听对象一个机会，唤醒倾诉对象的同情心和同理心，获得对方的理解;倾听对象也会因为感受到被深度信任而体会到自己之于倾诉者的价值;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倾听对方本身就会被视为一种有效的支持。更何况，经由倾听，可以发现倾诉者的真实症结，从而给予更真实准确的支持。同时，经由这个过程，倾诉者也会了解到倾听的重要性，方便推动自己也更有意愿和能力成为对方需要时的有效倾听者，增加这种身份在现实中互换的几率，切实体验到信任的力量。

倾诉和普通的工作讨论、汇报、解释有很大的不同，倾诉更像是一种情感的流淌，正是这种流淌会让理性秩序得到展现，当然这对倾听的要求也更高。倾诉可以促进内心真实的靠近，就像两裸并肩的树，树冠和树根都要紧密相连。这种真正在一起的一体感会给彼此带来足够的自我肯定感。

这正是爱的本质。内心交换的空间越深越广，爱的肌理就会越温暖越明亮。

遇到困惑是不可避免的，尤其对身处家族企业传承系统里的两代人，而且企业组织具有更强的社会属性，产生纠葛的因素也更为复杂。现实中共在一个事业平台空间的两代人，内心却很少同步，甚至会生成更大的隔膜。原因是，上一代企业家，在创业过程中经历过诸多艰辛和磨难，学会了将自己内心的情绪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养成了坚强的性格，甚至也常以之为骄傲。如果他们向下一代倾诉，就会感觉“完人形象”的破碎，于是他们更愿意扮演训示者的角色，也往往不具备倾听的能力，加之二代此前成长过程中本就缺少一代在生活中的陪伴，没有养成深度沟通的习惯。这直接影响了二代也没有向一代倾诉的意愿。另一方面，二代回到了企业，感受到父辈的辛苦，自认为不应再给父辈增添负累，于是会以此安慰自己，也选择不倾诉。双方都没有体会到倾诉可以促进理解和信任。

事实上，一代适当地示弱，反而能激发二代的责任感和自信心，客观上，也可以鼓励二代给父辈以特有的支持，帮助父辈打通一些障碍关节。由于两代人的成长背景和观念、视野的不同，这种支持的提供是完全可能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会让父辈在二代面前显得更真实亲切。这正是大成若缺的道理。适当主动地打开一个缺口，比有一天被迫由外力击碎坚强的外壳，反而容易避免塌式的破碎，这种案例在现实中并不少见。

反过来，二代选择向一代倾诉自己的困惑和不安，也可以帮助一代更准确地了解自己，在工作职位和接班节奏等相关事务的安排上更符合实际，两代人的步调也容易协同。如果双方都逞强，不把藏在心中的压力说出来，关系的张力就会越来越大，从而爆发各种显性或者隐性的冲突（参见本刊2018年4月刊专栏文章《代际传承的五大冲突》），直至一方离开企业，导致亲情关系和家族企业发展的创伤和损失。

所以，两代人都应该早一天意识到倾诉的积极力量，善用倾诉这一沟通工具能够帮助彼此人格的完善，特别是借助倾诉增进内心的靠近，补上此前陪伴的缺失，让关系转僵硬脆弱为柔软坚韧，避免天天在一起工作，内心却经常擦肩而过这种所谓“比邻的孤独”。这才是真正的伙伴关系。

传承不是一个动作，而是一段持续陪伴的时光。提倡倾诉的力量在今天中国家族企业传承系统中尤为重要。中国家庭大多不习惯在家人面前展示脆弱，特别是二代成年之后，父子之间更是如此。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认识到积极的倾诉，是更负责任和信任彼此的举动;其次是可以借助家族其他成员譬如妈妈的力量，起到破冰的作用;第三，可以委托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以专业力量辨析议题的真伪，创造合适的机会和场景，促成有效的倾诉和倾听机制。一旦双方体验到倾诉的积极力量，就会有更大的意愿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