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树开新花 大汶口遗址近几年发掘扫描

高明奎 梅圆圆 曹军

大多数人是从初中历史课本中知晓大汶口遗址的，它是中国史前文明长河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以大汶口遗址定名的大汶口文化年代在距今约6500—4500年间，拥有大量精美的彩陶和制作精良的象牙、骨雕刻器、玉器。当人们看到那些出土的精美文物，在惊叹于古人的智慧和辉煌成就的同时，或许更有一种寻古迷踪实地查看的冲动。

汶河遗珠

大汶口遗址是在1959年修建津浦铁路复线工程时被发现的，考古学家当时抢救性发掘了133座墓葬。同年，出土文物就作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献礼，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专题展出，面世的精美文物及墓葬所反映的几千年前社会成员间的巨大差距，引起社会广泛反响，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场关于中国史前社会制度的大讨论。

考古学家经过后续勘探，确定大汶口遗址现存总面积约45万平方米，位于泰安市岱岳区大汶口镇与宁阳县磁窑镇交界的汶河两岸。北岸包括山西街村西部及卫驾庄南部区域，沿河东西长约1000米。南岸为大汶河与柴汶河故道间的三角地带，大部分压于堡头村下，并向东延伸到茶棚村，沿河分布约750米。京沪铁路和省道S801公路分别穿过遗址的东部和中部，京福高速公路和104国道在遗址西侧边缘不远处经过。这一带历来为山东南北交通要冲，也是大汶河流域东西之间的关键环节。大汶河发于东部泰沂山区，向西汇入东平湖，东西一线牵起山区和平原。大汶口遗址处于平原上，但距离东部山区不远，两地资源皆可以很方便地利用。特別是汶河北岸的冲积平原自古号称粮仓，历史上是著名的鲁国“汶阳田”所在，自古便是丰饶之地。

大汶口之名始见于明代，因地处柴汶河与大汶河汇流交叉口，古为渡口，故名。遗址东侧至今尚存古镇旧址，山西街村内古道、明代石桥、明清时期的民居旧巷仍存，明代石桥北岸仍矗立着进入古镇的大门，沿河残存一段石砌寨墙，进入大门，左侧便是山西会馆、关帝庙古建筑。幽深的窄巷、斑驳的石墙及青砖瓦房，通过这些古建筑遗迹，仍可见数百年前商贸古渡的繁华景象。

寻踪觅迹

大汶口遗址自1959年发现以来，进行过多次发掘。20世纪70年代，为配合泰曲汶河公路桥的建设，先后两次在汶河北岸进行考古发掘，重要的是发现几十座大汶口文化早期的墓葬，出土了较多精美的彩陶，还发现了比大汶口文化时期更早的文化遗存。但在此后的30多年，大汶口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一度陷入沉寂，古老的文化遗址也像汶河一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静静躺在那里无人问津。直到2012年，随着国家文物局对大汶口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批复建设，新一轮的发掘工作再次揭开了大汶口遗址掩盖了数千年的神秘面纱。近几年的发掘工作主要集中于汶河北岸省道S801东侧、保护碑北侧的区域。2012—2013年，首次发现7座排列有序的大汶口文化早期房基，7座房基规模大小、建筑形式、间距基本一致，显然经过有意规划。2014年，在7座房基的南侧小规模发掘，揭露了1座完整房基，与上述7座的规模一致，从布局上分析，也应为同一居住区。2015—2016年，向靠近省道S801的西部扩大发掘面积，又揭露了几座房基，但布局和规模大小不同于东部发掘的8座房基。通过连续几年的工作，证实这片区域为5500年前的大汶口先民居住区。一片布局有序、房基大小有别而又呈一定规模的古人生活居住场景，犹如一幅巨大的山水卷轴，在古老的汶河畔徐徐展开。

“新花”初露端容

历史教科书和各种媒体都在宣传光辉灿烂的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呈现出了中国史前文明的曙光。地方政府、民众也都因拥有大汶口遗址引以为豪，热情助推大汶口遗址的保护和利用工作。而上述对大汶口遗址的认识主要基于20世纪50、70年代发掘所获的氏族公共墓地资料。诚然，那些墓葬资料为人们认识、了解大汶口文化的社会发展情况提供了重要的讯息，但这些资料对于了解五六千年以前的社会状况显然不够全面，人们更想了解一个丰满而又真实的古人世界。大汶口文化时期人们的生活居住场景是怎样的呢？这是人们所关心的基本问题。庆幸的是，近几年的考古发掘工作，为上述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契机，获得的成果也为逐步复原古代大汶口人的生活场景带来了曙光。

在汶河北岸省道S801公路的东侧，新发现的这片居住区，揭露出一批集中分布的房址。虽然说每座房子仅存房基，或者仅仅是一片倒塌的红烧土，或者残存几个柱洞，但每座房基位置、形制结构、大小的确定都值得期待，即使房内的生活居住迹象一无所留，对于我们复原、研究古人的生活居住社区状况仍然是宝贵的实物资料。令人高兴的是，在2000多平方米发掘区内共揭露出16座房基。从平面上看，这些房基方向大体一致。除一座房基门道朝西南外，其余可分辨出门道方向的基本都朝东南。从空间位置关系分析，整个居住区似乎没有整齐划一的分布规律，但绝大多数房基周围均有4—7米不等的空地间隔，整体观察分布似错落有致，局部存在房基成列分布的现象。

发掘区东部10座房基规模大小、方向基本一致，可能为一组，每座房基面积约10平方米，从西向东大致并排3列，每列大致呈西北—东南向延伸。该组中最西面一座规模最小，在空间上也单独分布，似独自安插于周围房址的空隙中，难以归入上述3列。西面的一列从南向北并列5座房址，东面的两列每列仅发现2座房基，从揭露情况分析，两端似再没有房基。

发掘区西部1000平方米范围内，至少存在六七座房址，从空间分布看，间距加大，也有成列的现象。西侧的两座大致构成西北—东南一列，该列方向与东组成列房址走向基本一致。东侧的3座大房子似南北成列。这片居住区显然是经过有意规划布局的，内部没有发现生活垃圾坑。根据勘探，在居住区的东侧，发现大片的低洼地，堆积为厚厚的黑灰土，可能与日常生活垃圾有关。如此，当时大汶口人，居住区和垃圾区俨然分开，有集中的垃圾倾倒区。居住区不存放垃圾，显得更加整洁，也显示了社群内有组织的管理和高度的文明化程度。在2000平方米的发掘区内，没有发现垃圾坑也证实了上述推论。

当然，该居住区规模有多大，究竟有多少座房子，都还有待将来工作探索。上述分析，也仅仅是着眼于平面位置关系，可能是一种表面现象，其内在的有机联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不管怎样，目前所揭露的房基空间上相对集中，且时代较一致，应该属于同一社区，该社区内的居民也应属于同一社会基层组织。那些看似成列的房子，它们之间究竟是什么社会关系，是代表了社区内更低一层级的社会组织，还是纯为空间上的一种布局安排？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有待更详尽的资料搜索和更深入的研究。

古人居住的房子是怎样的呢？遗憾的是，根据发掘资料，我们看到的都是房基部分，墙体和房顶均已不存，无法看到完整的房子，但从残存的情况分析，还是能判断其基本的形制规模、结构及建造过程、方法等。从平面残存的房基看，除1座为长方形外，其余基本都呈正方形。规模大小不一，多数面积在10平方米左右或12—15平方米，少量20多平方米，最大的占地面积达50多平方米。其建造一般在平地上垫一层土，在墙体位置开挖浅窄基槽或者直接挖圆形柱洞，在基槽内或在圆洞内竖立木柱。木柱粗细不一，转角的往往较粗，墙体内的多较细。竖柱立好后，再用绳索捆绑横向的细木棍或木板条连接竖柱，形成篱笆墙式的筋骨，然后在篱笆墙的两侧用手涂抹稀软的草拌泥，可能还借助一些光滑的工具修整墙面，因为在坍塌的大块红烧土块中发现许多光滑的墙面。墙体做好后，许多房子的墙体和地面经过大火烧烤，所以清理时发现了光滑的室内烧烤活动面及大量厚厚的红烧土块。大火烧后，整个墙体变成砖红色，四面墙也成了一个整体，由土墙变成了坚硬的“陶墙”。最后再做房顶。根据柱子的排列，推测为两面坡顶。

这里以F10为例说明房基具体情况。F10位于北部，为圆角长方形的地面式建筑，东西宽约4.5米，南北长约6米，单体面积约27平方米。周边发现有基槽，基槽宽窄不一，以转角处最宽，墙体多贴于基槽外侧边界起建，厚约0.2米。柱洞发现较少，均位于基槽中，四角为转角木柱，填充大块烧土和少量木炭。平面呈“舌”形的门道位于西墙偏北处，朝西南凸出，应该有门棚。在门道与墙基交叉处，发现一道与墙体平行的长条形窄槽，深约10厘米，推测为门槛处。室内活动面经过烧烤处理，整体中间略高、接近墙根的位置较低。活动面以下为垫土层，浅黄褐色沙土，土质较为纯净。活动面之上保留有大量坍塌的烧土堆积，仔细清剔烧土后，可以观察到两种堆积形式，一种是形状规则的烧土，其表面平滑、厚度一致，厚约8厘米，接近北墙处有东西走向的烧土倒塌堆积两条，厚度、宽度基本一致，接近东墙的位置则分布有南北向的烧土堆积，表面平整多龟裂，推测应为倒塌的墙体；另外一种是覆盖于墙体之上的烧土堆积，形状不规则、空隙较大、气孔极多，可能是屋顶部分倒塌形成。出于将来保护展示的考虑，对于房内倒塌的红烧土堆积，我们没有完全清理，故其室内布局情况暂不清楚。但结合其他房基情况看，室内应该划分有活动区、食物加工区和灶址几部分。

房址F8发现了非常规整、呈正方形的烧土垫层，北边长4.4米，南边长4.2米，东边长4米，西边长4.2米，面积约18平方米。构成垫层的烧土堆积有红、黄、黑三种颜色，红色烧土分布于房址北部，黄色烧土主要见于南部，黑色烧土呈椭圆形分布在房址中部。未发现明显的活动面，原室内地面应该已经被破坏。围绕房址一周共发现10个柱洞，室内未发现灶坑，门道疑似位于房址南面中间位置，因为此处有间隔较远的两个柱洞。

房基内出土陶器几十件，种类包括罐、鼎、三足钵、豆、碗、盂、器盖等。另有石器百余件，种类包括斧、磨棒、磨盘、纺轮、镞、刀、凿、砺石、残石器和石核，多数石器残损严重。

价值和意义

大汶口遗址已经历过1959年、1974年和1978年三次大规模发掘，以前的考古发现以墓葬为主，居址材料发现极少，且没有可分辨的布局规律。纵观海岱地区，对于大汶口文化的认知也多是出于对墓葬的资料考察，而对于大汶口文化聚落的了解，尤其是对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的居址情况知之甚少。目前所揭露的这批大汶口文化居住区房基，在分布上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成排分布迹象明显，错落有致，表现出很强的整体性，已经显示出经过规划的聚落布局。十多座房基，规模大小不一，但大、小型的房基分别相对集中分布。大小不同的房基，可能显示出社群内存在社会成员的贫富或等级差异。这批房基材料，不论是从整体上，还是就房基个体保存现状来看，不僅能逐步加深对大汶口遗址内部的社会组织状况、聚落形态的研究，乃至对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的认识都具有突破性贡献。更重要的是，这批居住区将作为大汶口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保护和展示的对象，将来观众可以现场一睹5500年前古人居住址的历史风貌。

（作者高明奎为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梅圆圆为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助理馆员；曹军为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助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