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际翻译与文化传播：以古诗词剪纸为例

马筱彤 卢迪 杨洪娟

【摘要】近年来，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和鼓励中国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古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也是文学翻译领域的一座宝库。符际翻译是利用非语言符号系统解释语言符号的一种翻译方法。古诗词的特征使得剪纸成为诗词翻译的重要手段。本文借助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论证了剪纸这种图形符号作为一种非语言符号，可以成为阐释诗词的翻译手段，从而引导我们对古诗词跨文化传播的多维度思考，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传播。

【关键词】古诗词；剪纸；符际翻译；跨文化传播

【作者简介】马筱彤，卢迪，杨洪娟，山东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是山东科技大学研究生科技创新项目（项目编号：SDKDYC180247）的研究成果之一。

一、引言

纵观古今，传统文化一直是中华民族不朽的内在灵魂，是凝聚民族力量的精神旗帜。剪纸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在中国传统艺术领域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反映了民间世代相袭的艺术传承形式和思想表达手段，展现着传统艺术创作含蓄优美的特征。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古诗词以其千百年来的历史艺术沉淀为传统文化的创作传承渲染着浓墨重彩的一笔，在经久不衰的历史传承中吟诵至今。随着继承与弘扬传统文化热情的空前高涨，剪纸这项来自民间的艺术创作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古诗词作为我国的经典国学，反响空前。

纵观国内外近几年的研究，剪纸艺术更多的被人们聚焦于其民间艺术创作形式和文化传承手段上，古诗词的英译研究被人们推崇，而以古诗词与剪纸结合开启符号学的文化解读，进而探究符际翻译视角下传统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则鲜少被人发掘。因此，本文将从剪纸和古诗词的结合中重新解读传统文化，实现对符际翻译视角下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解读和传播，从而使国内外更多观众和读者能够在剪纸的生动传神和古诗词的博大精深中多渠道、全方位地了解中华文化。

二、符际翻译

皮尔斯是美国杰出的哲学家，是符号学最主要的创始人之一。他说：“一个符号所代替的，是他的对象。而符号所引发的思想，是他的解释项。”他认为符号由三方面组成，即符号表征、对象和解释项。皮尔斯符号的三分法是实用主义的，他把符号的可感知部分称为“再现体”，有时也称为“符号”。符号所引发的接收者基于自己文化认知水平和能力之上的反应和解释称为解释项，它是符号的另一重所指，与符号、对象同等重要。

无独有偶，雅各布森也曾认为，符际翻译是通过非语言的符号系统解释语言符号。

符号传播是个动态化的过程，经历从意图发送者挑拣符号到符号文本形成再到接受者解释意义三个阶段。由于每个接收者的社会文化背景、教育程度等不同，因此，他们对同一个符号也很难做出相同的解释。皮尔斯认为，解释项是一个新的符号，符号“面对另一个人，也就是说，在这个人心中创造一个相应的或进一步发展的符号”。每个人都可以定义为这个新符号创造者的角色，皮尔斯将接收者纳入到符号体系中，并赋予其重要的地位，使得符号行为由原来的二元关系变为三元关系。

我们可以将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观点运用到古诗词剪纸中。如果用皮尔斯的符号模型，即“符号—对象—解释项”进行分析研究，那么，这一过程可以视为目标符号系统和源符号系统以及解释项之间的三元关系。比如周敦颐的《爱莲说》，是由文字符号组成的源符号系统，它的剪纸是由视觉符号组成的目标符号系统，解释项则是观众对符号的认识和反应。译者首先要在源符号系统中完成信息的对等，它要求剪纸人在充分理解《爱莲说》的基础上，完成两种符号之间的转换。因此，这就需要考虑两种不同符号系统之间的差与观众的接受和理解能力。在《爱莲说》与剪纸两种不同符号的语符转换中，符际翻译发挥了桥梁和中介的作用。

三、符际翻译视角下古诗词系列剪纸的解读

1.符际翻译视角下剪纸的符号学阐述。作為中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文化载体，剪纸彰显着古代劳动人民独具匠心的智慧和无穷的文化创造性。文化来源于生活与实践，劳动人民将文化与生活中的点滴劳作结合，将民间剪纸的文化底蕴跃然于世间，为大众喜闻乐见。剪纸本身可视为一种具有自身载体性的文化符号，符号创造了文化的元语言，文化的不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来自于符号的不同。剪纸的文本意义自古复杂多变，特定的文化和社会习俗规定以及不同地域的文化差异使其成为对象所特定的替代符号，无疑，剪纸在某种程度上极大地具备这种符号性的解读能力和文化解释功能。

符号与所指对象之间原本没有必然联系，而是由于文化习俗和惯例把两者硬性地拉在一起，使一方面为另一方面的表达面，文化习俗的强制性让语言符号与其意指的概念之间有了“顺理成章”的代表与被代表关系，而将剪纸赋予符号的形象，使其以符号的载体意义而对文化及其习俗作出符号视角下的解读和传播，化繁为简。剪纸符号于潜移默化中将文化与语言符号间的催化作用展现的淋漓尽致，这种以像拟为主导的文化符号解读着文化生活，又传播着中华上下五千年的传统文明。

2.符际翻译载体的新形式——古诗词与剪纸结合。作为一个孕育“诗”文化的国度，古诗词开启了我国优秀文化的先河，以精简凝练的语言，新奇丰富的想象力和真挚含蓄的情感彰显着独领风骚的文学情趣和文化价值。古诗词历来具有较高的文学研究意义和文化传承价值，而当古诗词的深沉含蓄与剪纸的灵动精巧相结合时，使诗的“静”与剪纸的“动”动静相宜，以一种独特的创新方式实现了文化的全新演绎。

当前，剪纸与古诗词的结合已经越来越受到文学创作者的追捧与重视。二者的结合，以剪纸的符号学来演绎诗歌文学性的内涵，将诗歌赋予“诗中画，画中诗”的鲜活形象，同时，诗歌又赋予剪纸这种符号传达的图腾以文字的底蕴，呈现图文并茂，诗画一律的文化视觉享受和美的欣赏情怀。在当前的文学作品中，剪纸与古诗词结合的作品层出不穷，人们越来越喜好以“作画”的形式用剪纸来演绎和解读诗的内容，无需笔墨纸砚，只需挥动数剪便以剪纸的创作方式“剪出”一首完整的诗，使人一目了然，心领神会。

3.古詩词与剪纸结合的文化视角——以莲为例。莲花作为剪纸众多题材之一，因其宗教意义和世俗意义在中国民俗文化中摇曳生辉。就其宗教意义来说，自佛教创立以来，其信徒就赋予莲花神圣美好的寓意。比如佛经中将佛教圣花称为“莲花”，佛龛称为“莲龛”等。莲花象征着纯洁、清净和吉祥。佛教艺术中，莲花纹饰将晦涩难懂的经文教义通过剪纸、壁画、石窟塔门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为世人理解和接受。莲花又称“荷花”，其一尘不染的品格深受文人墨客的赞美。从战国诗人屈原在《离骚》中“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来表明自己对楚国的忠贞到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在《爱莲说》中直抒胸臆“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不难看出，古人借用莲花来直抒胸臆，托物言志。

民俗剪纸中，莲花经常与游鱼相组合，从而寄托对美好生活与纯洁爱情的向往之情。《江南》是一首汉代乐府诗，正所谓“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 其诗歌的剪纸创作将江南劳动人民采莲时的愉快情景展现的淋漓尽致。剪纸是无声的语言，通过剪纸人精湛的剪纸技艺和手法，剪出莲叶和鱼儿嬉戏的场景，用非语言符号将两者的欢乐之情充分表露出来。古诗词与剪纸的结合，使得人们欣赏剪纸之余，仿佛置身其中。由此可见，在语符转换中，虽然源符号系统与目标符号系统之间无法做到完全等值，但依然可以传递原文本的信息，其创新性和独特的文化传播性不容置喙。雅各布森的符际翻译概念，使得语言和非语言之间的转换更加灵活、简洁。如今，信息交流和传播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符际翻译无疑更适应新时代交际活动的需求。

四、结语

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剪纸反映民间世代相袭的艺术传承形式和思想表达手段，在不断丰富的创作形式中展现着传统艺术创作含蓄优美、诗情画意的别样特征。作为中华文化的经典瑰宝，古诗词以其千百年来的历史艺术沉淀向我们彰显着传统文化语言文字的魅力精髓。剪纸与古诗词的结合，使得“诗画一律”的传统美学理念和审美价值应运而生，在向我们展示文化全新的创造形式的同时亦让我们了解了符际翻译这种以语符为载体的符号学的文化解读功能和文化传播意义。通过符际翻译，改变了前人翻译的视角和所关注的对象，以更为生动的形式诠释中国文化。纵观当下，世界文化浪潮碰撞交织，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提高文化软实力仍然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需求和趋势，而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促进中华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也是中华儿女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本文以古诗词剪纸系列为突破口，以符际翻译为视角，从剪纸古诗词的结合中重新解读传统文化，在力求实现文化不断创新的创作传承中实现文化的弘扬与传承，促进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参考文献：

[1]张淑萍.陇中民俗剪纸的文化符号学解读[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4：96.

[2]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