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1956年间上海体育人生活状态陈述
——基于城市地理体育理念

乔 冉采写，陈允生口述

陈允生，1931年生人，上海体育学院教授，上海市篮球协会科研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培养篮球研究生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委员。曾获国家体委授予的“新中国体育开拓者”称号。

1931年，我出生在江苏常熟城西。我家里是做生意的，父亲最初和人学做桐油百货生意，后来经营祖传的茶馆，我自幼便在茶馆里帮忙。直到解放前两三年，父亲又开了花边店。当时生意做得不错，都出口到欧美去了，所以父亲在上海南京路慈淑大楼租了个办公室，这样，货从常熟运到上海，再从上海卖到欧美。

我有空的时候就会帮家里做生意，大部分时间当然还是要上学的。我小学读的是距离我家里大概十分钟左右路程的南头巷小学，读一二年级的时候我就开始喜欢体育运动了，冷的时候踢毽子，暖和的时候喜欢跳绳。三年级的时候开始喜欢玩球，永字牌的，不是一个人用手拍，而是一群人比赛抢球。一个人将球抛向空中或者抛向远处，其他人去抢，看谁跳得高，看谁跑得快，抢到球的人拥有再次抛球的权利。当时我是最灵敏的，往上抛的情况下，我抢到的次数最多，往远抛也可以，我一快走就把人家丢在后面了。那个游戏培养了我的观察力、灵敏性和弹跳能力。

1 鼓励机制下萌生的篮球情结

后来我到了常熟县立中学读书，那时起开始接触篮球。我为什么会开始打篮球呢？因为那时候在常熟基本没有什么其他体育活动，除了篮球。每个乡都有篮球场，每到重大节日都有大型篮球比赛，常熟打篮球的氛围特别好。当时打球也没有教练，也不知道规则，大家就是打“野球”。

我第一次参加的正式篮球比赛是1948年5月21日举行的“新常熟杯”篮球比赛。这场比赛是国民党为粉饰太平而举办的，当局想用篮球比赛向大家证明他们所管理的这个国家很稳定、很太平。那次我们组织的队叫友南篮球队，队员都是十五六岁的初中学生（图1）。为什么要叫友南篮球队呢？因为参加比赛的学生都在常熟县立中学读书，而且都住在常熟的南边。那个时候，能上学念书的人家里都有点钱，都算富家子弟，所以我们队里每个队员都留着小背头，外貌都很洋气、很讲究。

图1 1948年陈允生所在的友南篮球对在比赛后被封为“球坛盟主”Figure 1 You Nan Basketball Team,in Which Chen Yunsheng was a Player,was Awarded the Title of“Basketball Leader” after the Competition in 1948

那场比赛我们得了第三名，报纸还有大篇幅的报道，写着“友南小将驰骋赛场”之类的词。虽然那次比赛我们不是代表常熟县立中学参赛的，但是我们校长在星期一的例行晨会上当众表扬了我们。当时我觉得，打篮球竟然有这么多的待遇，又能登报扬名，又能得到校长的表扬、老师的重视。自那之后，我打篮球就更积极了，每天一放学，别的事不干，就是打篮球，一直打到晚上看不见球我才回家。

我高中是在一所叫中山中学的私立学校念的，那时我打球已经小有名气了。有一次全市高中篮球联赛，我们和常熟省中打决赛，当时我的球衣是9号，有学生敲锣打鼓，举着牌子，牌子上画着我的画像，一路前呼后拥地送我们到省中球场打比赛。比赛打得很艰难，我们一度落后，但最后还是拿到了冠军。

2 华东师范大学体育系第一次招生的三场考试

1951年，我到了考大学的年龄。母亲希望我能继承家业，学做生意，父亲则比较开明。当时父亲听朋友和他说，“老陈，你那个儿子不得了啦，出名啦，有名气啦，他们打球打得好呀”，父亲听到这些表扬就想通了，“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既然儿子喜欢打球，那么就让他去打球吧，想考体育专业就考体育专业吧。父亲表态之后，我就解放了，打球就变得名正言顺。

高中毕业后的那个暑假，我来到上海，一是为了参加篮球比赛，一是为了去大学里补课，准备考大学。我家距离上海大概100 km，到上海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坐车，那次我坐的是老式国产柴油车，坐了4个半小时左右。到上海之后，我们和大同大学、交通大学篮球队都打了比赛，一般在大世界旁边的八仙桥青年会里面的一个小规格的篮球场。

除了打比赛，其他的时间我就是准备考大学了，当时去虹口区欧阳路那边的光华大学参加了补习班，那是一个同学推荐我去的，他之前也在那读过书。我在补习班学了一个月。

我最终报考的是华东师范大学体育系本科班。华东师范大学是1951年正式成立的，校区就是大夏大学的原址。第一任校长是孟宪承，我印象中，他瘦瘦的，个子高高的，很有风度。我是华东师范大学体育系招的第一届学生，那时候学校是各招各的，没有统考。当时的考试项目有技术科、口试和文化课。

技术科的考试地点在静安寺靠近乌鲁木齐路那边的愚园路的口上，我记得是市西中学。技术科不是考专项，不是学篮球就考篮球，是总体考体育。考的都是一般的体育项目，我记得有跳高、单杠和短跑。跳高是为了测试你的弹跳力、灵敏性和协调性，单杠是为了测试你有没有力量，100 m短距离跑是为了测试你的速度。3项下来，基本上弹跳、素质、力量，一个运动员需要的身体素质就都体现出来了。对我来讲，一直打篮球的，这个考试不成问题，但是得了多少分我就不知道了。

考完技术还有口试，主要就是看看学生的志愿是否坚定，是真心实意要考体育系还是随便来考一考。口试考试的地点是在华东师范大学体育场旁边一个放器材的小屋子里面。当时的考官是吴邦伟，他在体育理论方面很有建树。旁边坐着一个助教，叫沈炳雄，是排球专家，也是我国第一批国际裁判。当时吴邦伟问我的具体内容我已经记不清楚了。

文化课考试是在中山公园对面，现在的华东政法大学，原来的圣约翰大学里面。圣约翰大学是一个贵族学校，都是富家子弟去考的，校园环境也特别好。我去考试的时候，一进校门就感觉里面环境很优雅，最醒目的是一片绿油油的大草坪，修剪得非常漂亮，没有杂草，非常整齐的一大片，像绿色的海洋。那时候是大热天，进校门时汗流浃背的，一到这个地方就感到心旷神怡，火热躁动的心一下子就冷静下来了。第二个让我难忘的是草坪中间有一棵百年的高大的榕树，树枝向四面展开，足足有五六十米那么大的空间。我们考试中间休息、吃饭都是坐在大草坪上面，还可以乘凉，十分舒心，当时我们都是买盒饭的，比较便宜也比较方便，一个盒子，一双筷子就解决掉了。当时我就想，真想不到这竟有这样一片仙境，更想不到的是，隔了一年之后，我们学校也搬到这个仙境里面去了。

1951年10月份左右，我当时在苏州打球。因为大学考试结束了，等于一个任务完成了，我去打比赛放松一下。在苏州我看见《解放日报》上刊登了华东师范大学的录取名单。我的名字不前不后，在中间，我找了一会儿才看见我的名字。当时“陈允生”3个字好像光芒四射，我一下子激动得跳起来，手舞足蹈，我觉得我实现了梦想。我不记得当时有录取通知书，只是在《解放日报》上发布了录取名单。自那之后，我与篮球相伴一生，无怨无悔，从来没有动摇过。

3 在中山北路校区读书的一年时光

从10月中旬起，我就在华东师范大学的中山北路校区上学了。我是一个人从家里出发去报到的，没有家人送。我觉得自己在外面闯荡惯了，参加了大大小小的篮球比赛，一个人到上海去完全没有问题，心里一点也不怕，带的行李也很简单，一条被子，一条毛毯。华东师范大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丽娃河，那河比较宽，可以游泳，还可以划船，那时候华师大河那边没有房子，从丽娃河到后门的房子都是后面建的。

当时我们住的房间是硬板的双人床，六人一间，当时条件比较苦一点的。学生有补助，一块钱，两块钱，最多三块钱。吃饭有简易的食堂，师范生每人发一个卡，饭是免费的。我记得最好吃的菜是咖喱牛肉，香得不得了，牛肉很多，一大勺给你，然后你去打饭去，这个记得特别清楚。

我们当时上的课程有政治讲座、中国通史、排球、舞蹈、教育学、音乐学、国文写作、俄文、垒球。实际上，课上得不多，上了几个礼拜就去“土改”了。当时全校的教职员工都要参加“土改”，不参加的要取消学籍，不能继续读大学了。我当时被分配到安徽蚌埠市下面一个叫涡阳的小县城，其实去的时间并不长，也就30多天，但记忆深刻，过了春节便敲锣打鼓把我们送回上海了。

新学期开始后要上课了，文化课不多，哪些老师上的都记不清楚了，但是田径课我记得很清楚，是刘汉明上的，因为他的教学方式是以激励学生为主，学生一做得好，他就一边拍手一边喊“好好好”。

当时二年级学生组了一个叫鸿队的篮球队，我也参加了，一年级就我一个人，我们队还专门做了一件背心。我还请他们去我老家打球，车费我们自己出，吃住都由常熟市体委招待，因为我每年都去体委打球，所以和体委主任很熟，因为这事我的威望又高了。后加入这个队的沈延冠，他是同济大学海外联谊会的副会长，组织能力蛮强；还有一个叫殷云瑞，是国家级裁判，后来从上海去了西安交大，“文革”后又回到上海，因为他块头很大，我们当时叫他“拉吉拉吉”，就是英文 large。

除了在学校打球，我还在社会上教人家打球。我有一个同学的姐夫在长宁区周家桥那边的天山纱厂里当技术员，他聘我去教工人打球，每个月给我35块钱，工资很高了，所以当时我经济非常富裕，学校里也不要花钱，又另外赚35块钱。那个时候大家都想出人头地，都练得很厉害，所以要补充营养，我记得大家最喜欢的是馒头里面加黄油，可以增加体能。我们还喜欢去华师大门外一家广东人开的小吃店，点一碗什锦汤，一毛五分钱，里面有牛肉、牛杂、鸡蛋。和我关系好的同学有的来自农村，家庭环境不是很好，我就将他们介绍到纱厂去打球，让他们也挣点钱。当时刚好热天，纱厂招待我们，西瓜、冷饮，什么都随便吃，一回来，我陈允生的名字响得不得了，同学们会议论陈允生怎么有那么大的面子，什么地方来的，为什么厂里请他去当教练。因为小有名气，所以我被选为学生会康乐组（现在叫文艺部）副组长。

4 华东师范大学体育系搬到了圣约翰大学旧址后部

1952年，全国院系再次进行调整。当时全国分为六个大区，华东军政委员会代表中央管理华东所有的事情，地址在现在的衡山路，衡山饭店旁边。听说是华东军政委员会的教育部决定成立华东体育学院，将南京大学体育系、金陵女子大学体育系，还有我们华东师范大学的体育系合并在了一起，形成了最初的华东体育学院。当时考察了全国体育系的教授，最后决定由威望较高的吴蕴瑞出任校长。吴蕴瑞是原来南京中央大学体育系的系主任，美国留学回来的硕士，解放战争时期，他思想也比较进步，是当时的学术权威。后来1956年全国评一级教授，体育学只有三人被评上了，马约翰、袁敦礼，还有就是吴蕴瑞，可以看出他是有水平的。当时华东体育学院的师资力量也是很好的，一共有25位老师。南大体育系过来的有7人，其中有3位教授，两位美国留学归来，一位德国留学归来；3位副教授；1位讲师。金陵女大过来3位女老师，其中最有名的是张汇兰。其他都是华东师范大学体育系的老师了。

华东体育学院成立后并没有自己的校舍，可能是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吧，师生就暂时在圣约翰大学原址后部上课，我们也从中山北路上的华东师范大学搬了过去。当时有3所学校在圣约翰大学原址里面，新成立的华东政法学院占了大部分地方，华东师范大学的理学院因为中山北路校区放不下那么多人也迁了过来，还有就是新成立的华东体育学院。据说是8月份确定办体育学院的，9月初开了第一次筹备委员会会议，9月下旬确定将3个学校的体育系并起来。因为我们是新搬过去的，所以9月底到11月初的那两个月展开了建校劳动。最后校庆日定在了11月8日。1952年建院初期好像是有158名学生，其中89名学生是3所学校并进来的，其他的是新招的。我们所有的教职工和学生都在圣约翰大学原址后部一幢叫“树人堂”的楼里，一层是教室，上理论课；二层是办公室；第三层，学生宿舍，我就住在里面。

我们拥有的运动场所并不多。“树人堂”楼前有一片篮球场、一个沙坑、一个单杠，后面有个小的体育馆，上面是篮球场，下面是很小的室内游泳池，只有15 m，来回30 m。圣约翰大学里面有两个体育馆，除了我们这个小的，一进门还有一个大的体育馆，两层楼，有标准的篮球场，下面是图书馆，有时我会去那儿练球，那个篮球场是属于华东政法学院的。我之所以会去那儿练球，是因为华东政法学院的体育老师宋保生请我去的。宋保生原来是东亚体育学院的，后来做了上海市体操队的总教练，他还会摔跤，可他到了华东政法学院后得不到用武之地，他们的学生都喜欢篮球，不喜欢体操，所以他叫我去给他做辅导。我一样样给他做动作，怎么跑篮，怎么上篮，怎么投篮，怎么做比较漂亮。我教篮球之后，他会教我体操，体操最让我头疼了，考试总是通不过，所以我就向他学学体操。

平日在学校，我私底下会下苦功夫，用各种办法提高技术，尤其是练“晃人”和“三步上篮”。到了上海后，我打球学了点海派风格，动作上来点花样。以晃人来说，要练脚步，圣约翰大学里面有树，一排一排间隔的，一棵树到另一棵树大概间隔四五米，我就穿树跑，利用这些树练转身，徒步练习脚步动作。晚上练习不看球运球，好像武术家练八卦掌。最后练得起步快、反应快、说停就能停，转身、滑步等动作特别稳。那个时候没有早操，我自己练，每天早上一定会练，人家利用障碍来练习，我就利用自然的树木来练习，这样更惬意。

“三步上篮”也会加点花样，先把球托上去，再放下来，再挑进篮筐里。这个动作需要将弹跳和跳远结合起来，开始的两大步就跨出6 m多，再高高跳起来。我弹跳能力特别好，一般在篮下，我跳起来，腾空一会儿，篮球能从手上托进篮筐里。学校的教工田径运动会，我是跳远第一名，我能跳6米40左右，达到二级运动员的水平了。有一次，我在徐家汇的风雨操场练球，田径中心的田径队也在那里练习，我觉得好玩就去跳了一下，跳了6 m多，田径队教练觉得我可以培养，还发给我一张上海市田径队集训队的录用书。

华东体育学院成立后不久组建了校队 （图2），我通过选拔进了校队，开始参加上海市高校比赛。后来我又成为了上海高校联队的队员。联队里有几个人很厉害，像交大的侯震，他个子矮，但控球特别好，左右手都行，运球很低，地板球特别好，你抢不到他的球。交大的篮球是有传统的，从解放前一直到现在都很好。我们体育学院的队员就是素质好，个子高、速度快、弹跳好、打得凶，但是技术不如人家，都是力量型的。当时上海的强队还是不少的，上海公安队、上海工人队、上海交通运输队、上海海军的波浪队。在上海市的比赛中，我们联队基本上是可以拿冠军的。进入高校联队后，我每到礼拜天就到上海市体育馆里面打球，就是现在的卢湾体育馆。当时室内的篮球馆很少，上海市体育馆里有一个，八仙桥青年会里有一个，圣约翰大学里有两个，沪江大学里有一个。

图2 1952年陈允生所在的华东体育学院篮球队在比赛后的合影Figure 2 Photo of the Basketball Team of East China Physical Education Institute,in Which Chen Yunsheng was a Player,after the Competition in 1952

那时候我们打球，报纸上宣传做得很好。一到礼拜天，哪个队和哪个队比赛，《新民晚报》都要登出来的，出场阵容也很详细，前锋某某某，后卫陈允生。我一般打后卫，负责组织进攻，有时打前锋，没打过中锋。我突破能力特别好，就是过人好，但外围篮差一点，那时候没有“三分球”的叫法，就叫外围篮。我篮下左右手都能投篮，外围只能用左手，我是左撇子。比赛结束之后，报纸上就会登评论，这场球谁打得好，什么时候是关键期，谁起到关键作用，为什么这个队输了。那时有个专栏评论员很有名，叫小秀，他是《新民晚报》的知名记者，评论写得特别好，不光是写篮球评论，所有项目的评论他都会写。

1953年到1954年，《新民晚报》上关于我的报道蛮多的。媒体的评论不仅提高了大家打球的积极性，还让很多球队都出了名，有时候知名的篮球队打比赛，票都买不到。那时候我们比赛一般在陕西南路淮海路转角的上海体育馆。体育馆里面是地板地，跑起来“踏踏踏踏”，响得不得了，啦啦队都听不见。我们去打球没什么待遇，就是给一顿饭的饭票，打完球可以到锦江饭店去吃饭，一个菜一个汤，锦江饭店的饭是蒸饭，一粒一粒的，米非常好。另外也可以去球馆对面广东人开的美星酒家吃饭。

1953年，因为华东体育学院扩大招生，圣约翰大学里面也放不下那么多人了，体院还在华山路630号建立了二部，直到1955年5月，华师大在圣约翰大学里的院系迁回了中山北路本部，腾出了“西门堂”，体院二部的学生才迁回圣约翰大学里面，而二部的那个地方后来建了上海戏剧学院。

5 提前一年毕业留校任教

1954年我毕业留校做了篮球老师。因为当时师资紧缺，迫切需要体育老师，所以我们只读了3年，提前一年毕业了。因为全国都需要体育老师，所以后来招生都是一年制或者二年制的，直到1959年才招了第一届的四年制的本科生。当时学校的目标是培养有政治觉悟的、有一定理论水平的、运动技术比较全面的体育老师和体育行政干部。我们班一共34名学生，毕业分配到了全国6大体院和国家体委。我们班一共4名女生，有1个没毕业就到国家篮球队去了。另外，分配到沈阳的学生，到那边就当了田径队的主教练、体操队的主教练，证明我们这批学生的水平很高，一去就当主教练了。我们这一批是最早的，比北京还早，所以我们这一批人非常宝贵，大家都要，而且水平都蛮高的。

当时我们学校算是校长负责制，虽然不那么叫，但都是专家、教授治校，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我们留校需要有教授提议才行。通过3年的教学考察，教授认为哪个学生比较优秀，应该留校，就推荐谁。我们那一届留了4个人，除了我，还有学体操的周力行，他后来成了体操系的主任，还是国际裁判。另外两个是搞理论的，魏敬文和李荣良。

我留校是黎宝骏推荐我的，这个人是我的恩师，他是我们华东体育学院第一任球类教研室主任，第二任是李震中，第三任是我。黎宝骏很全面，他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是中华篮球队队员，参加过3届远东运动会，他足球踢得也很好，李惠堂的东华足球队他也参加过，棒垒球也好，他后来还当过全运会的棒垒球裁判长。我在大学生联队打球的时候，黎宝骏是我们的教练，他人很好，当时美星酒家卖巧克力，十几块一斤，他就买给我们吃，他当时是教授，一个月两百多块钱的工资。平时在学校我们接触也很多，当时我担任球类课的课代表，学生有什么意见，都要通过我向老师反馈，老师有什么要求、有什么课外作业，也通过我布置下去，我就像助教一样。黎老师这个人对学生特别好，我当时打球打得多，有时候洗冷水澡，所以得了关节炎，做凳子腿都要肿胀，黎老师就介绍我到他舅父那里治疗，他舅父是虹桥医院的外科主任，留德的专家。黎老师办事还特别细致，1958年，我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论文，可当时我在北京出差，他就找到报纸，把我的文章剪下来给我留着。

我留校任教之后，球类教研室教篮球的只有李震中和我两个人。李震中和我是亦师亦友，他和我的关系是“不是老师的老师，不是学生的学生”。李震中是1954年调到体育学院的，所以他没有直接教过我，但对我的影响就像老师一样。当时篮球教学，李震中也没有教过，我刚留校也没教过，但是李老非常谦虚，他觉得我是科班出身，在篮球理论、技术教学、教学方法这些方面应当有些经验，所以从来没有叫过我小陈，我们相识61年，从开始他就一直叫我陈老师。后来我写了一篇黑板报“托塔李天王响震东南亚”，把我对李老的感受写出来，我觉得作为老一代的篮球国手，他不仅在篮球运动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还那么谦虚，愿意学习新的教学的东西。

1955年10月，我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一届工人运动会，我代表教工队打篮球比赛。最开始是上海市先组织选拔赛，选出来的队员在淮海路陕西南路上的上海市教育学院集中训练了两个多礼拜。然后我们出发到青岛，住在山东大学，准备全国教工的选拔赛，最后上海选中了3个人：我、朱世农和戴云飞。我们作为全国教工代表又到了天津大学集训了两个多礼拜，然后就到了北京，参加解放后第一届全国工人运动会。到了北京之后，我们住在前门饭店，离天安门比较近，比赛的场馆在天安门广场的劳动宫。开幕式很隆重，毛泽东、贺龙、周恩来都去了，我们站排在底下，他们在主席台，因为很近，看得很清楚。我们还参加了“十一”国庆大游行，火车头协会、矿业协会等十几个方队，我们作为体育方面的方队游行。那次的比赛我们得了第三名。

6 上海体育学院迁至“大上海计划”中心区域

1956年，因为学生越来越多，所以体育学院开始物色属于自己的校园。当时体育学院的领导陪着上海高等教育管理局领导在市郊的范围勘察，大概是三四月份的时候，最后看中了清源环路650号上海体育学院现在的这个校区。当时这里比较空旷，周围都是荒地，发展空间比较大，只有一栋大楼，就是原来大上海计划建造的市政府大楼，还有现在恒仁路200号的那10栋宿舍，原来这里是行政干部学校，那时他们搬走了，10栋宿舍也空出来了。从六七月份起，华东体育学院的师生就开始陆续搬迁了。那年的暑假后期一直到9月份开学，学生都在搞建校劳动，建设新体院。那一年，中央决定各体育学院都改成地方的，中央体育学院改名为北京体育学院，西北体育学院改名为西安体育学院，东北体育学院改名为沈阳体育学院，中南体育学院改名为武汉体育学院。我们华东体育学院也改名为上海体育学院了，借着搬迁之机，新校区建成后就直接挂上了上海体育学院的牌子。

刚迁过来的时候，校门是在现在长海路和恒仁路交接的地方，那时候长海路也没有什么车辆，恒仁路还是校内的一条小路，叫府前右路，领导就是觉得校门放在那儿方便一点，没有什么特殊的考虑，其实也不能算门，就现搭了两根门柱，将上海体育学院的牌子挂在上面，没多长时间这个门就撤掉了。刚搬过去的时候，恒仁路是不通车的，大概是在1959年左右，市政府决定那条路要开始通公交车了，通的好像是75路公交车，府前右路也随即改名叫了恒仁路。然后校门也就移到了恒仁路与清源环路的交界处，以后这个门就一直是体院的正门，直到2004年体院在长海路上开了新的学校正门，恒仁路上的这个门成了体院的西门。

1956年下半年开始，我经常不在学校。像1956年8月1日到7日，我在北京体育学院参加全国体育学院篮、排球比赛。1956年10月到1957年9月，我到北京体育学院参加篮球教师进修班，学习篮球理论以及球类的实践课，进修班结业的时候，贺龙还特意来祝贺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