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中国视域下主体功能区建设中的利益驱动机制

王 华,王 珏,王 石

(1.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陕西西安710061;2.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陕西西安710049;3.西安外国语大学经济金融学院,陕西西安710128)

地区发展水平不均衡与区域生态功能弱化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过程中产生并日益严重的两大问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China National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6:Social Innovation for Inclusive Human Development》报告显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2014年的全国基尼系数为0.469,标志着中国已经属于高收入差距国家。从地区差距角度来看,人类发展指数最高的北京比最低的西藏高出44.8%,这大致相当于西班牙与不丹的差距。整体上,中国东部地区的平均发展指数要高于西部地区[1]。另一方面,中国正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环境承载着历史上最多的人口,负担着巨大的资源消耗,同时也面临着空前的环境挑战[2]。

为协调经济布局与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的失衡关系,党的十七大把主体功能区布局基本形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目标,十八大、十九大更是将主体功能区建设放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美丽中国建设蓝图中,提出要完善主体功能区配套政策,指出了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具体方向。2010年,国务院发布了《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标志着主体功能区从理念走向实践,由各级政府对所辖区域的经济、生态主体功能进行规范与指导。而这又带来了新的问题:尽管《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提出了生态补偿政策,但由于发展工业将为本地创造就业并增加地区收入,各地仍想挤进重点发展区而唯恐被划入主要针对工业的限制和禁止发展区。国家明确提出对保护类功能区“实行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严禁生态用地改变用途”,一旦被划入将限制工业发展,经济落后地区将无法通过大规模推进工业化进程来摆脱贫困,同时,限制发展地区的官员也将由于较差的GDP政绩而难以得到晋升。2017年8月2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完善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制度的若干意见》,要求完善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制度,发挥主体功能区作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基础制度作用,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在市县层面精准落地,健全不同主体功能区差异化协同发展长效机制。因此,有必要对主体功能区差异化协同发展的驱动机制进行研究。

一、文献综述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发布以来,一些学者就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实施与管理问题进行了研究论证。代明等[3]首先提出主体功能区之间的生态补偿应该考虑限制与禁止发展地区不能发展工业所带来的机会成本,这意味着生态补偿除了应当补偿生态功能区提供生态公共产品的成本,还应补偿生态功能区原本不想成为限制发展地区的那部分“贫困成本”。其所得出的一个地区限制工业发展导致工业增加值减少带来的地区收入损失额度测算方式是相当值得关注的,但遗憾的是该研究并未考虑限制发展地区提供正外部性公共品问题。类似的其他文献大多只是就具体某个生态治理问题或生态补偿本身的实现问题进行了研究[4-5]。孙红玲[2]同样考虑了限制工业发展对地区收入的影响,指出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应该决定于利益驱动而不是主体功能区布局。虽然该研究提出了区域协调与生态和谐的“3+4”方案,但该方案能否产生各主体功能区的利益驱动并没有一个严格的传导机制,因此有效性尚需观察。杨伟民等[6]从战略角度系统研究了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背景、理念、意义和目标,其中包含了建设主体功能区的各类关系。其认为应根据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定位实行各有侧重的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方法:对限制开发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应强化对提供生态产品能力的评价,而不应单纯评价地区生产总值等经济指标。陈映[7]发展了上述观点,就西部地区多限制开发区域的特征构建了具体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但徐莉萍等[8]提出给不同类型的主体功能区设置异质目标是不合理的,也不能避免临近与相关主体功能区之间的激烈竞争。其认为即使是不同类主体功能区也应设置同质目标,虽然经济目标和生态环境目标内容差异巨大,只要通过合理的生态预算方法,并据此细化各级财政的政策目标,不同类型的主体功能区完全可以在一个统一框架下进行建设与合作。每个地方应有更为具体的主体分工,一个地级市可以作为省级的限制发展功能区,本身又可以就县区细分出兼有四类主体功能的空间分工结构,虽然主要满足生态或农产品分工,但仍具备发展工业的次要目标,这也是《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基本观点之一。不过,这只能控制分工后的地区发展水平差距,并不能消除“无工不富”信念下地方政府对承担生态功能的抵触。

整体来看,当前国内对于主体功能区管理问题的研究基本是全面系统的,但还在两个方面存在不足。首先,主体功能区建设的机制问题尚缺乏研究,已有研究大都没有从理论模型的角度阐述主体功能区的不同因素对利益主体的影响,因此提出的方案很难置于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进行论证分析。其次,缺乏发展工业(或限制工业)对地区收入的整体影响和区域异质影响的经验研究,因此难以将主体功能区建设问题的分析落到实体经济上来。本研究致力于通过一个解释区域最优分工的综合模型,结合面板数据计量方法,对当前主体功能区的建设管理问题(尤其是各地争相成为重点发展地区的难题)进行理论分析、计量识别,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二、模型分析:区域分工与地区收入

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核心思想在于不同地区根据自身条件的不同来提供不同的产品,其实质是形成全国性的地区分工格局。贸易理论认为,构成地区分工的决定因素有两方面,即外生比较优势与内生比较优势[9-10]。外生比较优势的代表理论认为一个地区应该生产自身生产率相对较高的、密集使用该地区相对丰裕的生产要素的产品。内生比较优势的代表理论则认为即使两地不存在生产率与要素禀赋的外生差异,由于消费者的多样性偏好以及产品生产存在规模报酬递增,进行地区分工仍将使两地收益,同时将导致人口流向制造业集中的“核心”地区。上述两大流派的分工理论各有一套假定,导致这些理论仅突出了区域分工中某一个关键方面,虽然深刻,却各有偏颇,往往难以单独描绘出世界贸易的全貌,因此一些学者也试图将不同学派的分工理论进行综合[11-13]。本文将以谭立力[13]提出的综合性分工理论为研究基础,对地区分工的决定因素以及各地区为什么更倾向成为重点发展区域进行分析,进而得出可供经验数据验证的一些重要命题。

(一)模型设置

考虑两个不同的主体功能区总人口为L,地区1和地区2在资源禀赋和生产技术上均有不同。假定劳动力总量即人口总量L,劳动力禀赋在地区1的分布比例为θ,则在地区2的比例为1-θ。资本的总量为K,资本禀赋在地区1的分布比例为γ,则在地区2的比例为1-γ。资本禀赋并不包含当期投资,资本是可以跨地区自由流动的,但劳动力不可以跨地区自由流动。显然,资本禀赋比例γ和劳动禀赋比例θ不一定相等。这两个参数集中代表了新古典贸易模型所描绘的地区之间的资源禀赋差异。

根据《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第三章第二节对四类主体功能区的划分,优化开发区域是经济比较发达、人口比较密集、开发强度较高、资源环境问题更加突出,从而应该优化进行工业化城镇化开发的城市化地区。重点开发区域是有一定经济基础、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发展潜力较大、集聚人口和经济的条件较好,从而应该重点进行工业化城镇化开发的城市化地区。限制开发区域包括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两类,从而应该限制进行大规模高强度工业化城镇化开发。禁止开发区域是依法设立的各级各类自然文化资源保护区域,以及其他禁止进行工业化城镇化开发、需要特殊保护的重点生态功能区。整体而言,优化发展地区具有生产技术优势,重点发展地区次之,而限制与禁止发展地区往往技术水平较低。同时重点发展地区往往具有资源禀赋优势,优化发展地区次之,限制与禁止发展地区同样在资源禀赋方面存在劣势,资本和劳动都会自然流向重点发展地区与优化发展地区。

考虑当期的资本投资地区间比例为k,即认为投资在地区1的资本量为kK,地区2为(1-k)K。同时以地区2的劳动力价格为计价物,则地区2的工资为1,同时记地区1工资为w。

式(1)为马歇尔需求函数。其中,xij为地区j对地区i所生产产品的需求,Yi是经济体i的总收入,pij是经济体i生产产品在经济体i的销售价格。

(1)

同时假定两地间存在冰山型运输费用,即必须在出发地区运出τ≥1单位的产品才能正好保证有1单位的产品抵达目的地区。两地企业将制定价格以实现利润最大化:

(2)

对式(2)求解最大化,二阶条件满足,一阶条件将给出产品价格:p11=ηw;p12=τηw;p22=1;p21=τ。因此可得式(3)所示价格指数,其中φ≡τ1-σ∈[0,1],为贸易自由度。

(3)

通过比较静态分析可以观察到,地区1的技术优势η将使该地区企业在同样价格水平上面临更高的需求量。古典比较优势理论在这组需求函数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因为企业可以自由进入或退出,其利润在长期为零。据此,式(4)—(5)为求解出的两个主体功能区的资本回报率,式(6)—(7)为两个地区各自的总收入。其中,式(6)—(7)右边第一项为资本收入,第二项为劳动收入。

r1=

(4)

r2=

(5)

Y1=γK[kr1+(1-k)r2]+wθL

(6)

Y2=(1-γ)K[kr1+(1-k)r2]+(1-θ)L

(7)

(二)一般均衡分析

(8)

(9)

(10)

由于r=r1=r2,由式(4)—(5)还可得

其中,α=η1-σκ∈(0,+∞),η∈(0,1),κ∈(0,1)。这个参数将古典贸易模型所描绘的地区之间的生产技术差距进行了整合,从而统一地表征了地区1比地区2具备的优势。因为α随地区2固定投入κ增加而增加,并随地区1的边际投入η的增大而减小,所以较大的α将意味着地区1更低的边际成本或地区2更高的固定成本,此时地区1具备外生比较优势。同时,由于两式均大于零,可得式(11)所示的地区1工资w的一个上界和一个下界。

(11)

(12)

值得注意的是,产业分布如果带来工资差异,也势必带来地区收入差异。这意味着每个主体功能区都将倾向于发展资本密集的现代工业,而非致力于环境保护和发展农业。当非重点发展地区也这样做时,主体功能区的分工效应将被弱化。因此重点发展地区的高收入将有一部分用来补偿其他非重点发展地区的民生水平,以换取这些功能区对重点发展地区发展环境(生态、环境保护、农业)的支持。这也是本文的核心观点,只有分工没有补偿的功能区划分很难做到差异发展与协同发展并存。对式(12)求偏导很容易得出本文的命题1。

命题1:当不存在生态补偿时,一个区域的工业品生产越密集,地区收入将越高。

(13)

F(w)≡α[wθ(1-γ)-γ(1-θ)]w1-σ+

σ(1-θ-α2w3-2σθ)φ+αw1-σ[(1-θ)(γ-σ)+

wθ(σ+γ-1)]φ2=0

(14)

由于式(14)的解析形式较为复杂,虽然无法得出w(φ)的解析解,但仍可以根据隐函数相关法则获得其所刻画的w(φ)关系的一些性质。这些性质对于分析主体功能区分工无疑是重要的。

引理1:给定任意φ∈(0,1),方程F(w)=0在(0,+∞)上存在至少一个解;方程F(w)=0的解w*(φ)在(0,+∞)上是唯一的,并且F(w)在w*(φ)处是增函数;隐函数w(φ)连续并可导。

中国的区域规划过程是不同地区的分工合作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区域合作政策与区域间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贸易自由度φ将经历一个由小变大的过程。在引理1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出关于两大古典因素(技术与禀赋)与区域分工演化过程的重要命题。

证明:为便于分析,不妨把工资函数和工资方程改写为w(φ,α)和F(w,φ,α)。在均衡路径上,工资方程对于α的偏导数为

(15)

命题2为分析功能区分工提供了一个自然的结论:任意部门作为一个整体的分工模式和贸易模式遵从古典贸易理论,即两地的技术差异与禀赋差异。而且这种外生比较优势因素的差异越大,地区分工会越明显,此时贸易量也随之越大,功能区的产品分工自然形成。

考虑到《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对重点发展地区和非重点发展地区的定位,国家重点开发区域具备较强的经济基础,具有一定的科技创新能力和较好的发展潜力,城镇体系初步形成,有可能发展成为新的大城市群或区域性城市群,这意味着重点发展地区的资本禀赋水平γ较高,且技术水平α不低。

结合命题1,本文将命题2推广为可供经验研究的命题3。

命题3:不同区域进行工业品生产对于地区收入提高的效果不同。重点开发地区进行的工业品生产会带来比限制开发地区和禁止开发地区更高的地区收入。

(三)区域分工的动态演化模式

由于两种外生比较优势因素的不对称作用,随着区域合作的进程,不同的地区分工形成模式也将有所不同。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居民收入实际上不止劳动工资,还有资本收益,由于两地居民持有不同数量的资本,本文在工资差异w中获得的关于地区差异的结论是否都能应用于收入差距是需要证明的。

假设地区1和地区2的收入比例为χ,则有

会议的6个大会报告和21个分组报告既有深入实际的调查、测试等实证研究，又有基于国际数学教育发展趋势的理论性思辨研究．报告内容围绕民族地区数学教学研究、民族地区学生的数学学习研究、民族数学史、数学文化与数学教育研究、民族地区数学校本课程开发研究、民族地区学生数学学习现状调查研究等主题展开，分析探讨了目前中国少数民族学生在数学学习中出现的问题、产生困难的原因以及应采取的对策、措施，给所有与会者以研究思路与方法上的启示．现将报告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以观中国少数民族数学教育研究的热点及发展趋势．

对于任意的w∈(0,+∞),由于F(·)是关于φ的二次函数,在φ和w分别为横轴和纵轴的直角坐标系平面上,工资函数w(φ)和任何水平线将至多存在两个交点。那么,除去无意义的常函数情况,将存在四种可能的动态模式:模式1单调递减;模式2先递增再递减;模式3单调递增;模式4先递减再递增。

下文讨论这种动态模式和两个关键参数α、γ的关系。由于w(φ)的光滑性,可以写出该函数在0和1两个端点的导数,如式(16)—(17)所示。则w(φ)的四种动态模式便可以通过w′(0)和w′(1)的符号来区分。模式1:单调递减时w′(0)<0且w′(1)<0;模式2:先递增再递减时w′(0)>0且w′(1)<0;模式3:单调递增时w′(0)>0且w′(1)>0;模式4:先递减再递增时w′(0)<0且w′(1)>0。

(16)

(17)

命题4:当某个产业的替代弹性较大时,两地区的产业集聚和贸易结构变化更容易呈现单调的动态过程,外生比较优势的效果超过内生比较优势。当某个产业的替代弹性较小时,两地区的产业集聚和贸易结构变化更容易呈现不单调的变化。此时外生比较优势所决定的初始结构将逐步被内生比较优势扭转。

根据命题2,主体功能区在选择主导产业时应尊重当地的外生比较优势,尽量选择具备技术和禀赋优势的产业优先发展。但根据命题4,外生比较优势的发挥可能会被经济规模带来的本地市场效应所扭转,即使是当地条件适合提供生态产品或农产品的地区,仍有利用规模报酬递增来产生工业品生产上的内生比较优势的可能。这就构成了地区分工的一个难题:各地都有成为重点发展地区的动力,而生态功能区与农产品主产区在承担非工业分工任务的同时,也承受了发展水平落后的代价。因此,在主体功能区规划执行过程中的地区间再分配必须考虑生态功能区与农产品主产区限制工业发展所付出的机会成本。

三、经验研究

由于命题1在理论模型中的核心地位,本部分将首先通过对命题1的计量分析来验证理论模型是否与我国的主体功能区建设实践相一致,这同时也将验证“无工不富”假说的可信性。之后将就命题2和命题3所涉及的各地发展工业的效率差异进行识别和分析。

为了观察命题1所描述的工业品生产和地区收入的关系,需要建立起这两者间的一个可供检验的假设关系。代明等[3]在研究主体功能区补偿标准时提出,限制工业发展对经济的影响除了GDP,还会涉及财政收入、就业、居民收入、消费、投资等多个相关经济指标。除了这些构成总需求(或总收入)的部分,在构建以GDP为被解释变量的计量模型时往往还会考虑供给侧的因素[14-16],如地区就业人数、高等教育情况、资本、技术因素以及交通等变量。上述变量其实包含了GDP核算的两种方式:总需求法认为投资需求、消费需求、政府购买需求构成了GDP;而总生产法则从生产函数出发,认为GDP由就业人口、资本、技术等方面构成。因此,可以将上述变量分成总需求方面和总生产方面,进而构成三种可能解释国内生产总值变动的计量方程。为了减少这些宏观变量在计量分析时的多重共线性,本文对上述变量进行取对数处理。

总需求方程(模型1)、总生产方程(模型2)、混合方程(模型3)分别如下:

lnGDPit=αi+β1iln(1+IRit)+β2ilnCit+β3ilnIit+β4ilnGit+εit

lnGDPit=αi+β1iln(1+IRit)+β2ilnLit+β3ilnKit+β4ilnTECHit+εit

lnGDPit=αi+β1iln(1+IRit)+β2ilnCit+β3ilnIit+β4ilnGit+β5ilnLit+β6ilnKit+β7ilnTECHit+εit

本文选取中国31个省区市(不包括港澳台地区)1996—2015这20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C)、固定资产投资(I)、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G)、私营企业就业人数(L)作为控制变量进入工业发展对GDP的解释模型。主要解释变量为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IR)。用比重作为各主体功能区工业发展力度的指标避免了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的会计关系,因为工业增加值本身也是当年GDP的一部分,如果用工业增加值的绝对数值进行回归不容易捕捉到我们感兴趣的联系。考虑总需求中的投资和总生产中的资本的动态联系,在回归中采用该省公路里程数替代资本积累变量(K)。为避免科研人员数量和劳动人口数的相关性,采用专利受理数量代替科研人员数量(TECH)。

在估计过程中本文也尝试过加入就业情况、高等教育情况等其他文献提及的变量来解释教育指标的变化。但是在加入这些变量后,它们并不显著,因此本文放弃了这一尝试。从含义上来说,本文最终的方程完全反映了教育发展的地区差异和时间趋势,没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入任何主观设定的解释变量。在通过对数化削弱多重共线性的基础上,下文混合回归、固定效应回归和随机效应回归均采用为避免自相关性的聚类稳健标准差方法。全部数据来自各省区市统计年鉴与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心。

表1所示为考虑不同控制变量的混合回归模型拟合结果。从F检验可以看出三个不同的混合回归模型都有效地捕捉了各省区市GDP的变化。同时,IR在三个模型中均在5%的水平下显著,且系数为正,证明了命题1的说法,即一个功能区的工业品生产越密集,地区收入将越高。值得注意的是,模型1和模型2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但模型3中的I和TECH均不显著。这说明混合了总需求法和总生产法的模型3重复计算了构成GDP的一些因素,但即使在这种情形下IR仍在1%的水平显著。三个模型共同说明了命题1成立的稳健性。

表1 考虑不同控制变量的混合回归模型拟合结果

注:*、* *、* * *分别代表该变量在显著性水平为10%、5%、1%的情况下显著。

命题1的成立首先确立了各主体功能区都有动力发展工业的基本逻辑,这也导致了地区分工格局需要地区间的补偿来实现。但哪些地区适合发展工业,哪些地区适合发展其他产业或提供生态产品并与重点发展工业的地区进行物质交换和生态补偿,成为主体功能区差异化协同发展的第二个关键问题。

在混合回归有效证明了命题1的前提下,本文试图识别这种发展工业的努力与主体功能区GDP关系的固定效应是否存在,即是否允许每个省区市的变量在解释GDP时拥有自己单独的截距项。为了观察面板数据中不同个体时间趋势的“截距”差异,面板数据除了混合回归还可以进行固定效应回归和随机效应回归。固定效应模型认为个体不可观测的特征与解释变量存在相关性,而随机效应模型则认为不相关。当横截面的单位是总体的所有单位时,固定效应模型是合理模型。实证研究中一般通过对数据进行Hausman检验以确定是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将检验全部三个回归方程,并分别进行LSDV检验、BP检验和Hausman检验,结果见表2。

表2的回归结果说明,各地的水平差异主要被构成GDP的主要变量所解释,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模型1和模型2的控制变量均显著就说明了这一点。而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模型1中的C、G和模型2中的L、K、TECH被识别出有效,且系数符合预期,这较为严格地反映了命题2和命题3所描述的各地发展工业对地区收入的提高效果存在差异的情况。而且这种水平差异受到上述变量的显著影响,各地应当根据自身的禀赋情况与需求结构进行经济分工。但和混合回归的结果一样,模型3依然存在不符合预期与不显著的控制变量,本文将通过LSDV检验首先来观察以上三个固定效应模型是否有意义,结果见表3。

表2 考虑不同控制变量的固定效应回归结果

注:*、* *、* * *分别代表该变量在显著性水平为10%、5%、1%的情况下显著。

表3 固定效应回归的LSDV检验结果

LSDV检验证明了模型1和模型2均存在固定效应,模型1中大部分个体虚拟变量显著,模型2几乎全部个体虚拟变量显著。在混合回归与固定效应回归之间应该选择固定效应回归。但模型3经过LSDV检验没有识别出明显的固定效应。在和混合回归比较的基础上,还应对比固定效应回归和随机效应回归的有效性,通过Hausman检验可知三个模型的固定效应回归都将比随机效应回归有效。

为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仍报告了随机效应回归结果,见表4。类似于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各地的水平差异仍被模型1中C、G和模型2中的L、K、TECH所解释,且系数符合预期,这证实了命题2和命题3所描述的各地发展工业对地区收入的提高效果存在差异的情况在随机效应模型中依然存在。同时在随机效应回归时IR的显著性水平高于固定效应,说明IR对当地收入的随机影响方式不只是影响截距项。但和之前混合回归的结果一样,模型3依然存在不符合预期与不显著的控制变量。通过BP检验得知,全部三个模型随机效应回归的有效性高于混合回归。

通过混合回归可知,各省区市发展工业的努力的确显著影响了其国民收入水平。而固定效应回归和随机效应回归的结果说明,各省区市进行工业品生产对地区收入的贡献并不相同,的确有必要采用分条回归。这证实了命题2和命题3所描述的各地发展工业对地区收入的提高效果存在差异的情况。因此,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考虑无控制变量的简化计量模型,本文对31个省区市进行分条回归,结果见表5。

表4 考虑不同控制变量的随机效应回归结果

注:*、* *、* * *分别代表该变量在显著性水平为10%、5%、1%的情况下显著。

表5 各省区市工业品生产对地区收入的影响差异对比

注:*、* *、* * *分别代表该变量在显著性水平为10%、5%、1%的情况下显著。

在不考虑控制变量的简单回归中,9个省市(北京、天津、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广东、云南)识别出了负系数的IR,除了黑龙江和云南以外,其余7个省市均在沿海发达地区。在这些区域增加工业已经不能带动地区收入的增加,因而需要将工业逐步转移到内陆地区,这正是主体功能区规划对优化发展地区和重点发展地区区分的题中之义。

对比IR系数为正的22个省区市可以发现,不同地区的IR系数差别很大。这是对命题2和命题3的又一佐证。即不同区域的确存在发展工业与其他产业的优势差别,进行地区分工会提高区域间总收入。但生态功能区与农产品主产区更多发展工业仍会带来地区收入的提高,这意味着进行地区分工后的跨区域转移除了需要补偿限制发展地区提供公共产品所付出的显性成本,还需要补偿限制发展地区牺牲工业生产所带来的地区收入较低的机会成本。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一个综合考虑外生比较优势与内生比较优势的地区分工模型,得出了影响区域分工的相关因素以及各地争相成为重点发展地区的原因。命题1表明了任何地区发展工业都会带来更高的地区收入。而命题2和命题3表明不同区域的分工侧重应当从区域自身条件出发,这和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思想一致,在当前划定的重点开发区进行的工业品生产的确会带来比限制开发地区和禁止开发区更高的地区收入。但命题4则表明,通过个别产业扶持政策,培养个别产业的内生比较优势,非重点开发区也具有扭转外生比较优势格局的可能。随后的经验研究证实了命题1和命题3,说明各地确实都有成为重点发展地区的动力,但划分主体功能区将在整体层面带来更高的国民收入。而生态功能区与农产品主产区在承担非工业分工任务的同时,也承受了发展水平落后的代价。因此,必须兼顾各区域不同主体的利益,形成实现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利益驱动机制。

其一,对限制(禁止)发展地区的转移支付应该纳入机会成本。限制和禁止发展地区为保护国家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做出了牺牲,除了应当得到提供生态公共品、粮食产品等应有的经济补偿外,还应得到该区域未能大规模工业化的机会成本补偿。否则,在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之后,如果限制(禁止)发展地区放弃或减缓工业发展而接受片面补偿后的居民生活状况较之前反而降低了,让当地百姓接受这个规划的难度可想而知,同时由于地方收入较低而难以得到升迁的官员也难免存在怨言。在确立具体机会成本补偿标准时,由于全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不同,在选择需补偿的相关经济指标时,需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先按损失程度的大小进行排序,依据重要性、不可通约性等原则找到适合的指标,建立相应的测算模型,最终得到某地区若被限制或禁止工业发展理应得到的最低生态补偿水平[3]。

其二,适度放宽户籍政策,逐步允许劳动人口自由流动。降低区域间人口流动的成本也可以改善规划实施带来的人民生活水平差距变大的问题。适度放宽人口流动政策,允许限制(禁止)发展地区的人口向区域内重点发展地区集聚,一方面缩小了整个地区的低收入(根据命题1,工业集聚地区的工资更高)与人均收入的差距,另一方面也支持了重点发展地区的大规模工业化进程。当然,这种人口流动限制的放宽政策可以是逐步的。由于主体功能区规划目前已经细化到了市县级,大部分情况下,一个地级市无论位于国家级的哪一种主体功能区,其自身更具体一级的区县主体功能区规划仍会包含重点、非重点发展子区域。那么,由于跨区域人口流动的限制,即使不存在大规模的省际劳动人口转移,只要保证区域内非重点发展子区域与重点发展子区域之间的人口自由流动,仍能部分地改善不同类主体功能区之间的发展水平差距问题。

其三,限制发展地区应当有选择地发挥次要功能。根据《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要求,优化、重点等城市化地区仍具有提供生态产品与农产品的次要功能,限制发展地区也具有提供工业产品的次要功能。这意味着即使被划为限制发展地区,仍存在发展工业的需要与产业选择的空间。根据命题2,限制发展地区在提供主体功能所要求的生态产品与农产品之外,在选择次要功能所要求的工业品生产时,仍应尊重当地的外生比较优势,尽量选择具备技术和禀赋优势的产业优先发展。但根据命题4,产业的选择应当尽量集中,充分利用规模报酬递增带来的工业品生产上的内生比较优势。

其四,官员绩效考核应更侧重当地主体功能。“以GDP论英雄”的地方官员考核和升迁体系对提高地区收入的影响是正面的,但相应也挫伤了当地政府建设生态文明、保障粮食安全的积极性,这显然不利于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实现。因此,必须构建多元化的官员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使地处不同类别功能区的官员绩效可以进行相对公平的比较和擢升。但如何将官员在保护生态环境与当地资源方面的努力折算成GDP是较为困难的,当前较为成熟的方式是编制一个地区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该技术可以将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变化以货币的形式来核算,其本身就可以作为生态功能区地方官员的主要政绩考核方式。同时,可以考虑对当前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账户进行扩展,建立可以反映区域间生态环境交互影响以及农产品主产区的粮食安全等方面的栏目,并结合对官员的传统考核方式,实现对不同类型主体功能区地方官员全面的、可比的、公平的政绩考核。只有使重点发展地区不再和官员快速升迁实质上相挂钩,并保证各功能区居民生活水平大致相当,主体功能分工格局才能自下而上地顺利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