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澳洲华人研究中女性史的缺失与重构

王 敏

（西南大学 新闻传媒学院，重庆 400715）

1861年，在悉尼郊外的“华人村”棚户区（Bark Huts），21岁的白人女孩伊丽莎·戴维斯（Eliza Davis）的孩子一出生就夭折了，这一事件引发澳洲殖民当局召开质询会，因为孩子的父亲迪克（Dick）是一位中国劳工。包括《帝国报》（the Empire）在内的多家悉尼报纸对此进行了追踪报道，还去伊丽莎家里进行了实地调查，在报道中详尽描绘了这个非婚同居家庭的赤贫，以及迪克“脸色苍白，面容憔悴消瘦，衣服打满补丁”——当时澳洲媒体上典型的华人男性形象，宗教和道德极度贫乏，整个树皮小屋村都充满了污秽、邪恶。①关于此事当时有多家媒体报道，参见：Sydney Morning Herald （SMH）， 27 May 1861; the Empire（Sydney）， 30 May 1861; Sydney Mail， 1 June 1861; Goulburn Herald， 1 June 1861; Maitland Mercury， 4 June 1861;Courier （Brisbane）， 7 June 1861。伊丽莎的故事迅速被类型化为白人女性与华人男性交往会带来贫穷与堕落的悲惨故事。

这种对于跨种族交往的叙事贯穿于传统基于白人种族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立场的历史研究中，将19世纪澳洲华人史书写成没有家庭的男性的历史。这些研究基本上忽视了华人女性群体的存在，同时也污名化了那些与华人男性建立亲密关系的其他族裔女性，结果就形成了一个关于19世纪澳洲华人史的单向度的分析框架和巨大的信息真空。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白澳政策”的废除，澳洲学术界开始有意识地反思以往的研究立场。同时，基于大量民间史料的发掘，逐渐形成自下而上的、更具包容性和批判精神的研究视角。其中，女性史视角的引入和多学科研究方法的融会，重视对女性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