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学夜话（一）

邹宗良

摘要：广义的蒲学和聊斋学，是一个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以“红学”的称名为标尺，不妨把整体的蒲松龄与《聊斋志异》研究称为“聊斋学”，把狭义的蒲学研究称为“蒲学”，置于“聊斋学”的框架之下。蒲氏一族何时定居淄川，至今仍是一个存在歧说而没有最后解决的问题，淄川蒲氏“‘自元代受秩始迁淄川，其后遂土著焉”的说法不能成为定论。依据现有记载，可以把蒲氏阖族迁居满井庄的时间大致定于元末明初的四十馀年之间。至迟在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满井庄易名蒲家庄之事已经发生，路大荒《蒲松龄年谱》云事在“明末”，应予辨正。前野直彬《蒲松龄传》云蒲璋曾改名杨元鼎，是一种由于误读文献而出现的错误，应予纠正。

关键词：蒲学；聊斋学；蒲松龄远祖；定居淄川；淄川蒲氏；迁居满井庄；易名蒲家庄；蒲璋；杨元鼎；文献误读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蒲学与聊斋学（代序）

笔者曾在《蒲松龄研究》2012年第1期上读到一则消息，蒲松龄研究会2011年度的理事会，曾经“围绕‘蒲学与‘聊斋学的界定展开热烈讨论”。[1]160讨论的结果笔者不得而知，后来也未见相关的观点表述，但我觉得，蒲学和聊斋学的关系问题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对此应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去年夏天，在淄博市图书馆举办的省图“大众讲坛”和淄博“文化名城讲坛”讲《聊斋志异》时，我曾就这一问题和蒲松龄研究会的朋友们进行过交流。现在把交流的有关内容写出来，作为笔者这组《聊斋学夜话》丛札的代序。

广义的蒲学和聊斋学，在笔者看来是一个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称名不同，其实为一的问题。不管叫蒲学还是叫聊斋学，它的内容、性质都是相同的，都是指蒲松龄和《聊斋志异》的整体研究而言的。

对于蒲松龄和《聊斋志异》的研究而言，叫它蒲學还是叫聊斋学，其实都是可以找出相关的依据的。比如，对于庄子其人和《庄子》这部书的研究，研究者称为“庄学”；对于墨子其人和《墨子》这部书的研究，人们称为“墨学”。这样的称名、叫法，都是以人为主，旁及其书的一种称名或者叫法。从这样的立场、观点出发，把对蒲松龄和《聊斋志异》的研究称为“蒲学”也未尝不可，不是不可以这样称名的。

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把蒲松龄和《聊斋志异》研究称为“聊斋学”，这同样是有先例的，这个先例就是“红学”的研究。

我们知道，二十世纪的中国出现了三大显学，所谓显学，也就是为世界所瞩目的学问。这三大显学，分别是甲骨学、敦煌学和红学。

红学研究包括哪些内容呢？冯其庸先生和李希凡先生主编的《红楼梦大辞典》，给“红学”下了这样的一个定义：

红学，是指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它包括研究《红楼梦》的思想意义，艺术价值，创作经验，作者曹雪芹的生平、家世，《红楼梦》的版本、探佚、脂评，等等。[2]1070

也就是说，红学的内容，既包括对《红楼梦》文本的全面研究，也包括与它的作者曹雪芹相关的各种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红学研究包括哪些内容，同样是一个引起过争议的问题。这个争议，来源于周汝昌先生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什么是红学》 [3]2-9 。这篇文章所强调的，是红学的特殊性问题。周汝昌认为，红学研究之所以享有鼎鼎大名，是因为红学有它的独特性；世界上之所以有那么多的人关注红学，研究红学，是因为《红楼梦》研究的某些内容引起了人们特别的关注。这些独特的内容是什么呢？周汝昌认为包括四个方面：（一）曹学。曹学包括哪些内容？包括曹雪芹的族属（是哪个民族的人，汉族还是满族）、祖籍（他的先辈，他的父亲、祖父，籍贯是哪里，也就是说曹家是什么地方的人）、家世（曹雪芹先辈的情况）、生平（就是曹雪芹本人的生平）、交游（曹雪芹和他的朋友交往的情况）、其他著作（比如前些年对《废艺斋集稿》是不是曹雪芹的著作的讨论）等等的研究；（二）版本学。也就是关于《红楼梦》的版本系统和某一个具体版本的研究；（三）探佚学。关于《红楼梦》成书的有关情况和原作后三十回内容的研究。所谓后三十回，是研究者认为曹雪芹的原稿不是一百二十回，而是一百一十回；现在我们看到的只有前八十回，亡佚的原稿应该是后三十回；（四）脂学。也就是关于最早的评点者脂砚斋等人的身份、他们和作者的关系，以及对脂评本身的研究。

周汝昌认为，只有这四个方面的研究，才有资格称为红学，其他的研究，比如对《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人物的研究等等，都不能算是红学研究的内容。

周汝昌的看法，在整个红学界引起了一片反对的声音，极少有人赞同他的观点。所以，普遍的看法认为，红学研究的内容，包括《红楼梦》研究的各个方面，当然也包括周汝昌所说的曹学、版本学、探佚学和脂学的内容。

通过这样一些相关的研究内容和称名问题的回顾，可以看得出来，把对蒲松龄和《聊斋志异》的研究称为“蒲学”，或者称为“聊斋学”，其实都是可以的，称名虽然不同，但研究的内容其实是一致的。

但是我觉得，《聊斋志异》和《红楼梦》都是小说，它们的关系从性质上说毕竟更近一些。之所以称和《红楼梦》有关的各种研究为“红学”，是因为《红楼梦》这部书首先出了大名，是文学瑰宝，世界名著，人们因为有《红楼梦》这部书而关注它、研究它，所以才形成了“红学”，成就了“红学”。《聊斋志异》的情况同样如此，首先是因为《聊斋志异》是文学瑰宝，世界名著，引起了世界的关注，所以人们关注《聊斋志异》，然后才有了对《聊斋志异》文本以及对它的作者蒲松龄的各个方面的研究，有了对蒲松龄的其他著作的研究。换句话说，对蒲松龄本人的研究，对他的各种著作的研究，都是在研究《聊斋志异》的前提之下才兴盛起来的，如果没有《聊斋志异》，狭义的蒲学研究（包括对蒲松龄的远祖、族属、家世、生平、交游、思想和其他著作的研究）肯定不会有今天这样的闹热与红火。

所以，我觉得，既然“红学”这样一面旗帜，一个标尺就竖立在我们的前面，就蒲松龄与《聊斋志异》的研究而言，我们也不妨把整体的研究称为“聊斋学”，把狭义的蒲学研究称为“蒲学”，置于“聊斋学”的框架之下。也就是说，“聊斋学”是总其全部之名也，它包括蒲松龄与《聊斋志异》研究的全部内容，而“蒲学”是“聊斋学”的一个部分，一个分支，它指的是狭义的蒲学研究，即对蒲松龄的远祖、族属、家世、生平、交游、思想和其他著作的研究。

如果我们这样来界定“蒲学”和“聊斋学”的关系的话，整个聊斋学的研究应该包括哪些具体内容呢？我觉得，聊斋学研究至少应该包括十九个大项。把“聊斋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然后加以细分，它的十九个大项应该包括这样一些内容：

（一）关于蒲松龄的远祖、族属问题的研究；

（二）关于蒲松龄的家世、生平、交游、思想的研究；

（三）关于蒲松龄的诗集、词集、文集、俚曲、杂著等其他著作的研究；

（四）关于《聊斋志异》创作问题的研究；

（五）关于《聊斋志异》版本问题的研究；

（六）《聊斋志异》的思想阐释；

（七）《聊斋志异》的艺术研究；

（八）《聊斋志异》的人物研究；

（九）《聊齋志异》的史料价值研究，包括本事研究；

（十）《聊斋志异》的文化研究；

（十一）《聊斋志异》的语言研究；

（十二）《聊斋志异》的接受和传播的研究；

（十三）《聊斋志异》的中外比较研究；

（十四）《聊斋志异》的校勘、注释和翻译的研究；

（十五）聊斋学史的研究；

（十六）聊斋学人物的研究；

（十七）《聊斋志异》仿作的研究；

（十八）《聊斋志异》的改编和相关创作的研究；

（十九）聊斋学文献研究。

以上是笔者对蒲学与聊斋学的关系、称名诸问题的认识和看法，权以此作为《聊斋学夜话》丛札的“代序”。由于这些丛札都写于“子夜荧荧，灯昏欲蕊”之时，故以“夜话”称之。闲话少叙，下面笔者抛砖引玉，展开对聊斋学现存的一些问题的讨论。

一、蒲松龄远祖何时定居淄川尚无定论

清康熙年间，淄川蒲氏族中原有族谱，然而“旧谱不修数十年矣，残阙失次，几不可以复考” ① 。蒲松龄的族侄蒲珂、蒲振趾因此而有重修之举。蒲珂“搜故抄而询黄发”，做了大量的文献搜集和调查询问的工作；蒲振趾则“助以笔札”，及时对调查结果作了文字记录。他们“校窜年馀，略能成册”，对淄川蒲氏族谱的成书作出了贡献。康熙二十七年（1688），蒲松龄在蒲珂、蒲振趾所成初稿的基础上“考核传志之”，修成存传于后世的第一部淄川蒲氏族谱，取名曰《般阳土著》，并作《族谱引》以志其事。

般阳是淄川的古称，以其城修筑于般河之阳而得名。“土著”一词，义为“世代居住于本地的人”。笔者以为，蒲松龄以“般阳土著”命名他亲手修订的淄川蒲氏族谱，其中即寓有蒲氏一族世代居住于淄川一地的涵义。

长期以来，研究者坚持的是蒲氏一族于元代定居淄川之说。2003年出版的《蒲松龄志》以淄川《蒲氏族谱》的几篇序言为据，认为“蒲氏‘自元代受秩始迁淄川，其后遂土著焉” [4]12。杨海儒先生也在《蒲松龄生平著述考辨·蒲松龄的先祖墓葬与其民族属说》一文中列专节探讨了“蒲氏先祖并非‘般阳土著”的问题。他以淄川《蒲氏族谱》中的序言为据，认为“蒲氏一族来淄时间可上溯至元代，盖因其先祖受秩般阳而始迁，其后遂为土著焉”。[5]133

然而笔者以为，蒲氏一族何时定居淄川，至今仍然是一个存在歧说而没有最后解决的问题。淄川蒲氏“‘自元代受秩始迁淄川，其后遂土著焉”的说法，在目前尚不能成为定论。

蒲松龄手稿《般阳土著·族谱引》称：

按明季移民之说，不载于史，而乡中则迁自枣、蓟者，盖十室而八九焉。独吾族为般阳土著，祖墓在邑西招村之北，内有谕葬二：一讳鲁浑，一讳居仁，并为元总管。盖元代受秩，不引桑梓嫌也。[6]9

“桑梓”一词，语出《诗·小雅·小弁》：“维桑与梓，必恭敬止。”朱熹集传曰：“桑梓，二木。古者五亩之宅，树之墙下，以遗子孙给蚕食、具器用者也……桑梓父母所植。”说桑梓这两种树常见于住宅的墙边，是父母为“遗子孙”而种植的。至东汉张衡作《南都赋》，其中已有“永世克孝，怀桑梓焉；真人南巡，睹旧里焉”数语。张衡将“桑梓”与“旧里”对称，已经明确地以“桑梓”代指故乡、家乡了。

在蒲松龄生活的时代，做地方官的人要避开自己家乡的省份，做学官的要避开自己家乡的县份，以免对亲朋故旧偏心照拂而有失公正、公允之道。蒲松龄说“独吾族为般阳土著”，并未明言其远祖自何朝何代居于淄川；但从他“盖元代受秩，不引桑梓嫌也”的语意可知，他认为自己的远祖蒲鲁浑、蒲居仁能在淄川做般阳路总管，是因为元代没有不能在家乡做地方官的限制和规定。换句话说，在蒲松龄看来，自己这个家族在蒲鲁浑、蒲居仁受秩任般阳路总管之前，就已经是定居淄川的般阳土著了。

杨海儒先生对“盖元代受秩，不引桑梓嫌也”一语的理解与笔者不同。他说：

其“盖元代受秩，不引桑梓嫌也”极有可能是相对于蒲鲁浑与蒲居仁的“并为元总管”而言，因为有元一代任官不采取回避政策，此处“桑梓嫌”或许是泛指同乡、亲属等之嫌。即使仅指故乡嫌，能说明蒲鲁浑与蒲居仁确为“当地人”，而因受秩始迁淄川的当为他们的上辈，亦非般阳土著耳。[5]133

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考虑这一问题，“上辈”才来到淄川落户，那么儿子在此地做了官是不能称作“桑梓嫌”的。因为不管他们从何地而来，原迁之地这个“桑梓”的印象，都会十分清晰地记忆在他们几代人的头脑之中。更为重要的是，说蒲鲁浑、蒲居仁的“上辈”始迁淄川并没有文献依据，找遍现存的相关文献都无如此记载。

笔者以为，蒲松龄“不引桑梓嫌”的语意是十分明确的，就是可以在自己的家乡做地方官。蒲松龄很明显是把元代的淄川称为“桑梓”的，因为在他看来，在蒲鲁浑、蒲居仁“受秩”任般阳路总管之前，蒲氏一族已经是久居此地了。

对此事的认知与蒲松龄不同的是蒲氏族中的几位后人，首先是蒲松龄的长孙蒲立德。淄川《蒲氏世谱》卷首载有蒲立德撰写的《重修族谱序》，其中有云：

我蒲氏之世居淄土，自元始也。历明迄今四百馀年，传之一十七世……雍正十一年岁次癸丑，十三世孙立德沐手谨志。[7]5-6

蒲立德认为，蒲氏一族居住于淄川是从元代开始的，他还为自己的家族定居淄川划出了一个大致的时间段，即“历明迄今四百馀年”。由蒲立德为淄川《蒲氏族谱》撰序的清雍正十一年（1733）上推“四百馀年”，时间为元代后期，即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之前。

蒲氏族人中，不仅蒲立德一人认为自己的家族自元代居淄，后来的蒲尚荣、蒲国贤也持同样的看法。淄川《蒲氏世谱》卷首蒲尚荣《重修族谱序》云：

蒲氏之居淄土也，自元代受秩，其后遂土著焉……道光二十七年岁次丁未，十六世孙尚荣沐手谨识。[8]9-10

蒲尚荣认为，蒲氏一族在淄川定居，是从其远祖蒲鲁浑、蒲居仁在元代受秩任般阳路总管开始的。他的说法把蒲立德“自元始也”的说法进一步具体化，把蒲氏家族定居淄川的时间限定在了蒲鲁浑、蒲居仁在淄川任职之后。

再看淄川《蒲氏世谱》卷首蒲国贤撰写的《重修族谱序》：

稽吾族由元代世居般阳，而家谱之修，自柳泉公始……道光二十七年岁次丁未，十七世孙国贤沐手谨识。[9]12-13

看来，蒲氏一族是先居住于淄川，然后蒲鲁浑、蒲居仁出任般阳路总管，还是因为蒲鲁浑、蒲居仁就任般阳路总管而落籍淄川，这是蒲松龄和包括松龄长孙蒲立德在内的蒲氏后人产生分歧的焦点之所在。

其实，仔细考察蒲松龄与族中后人相关记载的歧异我们不难发现，分歧的原因全都出在于文献无征这一件事上。也就是说，不仅蒲松龄本人在撰写《般阳土著·族谱引》的时候，难以寻绎出相关证据以证实自己的远祖在担任般阳路总管之前已经是般阳土著，就是蒲立德等蒲氏后人，同样也拿不出史料依据证实自己的家族落籍淄川在蒲鲁浑、蒲居仁任般阳路总管之后。

由于于文献无征，无论是蒲松龄本人的认识，还是蒲立德等蒲氏后人的看法，我们只能将其视为两种不同的说法，但却不能以其中任何一种说法为据对此事予以定论。

笔者认为，就蒲氏远祖何时定居淄川一事而言，做出定论，揭开谜底的办法还是有的，那就是由淄博市的文物部门探测勘定并科学发掘蒲鲁浑和蒲居仁二人的墓葬，以墓葬中出土的文物史料为据进行具体考察，以求得出一个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

乾隆《淄川县志》卷四《官师志》曾明载蒲鲁浑、蒲居仁“墓在昭村”，上引蒲松龄的《般阳土著·族谱引》也说，“祖墓在邑西招村之北，内有谕葬二：一讳鲁浑，一讳居仁，并为元总管”。杨海儒在《蒲松龄生平著述考辨·蒲松龄的先祖墓葬与其民族属说》文中还曾言及他一九九三年所见蒲鲁浑、蒲居仁墓的景况：

最近，笔者曾与店子村负责人王润运先生等同车前往“石人坡”旧址考察过。据知情人李永祥称，六十年代初，墓地未平前，见有六座墓葬居北，有石人、石马等分列两旁，依次往南排列。后封土被平，但墓葬并未挖掘（南面亦有墓葬，已挖，墓室皆石砌）。现附近小路边还有一石刻露于地表，其余均毀。苗圃办公室、宿舍等房屋所用基石、过门石，多系拆用墓园内的石牌坊，实属可惜。[5]132

在同一篇论文里，杨海儒还引了当时纂修的《淄川区志》中关于蒲鲁浑墓的记载：

蒲鲁浑墓：蒲鲁浑曾任元代般阳路总管，《县志》《山东通志》载其墓在招村，即今黄家铺乡店子村西，苗圃办公室以西（略偏南）60米处的苗圃地中。现封土已被推平，碑刻已毁，墓尚未挖掘。[5]131

既然蒲鲁浑与蒲居仁两位蒲氏远祖墓址明确，其地上遗存物清晰可辨，如果由淄博市的文物部门组织一次科学发掘，是极有可能发现并出土二人墓中埋藏的墓志铭等相关文物史料的。如果蒲鲁浑、蒲居仁二人的墓志铭能如所期盼的那样顺利出土，则不仅淄川蒲氏何时定居淄川一事能够得其究竟，纷争多年而迄无结论的蒲氏远祖族属问题也有望因此而大白于天下。

笔者期望能见到蒲鲁浑、蒲居仁的墓志铭出土，从而使得相关学术争议得以解决的那一天尽快到来。

二、蒲氏阖族迁居满井庄约在元末明初

据传淄川蒲氏原本居住于邑西北五里的蒲家庄（后此村改称店子上、店子）。后来蒲氏将此庄赠与由河南归德府考城县迁来的高氏一族，阖族上下遂迁居淄川城东七里的满井庄。

战化军《蒲松龄远祖庄园蒲家庄小考》 [10]59-60一文，曾引淄川区黄家铺乡店子村（今淄川区钟楼街道办事处店子社区）高懿善一九五一年作《续修高氏族谱序》云：

吾高氏者，考自老谱，始祖讳祐之。原籍河南省归德府考城县。元顺帝间，以军厅筮仕济南。未几而元废矣，始祖遂占籍于淄之城乡蒲家庄居焉，即今之店子庄也。相传其时与蒲姓契结同心，订金兰之好，彼遂以庄赠焉。此我高氏所由来也。

高懿善《续修高氏族谱序》记述自己家族的始祖、原籍与占籍淄川的居所、时间诸事可谓详尽，且称自己的说法“考自老谱”，看来淄川蒲氏原居于邑西北五里的蒲家庄之说不仅仅是一种传说，在历史上还曾有过诸如《高氏族谱》“老谱”之类的相关文献记载。

同样的传说，也曾出现在淄川蒲氏家族内部。杨海儒《蒲松龄生平著述考辨·蒲松龄的先祖墓葬与其民族属说》文记载了蒲氏家族中的这个传说：

关于赠庄亦即高氏与蒲氏“契结同心，订金兰之好”一事，在蒲氏家族中亦有传说。传云当时蒲姓有功于元朝，多任职者，号称“蒲半朝”，因皇帝梦见金銮殿上长满了蒲草，认为蒲家想夺权，即下令剿灭之。幸亏高家及早透信，才使蒲璋匿于外祖杨家，留下了蒲根。[5]131

原蒲家庄后世易名为店子上，今名店子，即今淄博市淄川区钟楼街道办事处店子社区。店子社区在旧淄川县衙西北五里许，孝妇河以西，旧张（店）博（山）公路西侧。淄川蒲氏远祖蒲鲁浑、蒲居仁之墓即在原店子村西北，相邻的招村东北。战化军《蒲松龄远祖庄园蒲家庄小考》云：“据《高氏支谱》的记载，当时的蒲氏庄园在现今的店子村，那么，其墓在招村之北，不过是邻近而葬，这正符合北方的一般习俗……现今店子村为元代之蒲家庄，这正与蒲氏祖墓的地理位置相符。” [10]蒲氏远祖蒲鲁浑、蒲居仁卒后邻店子庄而葬，似亦可证淄川蒲氏原居于此的传说不虚。

那么，蒲氏阖族由原蒲家庄（店子）迁居满井庄在何朝何代？

上引高懿善撰《续修高氏族谱序》，明确记载蒲氏阖族迁出原蒲家庄（店子）的时间在元明易代之后，所谓“未几而元废矣，始祖遂占籍于淄之城乡蒲家庄居焉，即今之店子庄也。相传其时与蒲姓契结同心，订金兰之好，彼遂以庄赠焉”。这个发生于蒲氏、高氏两个家族之间的赠庄之举，应该在蒲氏一族已经迁居满井庄，阖族上下得到妥善安置之后。

然而，检蒲松龄手稿《般阳土著》，其中蒲璋小传则有如下记载：

始祖璋，配杨氏。生五子：子忠、子敬、子隆、子宣、子荣。相传蒲姓为元世勋。宁顺间有夷族之祸，刑戮之馀，止遗藐孤。时方六七岁，匿外祖家。外祖姓杨氏，居村北之杨家庄，遂从母姓为杨。元鼎既革，始复旧姓。厥讳璋，即今始祖也。此亦传疑之说，无所考信矣。 [6]

今淄川蒲家庄北偏西里许，有村曰杨家庄（今称北杨家庄），传即六七岁的“藐孤”蒲璋在遭遇夷族之祸时所藏匿的外祖家所居的村庄。所谓“宁顺间”，所指为元代最后两个皇帝元宁宗（1332）与元顺帝（1333—1368）在位期间。

上引《般阳土著》蒲璋小传的说法缺少文献证据，按蒲松龄的说法也只是“相传”，“此亦传疑之说，无所考信矣”。但如果蒲松龄记载的传言确有其事，那么我们需要关注一下今蒲家庄与蒲璋外祖家所居的杨家庄的地理位置。蒲松龄记载说，在元代宁顺间发生夷族之祸时，蒲璋是藏匿在他的外祖家的，而外祖杨氏则“居村北之杨家庄”。蒲松龄既然在记载蒲氏一族遭遇夷族之祸的语境之中记载说“外祖姓杨氏，居村北之杨家庄，遂从母姓为杨”，那么这个蒲氏家族所居住的“村”，地理位置应在杨家庄之南，而不是在淄川城的西北方向。也就是说，按《般阳土著》蒲璋小传的记载，这场夷族之祸发生的地点不是昔日的蒲家庄（店子），而是蒲氏阖族迁居之后的住处，即地处杨家庄南偏东方向，与杨家庄相距里许的满井庄。

这样，我们由蒲松龄《般阳土著》蒲璋小传的记载所推知的结果是，在元代的“宁顺间”发生夷族之祸，六七岁的蒲璋藏匿于“村北之杨家庄”的外祖家时，淄川蒲氏已经由城西北的原蒲家庄（店子）迁居于昔日之满井庄，即今日之蒲家庄了。

同样十分明显的是，蒲松龄《般阳土著》蒲璋小传关于蒲氏家族遭夷族之祸，蒲璋藏匿于杨家庄的记载，与战化军文所引高懿善的《续修高氏族谱序》的说法存在着时间先后的矛盾。高懿善的《续修高氏族谱序》既称其家族获赠村庄的时间在“元废”之后，具体时间应在元明易代之后的明洪武初年。高懿善的记载与《般阳土著》蒲璋小传所说的元代“宁顺间”蒲氏一族已迁居于满井庄之事，就时序而言存在数十年之差。

因为店子庄高氏一族的“老谱”今未得睹见，而《般阳土著》蒲璋小传的记载也只是“传疑之说，无所考信”，故高懿善所言“未几而元废矣，始祖遂占籍于淄之城乡蒲家庄居焉”之时间与《般阳土著》蒲璋小传存在的牴牾之处，现在只能存疑待考。

因文獻阙如，蒲氏一族迁居满井庄的具体时间今不可考得。但将高懿善《续修高氏族谱序》与《般阳土著》之蒲璋小传的相关记载合而观之，可知在今所知见的文献范围之内，上限在元宁宗（1332）与元顺帝（1333—1368）时，下限在明洪武初年，此元末明初四十馀年的时间，当即蒲氏阖族由原蒲家庄（店子）迁居满井庄的时间断限。

也就是说，依据现有文献记载，可以把蒲氏阖族迁居满井庄的时间大致定于元末明初的四十馀年之间。

三、满井庄易名蒲家庄在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之前

蒲松龄手稿《般阳土著·族谱引》，曾言及蒲氏一族所居的满井庄改称蒲家庄一事，其文云：

吾族之兴也，自洪武始也。洪武四年，按户出军，关椀垛籍，或两户、三四户，其情关切，有同宗之义焉，如吾姓之于刘、郭是已。迄今郭姓寥寥数十人，刘更凌替，其不绝者，仅如线耳。而吾族子姓日繁，所居满井庄，由此而易其名。万历间，阖邑诸生食饩者八人，族中得六焉。嗣后科甲相继。[6]9-10

《般阳土著·族谱引》只是说因“吾族子姓日繁”，而同村居住的刘、郭二姓人口繁衍不多，故蒲氏一族与刘、郭二姓共同居处的满井庄后来易名为蒲家庄，未明言村庄易名的确切年代。然由《族谱引》的叙事次序考察，蒲松龄先说的是明洪武年间蒲氏族中按户出军之事，后来又说到明万历年间族中人入庠序成廪生的状况，而满井庄易名为蒲家庄一事则被置于二者之间。由《族谱引》的叙事可知，满井庄改易其名的时间应在明代且不会晚于万历年间。

后来路大荒撰作《蒲松龄年谱》，明确提出了满井庄易名蒲家庄事在“明末”一说。路大荒《蒲松龄年谱》云：

蒲氏之兴，自洪武始也。降自明末，子姓日繁，所居满井庄，由此而易其名为蒲家庄。[11]1

路大荒首倡的满井庄易名蒲家庄在明末之说，其实并无相关的文献依据，只是他所作的一种推论而已。然而此后，蒲氏所居村庄易名在明末的说法遂为研究者所沿袭。如刘阶平《蒲留仙松龄先生年谱》谱前之《家世》云：

降及明末，子姓日繁，所居满井庄，由此而易其名为蒲家庄。[12]23-24

盛伟《蒲松龄年谱》亦有如下记载：

淄川蒲氏之兴，当自明洪武间；时至明末，子姓日繁，所居满井庄，易名蒲家庄。[13]3355

笔者在翻检万历《淄川县志》时发现，其卷九标目为《村落》，下列其时淄川县所属之店、村、坞、庄、集、市诸村庄名甚为全备。“庄”名之下，总共列出了公孙庄等庄名凡九十四个（包括钟阳、池子头、河洛湾、万年沟、杨家寨、樊家窝、崔家道口七个无“庄”之名的村庄），其中“蒲家庄”赫然在列，但却不见“满井庄”之庄名 [14]142-143。

明万历年间的蒲家庄，应该不是元末明初的那个蒲家庄，即后来的店子。乾隆《淄川县志》正北乡有“店子上”村名，杨海儒《蒲松龄生平著述考辨·蒲松龄的先祖墓葬与其民族属说》引淄川区地名办公室撰《店子志》亦云：

店子位于淄城西北一点五公里，张店至博山公路右侧。村约建于宋代，初以姓氏称蒲家庄，后改称高家店子……清代各版《淄川县志》皆载称“店子上”。建国前更称店子。[5]131

检万历《淄川县志》，有“小店”村名而无“店子上”，可知“店子上”一名同样较为晚近，大约是入清之后更改。虽然此时的原蒲家庄还没有被称为“店子上”或“店子”“高家店子”，但由元末明初蒲氏一族迁离此庄已历二百馀年一事观之，久已没有蒲姓居住的这个村庄不再被人称作“蒲家庄”，应该是一件很自然的事。而万历《淄川县志》卷九所载的庄名中没有“满井庄”，同样可以证实万历年间的蒲家庄就是昔日的满井庄。

万历《淄川县志》有蒲家庄而无满井庄的记载可以说明，在万历《淄川县志》修纂之时，满井庄易名为蒲家庄已经成为事实。

万历《淄川县志》由万历二十九年（1601）至三十一年（1603）在任的淄川知县朱万春修，邑人王教纂，卷首有王教于万历三十一年撰写的《序》。由万历《淄川县志》卷九《村落》所列的庄名，可知至迟至明万历三十一年，满井庄易名蒲家庄之事已经发生。

退一步说，即便此事就发生于万历三十一年，其时距明代灭亡还有四十馀年的时间，也只能称作“晚明”，而不能称为“明末”。路大荒《蒲松龄年谱》云满井庄易名蒲家庄之事发生在“明末”，其推论有误，应予辨正。刘阶平《蒲留仙松龄先生年谱》、盛伟《蒲松龄年谱》对此事的记载，则因为沿袭路大荒《蒲松龄年谱》而误。

四、蒲璋易名杨元鼎之说为文献误读所致

日本东京大学前野直彬教授所著《蒲松龄传》，是现代学人撰写的第一部蒲松龄的长篇传记。前野直彬的大著先是于1958至1959年间刊载于日文杂志《汉文教室》第36至43期上，至1976年10月由东京秋山书店出版发行。前野直彬教授撰写的《蒲松龄传》全书共十八节，第一节为《淄川蒲氏》，其中有一段文字，今据日文转译中文如下：

元明易代之际，“恢复汉族统治”大概是一个响亮的口号。民族主义情绪蔓延全国。在淄川一地，般阳路总管的后代自然成为绝好的攻击目标而受到攻击和掠夺。结果，阖族上下只剩下一个六七岁的男孩，在他的外祖父杨氏的庇护下，藏身于蒲家庄以北的杨家庄，改名为杨元鼎。[15]13

笔者翻检蒲松龄手稿《般阳土著》与淄川《蒲氏世谱》，均未见到其中有淄川蒲氏始祖蒲璋易名为杨元鼎的相关记载，因而对前野直彬的这一说法有所怀疑。而据前野直彬后来撰写的《〈聊斋志异〉研究在日本》一文 [16]，可以知道他在撰写《蒲松龄传》的过程中，参考了日人平井雅尾在蒲松龄的家乡淄川一带搜集后携往日本的相关史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前野直彬在论文中提及，后来由藤田祐贤、八木章好解说，东京汲古书院影印出版的蒲松龄的手稿《般阳土著》。细读《般阳土著》中的蒲璋小传，笔者发现，前野直彬提出的蒲璋易名杨元鼎之说是存在问题的，其问题就出在对这篇小传相关文字的识读上。下面是蒲璋小传的原文：

始祖璋，配杨氏。生五子：子忠、子敬、子隆、子宣、子荣。相传蒲姓为元世勋。宁顺间有夷族之祸，刑戮之馀，止遗藐孤。时方六七岁，匿外祖家。外祖姓杨氏，居村北之杨家庄，遂从母姓为杨。元鼎既革，始复旧姓。厥讳璋，即今始祖也。此亦传疑之说，无所考信矣。[6]13

将《般阳土著》蒲璋小传与前引前野直彬《蒲松龄传》首节《淄川蒲氏》中蒲璋曾改名为杨元鼎的那段文字详加对照，可知《蒲松龄传》中蒲璋“藏身于蒲家庄以北的杨家庄，改名为杨元鼎”云云，乃是前野直彬将《般阳土著》蒲璋小传中“外祖姓杨氏，居村北之杨家庄，遂从母姓为杨。元鼎既革，始复旧姓”之“元鼎”二字属上连读而致。鼎是国家重器，政权的象征，“元鼎”一词，很明显指的是元朝政权、元代社稷。将《般阳土著》蒲璋小传中的“元鼎”二字属上连读，其上的“遂从母姓为杨元鼎”与其下的“既革，始复旧姓”两句话都无法读通，其属上连读而产生的错误是至为明显的。由于在文句的标点、识读上出现了问题，前野直彬遂将蒲璋“遂从母姓为杨”认作他曾易名为杨元鼎。很显然，这是一种由于对文献的误读而出现的错误，应予纠正。

沿袭了前野直彬教授这一识读之误的有台湾罗敬之先生撰写的《蒲松龄年谱》。罗先生在《蒲松龄年谱》的《谱前》部分写道：

朱明既建……淄川蒲氏第一世祖蒲璋，易姓之际，名曰“杨元鼎”。（前野直彬《蒲松龄传·淄川蒲氏》） [17]4

首先须要订正的是，淄川蒲氏始祖蒲璋在遭遇夷族之祸时虽然曾“从母姓为杨”，但并无“改名为杨元鼎”之事，罗敬之先生引用前野直彬教授《蒲松龄传》时不审，故有此沿袭之误，应予订正；其次，这段话中的“易姓之际”应是“易代之际”的笔误，因为罗先生相关记载的前提是“朱明既建”，即明朝建立之后。

其实，罗先生在这段话里还提出了一个十分新颖的观点，即泉州回族人蒲寿庚的曾孙蒲本初，“传即淄川蒲氏第一世祖蒲璋”。此说看似得自传闻，实为罗敬之先生自己的看法。笔者对这一问题的辨正，详见此后的续篇。

参考文献：

[1]王清平.蒲松齡研究会2011年度理事会在淄博召开[J].蒲松龄研究，2012，（1）.

[2]冯其庸，李希凡.红楼梦大辞典[K].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

[3]周汝昌.什么是红学[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3）.

[4]袁世硕.蒲松龄志[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

[5]杨海儒.蒲松龄生平著述考辨[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

[6]藤田祐贤，八木章好.蒲松龄手钞蒲氏族谱·聊斋草[M].东京：汲古书院，1991.

[7]蒲立德.重修族谱序（第1册）[M]？蛐？蛐蒲松龄，等，纂修.蒲氏世谱.北京：北京市大兴县古籍印刷

装订厂，1993.

[8]蒲尚荣.重修族谱序（第1册）[M]？蛐？蛐蒲松龄，等，纂修.蒲氏世谱.北京：北京市大兴县古籍印刷

装订厂，1993.

[9]蒲国贤.重修族谱序（第1册）[M]？蛐？蛐蒲松龄，等，纂修.蒲氏世谱.北京：北京市大兴县古籍印刷

装订厂，1993.

[10]战化军.蒲松龄远祖庄园蒲家庄小考[J].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3）.

[11]路大荒.蒲松龄年谱[M].济南：齐鲁书社，1980.

[12]刘阶平.蒲留仙松龄先生年谱[M].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85.

[13]盛伟.蒲松龄年谱[M]？蛐？蛐蒲松龄全集.盛伟，编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

[14]朱万春，修.王教，纂.淄川县志（万历）[G]？蛐？蛐淄川县志汇编.陈涟远，白相房，主编.2010.

[15]前野直彬.蒲松龄传[M].东京：秋山书店，1976.

[16]前野直彬.《聊斋志异》研究在日本[C]？蛐？蛐蒲松龄研究集刊（第一辑）.济南：齐鲁书社，1980.

[17]罗敬之.蒲松龄年谱[M].台北：国立编译馆，2000.

Abstract： In fact，the generalized definitions of Pu Study and Liaozhai Study are a same issue. For example，the definition of Red Study includes the researches of Cao Xueqin and A dream in Red Mansions. Hence，we can call the researches of Pu Songling and Liaozhai as“Liaozhai Study”. And define the specific researches about Pu Songling as Pu Study，which can be a secondary discipline of Liaozhai study. The exact date when Pus extended family settled down at Zichuan hasnt been solved. Someone thought Pus extended family had immigrated to Zichuan since they became local officer in Yuan Dynasty. But this opinion is not evidential. According to the existing materials，we can make sure that the time Pus family immigrated to Manjing viliage ranges from the ending of Yuan Dynasty to the beginning of Ming Dynasty for about 40 years. At latest in 1603，Manjing viliage had changed its name to Pus viliage. Lu Dahuangs Chronology of Pu songling claimed that it happened at the ending of Ming Dynasty. I cant agree with him. It should be corrected. Additionally，a Japanese scholar Qianyezhibin mentioned that Pu Zhang had changed his name as Yang Yuanding in his book Biography of Pu Songling. This is an error caused by his misunderstanding about some historical documents. It also should be corrected.

Key words： Pu Study，Liaozhai Study，the remote ancestors of Pu songling，settled down in Zichuan，Zichuan Pu，immigrated to Manjing viliage，changing Manjing viliage as Pu viliage，Pu Zhang，Yang Yuanding，misunderstanding some historical documents

（責任编辑：陈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