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石:用比较美术的视角看“在长安”的当下意义

2018-09-15 08:50
艺术品鉴 2018年6期
关键词:画派长安中国画

今天借“‘长安状态’——中国画传承与发展的座谈会”说一些我的心里话,我发言的题目是《用比较美术的视角看“在长安”的当下意义》。

传承是发展的必经之路,思考研究是解决问题的主要方法。我有幸参加2012年中国美协中青年美术家海外研究工程,带着中国美协的主题任务——构建美术国际视野的目的,把世界美术、东方美术和中美洲美术之间的联系做了系统梳理,从中受益匪浅。所以,我心里就产生了一个很强的原始动力:作为一名美术工作者,作为一名中国画的研究者和从业者,自己又非常爱好绘画艺术,我早就做好了为绘画艺术付出毕生努力的准备。

出于这个原因,只要有利于美术事业发展的事情我都感兴趣。这次《艺术品鉴》精心策划组织了“在长安”系列活动,参与活动的八位画家在生活当中也都是知己、是朋友,从艺术上说是同道、是同仁。和《艺术品鉴》的这种协作,我认为是车之双轮,鸟之双翼的战略关系,按照我心目中设想的美好愿景,以后也许会走得更能贴合当下时代的实际需要。

所以,我想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站在我们五千年文化历史长河的脉络来看当代美术发展的现状。二十世纪,是经过工业文明之后,人类进入由贪婪到疯狂、从理性到智性、从革命到革新的一个世纪。学界认为,这个世纪的开端是1918年,结束是1989年,期间诞生了好几个伟大的画派和一大批优秀的画家,所以我就思考,如何看待二十一世纪的艺术群体和艺术家个人的作为,这个历史阶段对后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一个课题。

在上个世纪的风云变化中,在人类文明演进的过程中,诞生了两个伟大的艺术运动。一个是在大西洋彼岸,1910年爆发了墨西哥壁画运动,它在人类文明演进的过程中,用美术作品解救了一个国家,解救了一个民族:用壁画的形式呼唤民主、呼唤自由,呼唤光明,试图以此教育和激励民众,不断向他们灌输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推翻独裁统治。

“墨西哥壁画运动之父”迭戈·里维拉是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他的艺术革命思想是其政治革命观念中的一部分。他所倡导的壁画运动将当时唯现代派马首是瞻的风气改变,使绘画的创作转向墨西哥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题材,在民族、原始与世界、现代之间寻得一种融合和平衡。他们发表的《告美洲艺术家宣言》,强调要实现一种划时代的、具有英雄色彩的、本民族的绘画艺术。

在那个历史阶段,在世界革命的影响下,墨西哥壁画运动带着红色革命的气息,以民族独立为己任,成就了这个国家。最后,这个团队的旗帜性人物里维拉、奥罗斯科、西盖罗斯等人的作品都先后走进了卢浮宫、大英博物馆、美国大都会、日本东京国际美术馆。

在这个历史阶段的推进过程中,20世纪50年代,在东方中国也诞生了一个伟大的画派,就是在我们的脚下,十三朝古都所在地“长安”这片土地上,诞生了“长安画派”。

在红色革命从延安走向全国的时候,一部分在艺术上有抱负,有理想的伟大画家来到陕西,形成了陕西风味的特殊画风。长安画派的旗帜性人物很多不是土生土长的陕西人:何海霞来自北京、赵望云来自河北,从四川的冯亚珩到西安的石鲁的转变过程,其实是石鲁从延安走到“长安”这个阶段演进的一个过程。

“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成就了“长安画派”这一伟大的艺术画派,这个画派的诞生是以革命开始,同时它也是以革命结束,形成了历史上一个划弧线式的图形。在我给中国美协写东西方艺术比较研究的时候,“长安画派”与墨西哥的壁画运动摆在我的文案上,我心里面非常难受。中国人血液里流淌的这种水墨艺术和中国画艺术是人类文明的结晶,这个是世界公认的,并不是说西方人读不懂中国画,也不是西方人不喜欢中国的绘画,而是我们的绘画没有走出国门,没有走向世界,没有一件走进大英博物馆,走进卢浮宫……

我出去走了一圈,回来的感受就是中国人对待艺术这件事情的态度和作法,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是一种破坏,对传统文化是一种断损,对艺术的伤害不仅是这个历史阶段的,它的伤痛也是持久的,所以这是我悲伤的一个原因,长安画派开启了一个宏伟的篇章,最后以悲哀结束,这是她与墨西哥壁画运动的区别。

经过东西方美术比较研究发现,实际上在战争、革命、科技、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本不必然出现这种现象。上个世纪,艺术形态的演变留给我们的是伤痛和一种畸形的记忆。

从20世纪艺术发展的过程来看,并不是说我们的作品非得主动走出去,鲁迅、巴金的艺术成就远远超过今天的莫言,然而却是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为什么?是因为中国强大了,世界认识了中国,并开始关注重视我们。

这是一个当下时代中国文人必须思考的问题:如何让世界更全面更真实地认识中国,认识中国的艺术,我们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我们这八位画家组成“在长安”这个团队,不仅仅是为了推广我们的作品,提高我们作品的价格,或者是做个活动“过家家”玩一玩的问题。人的一生当中很少有两个五十年,所以当我们跨过第一个五十年,做这个事情的时候要带着一种对文化的思考,肩负文化自省和文化自信的责任来参与“在长安”的系列活动。我想,这样我们会做得更具有历史价值和当下意义,这是我一直思考的一个问题。

“长安画派”和“黄土画派”诞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这个新的历史阶段,伴随着改革开放走了四十多年,对中国现当代美术的创新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这是陕西美术界在这个阶段一个很高的学术成就和绘画现象。时逢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到了高速期,我们的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互联网技术也全球领先,在这个历史时期,我们在座的八位艺术家没有理由对经济,对其他客观条件提出分外的要求,我们现在比前人活得更自在,所以我们现在做什么,怎么做,这是我们要思考的,也是“在长安”的当下意义。

我们既然组成了这个团队,走在了一起,就要相互学习,精诚团结,然后与《艺术品鉴》进行合作,团结我们陕西的媒体人和艺术平台,把我们这八位在艺术创作上辛勤奋斗了半生的成果凝聚起来,做一些能对得住我们脚下所踩的十三朝古都文脉的事,秉承中国画先贤和两个画派的创新精神,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

我们走出的每一步首先要考虑我们对于艺术的传承、发展、探索和我们所追求的目标。所以和《艺术品鉴》杂志合力做一系列艺术活动及展览我们要一方面要抓学术,做好艺术传承,重视艺术创新,不断进取,另一方面要加强合作,持续研讨水墨画创作的时代意义。

第三,羽翼丰满自能展翅翱翔。当下社会发展的各方面都在遵循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艺术领域也是如此,当我们的作品在学术上达到一定高度,获得了社会大众和藏家的认可后,不必像我们的先辈一样还刻意的在艰苦的条件下耕耘创作。我们讲奉献也应该考虑收获,通过作品去实现艺术本身价值的真正体现,使“在长安”这个项目在当下社会具有更深一层意义: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双丰收。

希望“在长安”这个项目能站在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在我们八位画家的共同努力和支持下,组织更多有文化价值和学术高度的系列活动,为新时代陕西中国画的传承与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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