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的沉思
——《马奇里奥·斐奇诺书信全集》导言

伦敦经济科学学院语言系 著

方旭 译（重庆行政学院，重庆 400021）

佛罗伦萨人马奇里奥·斐奇诺是一位对欧洲社会带来深远且持久影响的人物。他和他的学园对文艺复兴运动提供了最具智识性和精神性的灵感。斐奇诺关于柏拉图的作品以及他的后继者揭示了对于人而言最为重要的知识之关键：他自身的知识，也就是，他的神圣和不朽的原则的知识。这类知识不仅在他的书信中得以呈现，并且为斐奇诺提供真实的体验，但是他所具有的魔力使他所在的时代信仰这种原则是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

从表面上看，他是一个不那么爱活动的人，或许在他六十六年生涯中从未离开过佛罗伦萨，而他的生命记录也不过是一段学术的编年史。然而，他生命的轨迹与其学园却密不可分，在他的直接影响下，最为显著而卓越的人们聚集在了一起。这些人便是文艺复兴运动的推动者——洛伦佐·德·美第奇、阿尔贝蒂、波利齐亚诺、兰蒂诺、皮科。还有一些受斐奇诺影响的伟大的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如波提切利、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提香、丢勒以及其他的艺术家。克里斯特勒教授认为这个时代佛罗伦萨的所有智性生命都受到斐奇诺的影响。

很难确定或者定义这不可确定的精神特质，无论从个人交往中还是从通信中——它涵盖了整个欧洲的顶尖政治家、学者和牧师——如此多佛罗伦萨的伟大人物都受到斐奇诺的影响，甚至还深深为他吸引。事实上，斐奇诺位于卡尔基的学园俨然是他由生到死的朝圣之所。这些书信集提供了四条线索：第一，他竭尽全力将他的爱传递给每一个与之接触的人；第二，他的智慧洞悉了所有与之通信人之天性，并引领他们最好的发挥自己的天赋； 第三，他似乎能清楚的理解与他通信之人的活动是如何与其人之神圣原则相关，以及这些活动在邦国里的作用。第四，这些信件具有超越时间的力量，斐奇诺在十五世纪佛罗伦萨对他的通信者所说的话，在今天的我们听上去也如此清晰。这些人的缺席多少是让人觉得失望或是满足的理由，这使得他们撰写的这些信件有那么点没跟上时代的脚步。斐奇诺确实是一个真正的精神之人；绝大多数时间他安然于身体经历的“命运之打击”，他被赋予了平静与强力，正如他自己所做，他将这样的天赋赋予他的听众。比如，文中的作者们聚集在一起讨论如何抵御土耳其人的问题，大家都陷入了深深的痛楚当中，在当时,土耳其人看上去是不可战胜的，也曾是欧洲的一个巨大的威胁。而斐奇诺则拨动了他的竖琴，通过他的音乐给予了他的同伴以信心和力量。

斐奇诺看上去能够理解所有艺术的原则，他自己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理想中的全才。他首先是一位哲学家，但他也是学者，医生，音乐家以及教士。作为学者，除了他原创性的著作外，他将所有柏拉图的作品翻译为拉丁文，并翻译了许多重要的传统经典著作，他的翻译速度惊人且质量上乘，直到在十九世纪古典学兴起之前，他的翻译一直被视为标准译本。作为医生，斐奇诺凭借他精湛的技艺服侍过多人，包括美第奇，美第奇家族成员病患时都首先想到的是他。他秉持希波克拉底留下的古风，为人看病从未收过任何费用。作为音乐家，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激发起人们的虔诚，在这方面他的同时代人认为他的音乐具有非同寻常的效力。斐奇诺通过他弹的竖琴，唱俄耳甫斯颂歌，他迷住了从佛罗伦萨路过的主教卡穆帕诺。在信中卡穆帕诺说“像是卷发的阿波罗拨弄了马奇里奥的竖琴，陶醉于他自己的歌声中。迷狂燃起。他的眼睛着了火……他发现这是他从未曾听到过的音乐。”

对斐奇诺而言视觉艺术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们的作用是借助艺术创造模仿神圣世界，提醒灵魂的神圣世界本源。斐奇诺坚持这种艺术的重要性，将画家在佛罗伦萨的地位拔高与诗人相近，而不似之前与木匠地位一般。斐奇诺常以画家的形象作为隐喻。他本人亲善于画家波拉约洛兄弟，还亲自指导波提切利创作其名画《春》。在《柏拉图神学》中，他描述了作者创作这幅画作的最初冲动，他说当时整个田野在一瞬间向波提切利展现了出来，使得他兴起了创作它的欲望。

1473年斐奇诺成为教士，更是进而成为佛罗伦萨大教堂教士。教士的职位对他而言胜过一切，因为那是“伫立在神的处所，在人间宣扬他的教义”，当他在大教堂布道之时，柯思告诉我们，人们蜂拥而至来听他讲道，通过他的新约讲道稿获得启示。他从不畏惧给宗教界的领袖们以及教皇写信，当时教会内部普遍出现腐败现象，他敦请他们履行职责。斐奇诺也给律师、雄辩家等人写信。他言语确凿中肯，因为他做这一切无非是围绕一个中心目的：提醒人们回归人的神圣源头。

毫无疑问，斐奇诺是当时的佛罗伦萨诸多天才人物的核心，他被选为洛伦佐·德·美第奇的私人教师，1469年洛伦佐成为了继其父亲皮耶罗，祖父科西莫后佛罗伦萨最有实力的统治者。洛伦佐是一个“全人”，杰出的政治家，他所在时代的意大利语诗人。他终身与斐奇诺为友，从这些信件可以看出尽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与斐奇诺没有什么联系，但他仍献身于柏拉图学园以及柏拉图哲学，他如政治家一样实践其中智慧，如诗人一般颂扬其伟力。

斐奇诺主要是通过学园中的集会给他那些杰出的伙伴教授柏拉图哲学，在本卷书的131封信能隐约看到当时讨论的热烈和深邃。这一群精神的伙伴相互友爱也都热爱斐奇诺。他是他们的核心，而他们这群人又是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的核心。

科西莫早在1439年就下定决心建立一个柏拉图学园，斐奇诺还是一个孩子时就曾被委命掌管它。柏莱图在东西方教会试图达成和解的佛罗伦萨会议期间，试图联合东西教廷。他是如此热爱柏拉图的哲学，在与他同时代的人看来，他似乎是柏拉图的化身。直到1462年，科西莫赠予斐奇诺在卡尔基城郊的一处庄园，他成为了学园的管理者。这个庄园位于莽特维奇斜坡的南部，和美第奇的别墅相距仅一千米。

斐奇诺曾在1474年给洛伦佐写信劝告他要应该注意自己的身体，如果没有洛伦佐，他的国家和柏拉图学园就不可能繁盛。这似乎成了预言，因为就在1492年洛伦佐去世后不久，他的儿子皮耶罗被驱逐，学园的活动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尽管它在弗朗西斯达·蒂亚开多的领导下继续坚持到了16世纪。

斐奇诺于1433年10月19日降生于佛罗伦萨旁的菲利涅。他的父亲蒂提菲克·斐奇诺是科西莫的医生。我们对他的母亲阿莱桑德拉所知甚少，除了知道她非常受斐奇诺的崇敬，以及具备先见之明的天赋。她活到高龄才去世，仅仅比斐奇诺早离开人世一年，晚年都与斐奇诺一起渡过，斐奇诺也悉心照料双亲的生活。

我们不知道斐奇诺的教育经历，除了他早年老师的名字和他在在佛罗伦萨大学读书，师从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提葛诺希，但我们并不能确定是否斐奇诺在一开始就对柏拉图的著作感兴趣。但我们知道科西莫·德·美第奇至少是1439年热衷于柏拉图的著作，同时斐奇诺撰文与科西莫(死于1464年）讨论时间长达十二年，他至少于1452年开始研究柏拉图。他较晚学习希腊文，故而一开始是通过拉丁权威译本学习柏拉图的知识，并且用他关于柏拉图的知识进行一些对话的翻译。1456年他基于这些资料撰写了第一部著作《柏拉图教义基础》(已佚失）。科西莫看后让他在能读懂希腊语原文之前不要写著作。然而，从这一卷中论“神圣的疯狂”的信中，以及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作品中所体现出的权威与能力。

斐奇诺非常尊敬的教皇保罗二世、大学教区的大主教圣安托尼奴斯建议他少读柏拉图而多花一些时间在圣托马斯·阿奎那上，他对后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收获了不少有益的知识，但他对柏拉图的热情依然未曾减退。

斐奇诺在1462年就出版了第一部译自希腊语的拉丁语著作，其中包括了《俄尔甫斯颂歌》和扎拉图斯特拉的《箴言》。接下来的日子斐奇诺完成赫尔墨斯作品的翻译，随后这部作品成为他最常被出版的作品。随后他继续翻译柏拉图的作品，并于1469年完成全集的翻译。1468年斐奇诺遇到了第二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精神危机”，并且接受他的“唯一好友”卡瓦坎提的建议通过撰写有关“爱”的主题对话来治愈自己。这就是他注释柏拉图《会饮》的《论爱》。在这部著作中，他解释了被造者如何开始存在之旅，以及如何又通过爱的河流而回溯到其源头。这一回溯可以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中美惠三女神的角色上看出来。

16世纪早期斐奇诺传记的撰写者乔万尼·柯思如此描绘他的外表和性格：“他不高，枯瘦，略微有些驼背，不善言辞，发‘S’音时有些吞吞吐吐。另一方面，他却不失优雅。他的腿，胳膊和手都比例匀称。他的面容给人一种温和优雅的外表。他的面色红润，蜷曲波浪形的金发高过了他的前额。”

据柯思描绘的来看，斐奇诺的身体不是太好，虽然在四十五岁后有所提升。他说尽管斐奇诺是同性恋，但他在孤独时仍很抑郁。这种抑郁，“通过整夜不间断的工作来治愈。”他的气质，“温和，尽管有时因为胆汁的流动，他在某些时候会变得暴躁，但这种情形就如光亮飞快闪过一般瞬间平息。他乐于忘记某种伤害。他从不曾忘记自己的职责，他并非倾向于肉体上的激情，但他全身心的爱，就像苏格拉底一样，以苏格拉底的方式用对话以及辩论与年轻人谈论爱的话题。终其一生他的吃穿用度以及居住条件都很简朴，饮食方面不曾任性放纵。他欣然地满足于生活的必需之物。尽管在饮食节俭，但他的确会选择最好的葡萄酒。”

斐奇诺认为纪律是精神生活的核心，他追随毕达哥拉斯，成为一位素食主义者，教导其追随者不吃烹调过的食物，终年与日同起，或略早一两个小时。他过着节制而禁欲的生活，他在《书信》第八卷中有一封长信讲述了其重要性。虽然他遵循纪律但是其思想却超越教条而飞腾。他认为有很多种通达源头的道路，基督教是其中最好的一条。他在《基督宗教》中写道，神圣的天命不会让世界上任何角落在任何时间完全没有宗教，尽管他允许因习惯而各不相同。或许这种多样化是神故意这样，神更愿意以不同的方式被崇拜，无论那是不是不经意间的事，但一点也不愿意通过骄傲而被崇拜。

在斐奇诺书信的文字中，我们看到一种幽默。比如在致洛伦佐的信中，他一再劝说洛伦佐支持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家阿杜尼，他认为洛伦佐可能会询问这位哲学家是否需要资金帮助，但是他请求洛伦佐应该先给钱再问这个问题。

斐奇诺的学园唤醒了欧洲深远的柏拉图主义传统。他对遍布整个欧洲的杰出人物的通信，也促成了这一盛事。这些重要人物包括了英格兰的科利特，他是圣保罗神学院院长，还有加纳，法国最高法院法官和德国著名人文主义者锐赫林(Reuchlin）(他们讨论有关俄尔甫斯的颂歌）。匈牙利国王马赛厄斯曾邀请他去专门讲授柏拉图哲学，他自己虽然婉拒，却非常满意这样的工作，他便派学生班蒂尼完成这个任务，让他在匈牙利国王那里教授了好几年。他曾半开玩笑地说，他“用爱虏获了整个欧洲”。

斐奇诺其实不是第一个复兴柏拉图及其后继者的人。柏拉图学说和柏拉图主义的复兴伴随着古代文献的发现，而这一过程从但丁或更早的时候就开始了，随着希腊语知识的丰富和新的古代文献抄本的发现，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研究的范围和深度得到空前的拓宽和加深。他并不是首个表明犹太宗教、希腊哲学有一个共同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回摩西、扎拉图斯特拉和至尊赫尔墨斯(古代埃及文明的圣贤）的人，但是他是第一个确立了这两大源头(希腊哲学和犹太传统）的同等重要性的人。他对同时代人说“合法的哲学和真正的宗教无异”。最能表现其影响的是锡耶纳大教堂中的马赛克的至尊赫尔墨斯的画像。

斐奇诺最重视从柏拉图、普罗提诺和赫尔墨斯著作中，提炼不朽和神圣的个体灵魂概念，而这个概念对于文艺复兴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因为有了这个观念，我们就可以接着说灵魂有力量“去变成任何事物”，并且人们可以“创造天国并且自己创造天国里的一切，如果他能够获得工具和天界的材料”。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变成了那个时代的哲学，因为在那个世纪或者在斐奇诺诞生以后，科学和艺术都比过去千百年来有了长足的进步，航海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南非，而东方世界展示了其艺术和文学的内在成就。这是的欧洲正步入科学时代的门槛，出现了达芬奇的发明和伽利略、开普勒的发现。

斐奇诺对灵魂不朽性的发现对于下个世纪的宗教革新非常重要。中世纪灵魂不朽是被基督教思想所否定的教条之一。到1512年的拉特兰会议，这一点首次被正式承认为基督教的教义。而这种个人灵魂不朽的教义很容易引发更进一步的“个人”与神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对基督教内部和外部的改变都非常大。

在斐奇诺看来，个体的灵魂不朽是“个人尊严”的基础，文艺复兴时期无数艺术家和作家都以各种方式在表现这个主题。当时这个主题涉及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优雅成了整个欧洲追求的财富。富人们纷纷从城堡中走出来，来到厅堂中开始表现优雅协调和文艺复兴的光芒。中世纪意大利的很多城镇里高高的塔楼禁地和狭窄的街道，都变得宽阔敞亮而井然有序。今天欧洲的一些建筑还依稀让人回想起十五世纪“美的诞生”。

人的尊严，不光表现在建筑和艺术方面，而且深入到了人们活动的各个领域。新人的理想诞生了，第一个也是最杰出的代表就是斐奇诺的学生：洛伦佐·美第奇。他高贵、品德高尚、英勇、完全值得信赖，他可以从讨论战争和邦国事务转到哲学、学术、诗歌、音乐或其他艺术，而且在每个方面表现的都很优异。这样一来他的权威就不是来自他的权位，而是来自其本性所展示出来的光芒。

“朝臣”是指那类不费吹灰之力便成功，不用卖弄才华也能让人印象深刻之人，他们在艺术以及传统认同的战争与射击方面都出类拔萃，与早期的有限的高贵之标准有鲜明区别。这种品格的变化可从十六世纪的卡斯蒂戈隆的作品《朝臣之书》中得以很好的说明。他写了一个男士遇见一女士“欣然邀请他跳舞，这位男士不仅拒绝了她，甚至对这里的音乐或者其他娱乐活动嗤之以鼻，他似乎对所有这一切都感到反感，仿佛这种轻浮的活动与他毫不相干。当女士喋喋不休的与他寒暄时，他怒视女士一眼，回答说‘战斗’。‘好的’女士反驳道，‘我想你现在不是在打战，也不是在与别人战斗，如果你做好你自己，把你所有的武器好好的擦亮油，放进壁橱，这可以使你已经锈迹斑斑的武器变得更有战斗力，岂不是更好？’”

这种新的“朝臣”是一种不定义贵族阶层的模式。这种特质使英国的公共绅士教育也自此开始绵延几个世纪，几乎成了全欧洲绅士的典范。这时人们需要更多的教育，而不限于中世纪的七艺。古代文学和历史也成为了西方毫无疑问的基础教育课程，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文艺复兴对人的尊荣的重视，反映在其为人行事的各方面，造成了当时的一种普遍运动，这场转变运动持续了几个世纪，深刻地改变了欧洲的通俗文化。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不只是知道如何用刀叉，或如何进行有礼貌的谈话。而是一种通行规则的形成和社会习惯的养成。根本上是强调社会行为中体现“人的尊严”。

当今斐奇诺的书信的意义何在？当现代社会已经失去了方向，充斥着懒惰、贪婪、暴力和腐败时，斐奇诺的这些书信如今会对我们起一种警戒作用。那也是十五世纪斐奇诺自己面临的问题。这些书信提醒我们那些罪恶来自于无知和愚蠢，人想要的圆满必须回到其最初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