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沅生活在清代乾、嘉、道、咸时期。以道光二十年(1840年)为标志,这正是中国走向近代史的开端,是中华传统文化由古典形态转化为近代化形态的转换之交的时代。刘沅是这个转换之交时代启蒙思潮的一个先驱,是新儒家由理学而心学而新心学不断转化时代,承前(宋明陆、王)启后(晚清、民国新儒家),构建自己新心学体系的通儒,是近代蜀学以今文经学为特征发展到新阶段的代表性人物,是毕生从事中庸、中正、中和的以“和合思想”为旨归的文化中国命运共同体研究的思想家,是传承春秋孔子开创中国私学文脉而开近代师儒新格局的教育家。如果说,中国近代化开端前后,浙江的龚自珍是东部传统文化启蒙的代表,发出令神州震荡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九州生气恃风雷”的民族文化觉醒的呐喊,那么,四川的刘沅就是西部传统文化启蒙的代表,发出令中外耳目一新的“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的民族文化自信的呼声,两人各有自己的体系和特点,但“东龚西刘”应该等量齐观。不过,刘沅在历史研究视野中被埋汰得太久了,尽管他入过《清史列传》,但至今许多人不知道他。在今天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下,应该给予重新评价,作为传统文化中可宝贵的历史学术资源加以新的发掘。
刘沅的学术思想是有体系、有内核,有鲜明特征并有自己个性的学术话语,因而被人们称为“槐轩学”[1]。“槐轩学”著作以《槐轩全书》中的《十三经恒解》[2]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