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知识分子、资本与精神孤独症

2018-09-20 02:46王春林
长城 2018年3期
关键词:小说

这一次首先进入我们关注视野的,是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山本》(载《收获》长篇小说专号2018年春卷)。这部长篇小说思想内涵上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多义性,这里,我们集中探讨的,是《山本》对中国现代革命的批判性反思。只要把《山本》主要书写的内容纳入到贾平凹的小说创作谱系里,就不难发现,这部历史长篇小说与作家此前那部时间跨度极大的长篇小说《老生》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关联。《老生》一共讲述了发生在四个不同的历史关节点的故事。其中第一个,就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秦岭游击队的故事。具体来说,是老黑、雷布、匡三司令以及李得胜等人如何通过组织成立秦岭游击队的方式走上所谓革命道路的故事。换言之,即革命的起源故事。到了这部《山本》中,同样也在讲述着当年秦岭游击队的故事。只不过,第一,秦岭游击队代表性人物的命名方式被转换,由当年的老黑、雷布、匡三司令、李得胜变成了《山本》里的蔡一风、李得旺、井宗丞,当然,还有后来加入的阮天保。第二,更重要的一点是,如果说在《老生》中,秦岭游击队的故事只是发生在第一个历史关节点,那么,到了这部《山本》中,秦岭游击队就变成了活跃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历史舞台上的众多武装力量中的一种。这就是所谓叙事聚焦点根本上的一种转换与迁移。贾平凹在《后记》中一再感叹着“它的内容,和我在课本里学的,在影视上见的,是那样不同”,只要联系一下中国当代文学史,就可以知道作家具体指称的,乃是在“十七年”期间曾经一度蔚为大观的所谓“革命历史小说”。“革命历史小说”“是‘在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它主要讲述‘革命的起源的故事,讲述革命在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之后,如何最终走向胜利。”①更进一步说,“关于‘革命历史题材写作的文学史上的和现实政治上的意义,当时的批评家曾指出:对于这些斗争,‘在反动统治时期的国民党统治区域,几乎是不可能被反映到文学作品中间来的。现在我们却需要补足文学史上的这段空白,使我们人民能够历史地去认识革命过程和当前现实的联系,从那些可歌可泣的斗争感召中获得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信心和热情。以对历史‘本质的规范化叙述,为新的社会的真理性作出证明,以具象的方式,推动对历史的既定叙述的合法化,也为处于社会转折期的民众,提供生活准则和思想依据——是这些小说的主要目的。”②质言之,贾平凹具体所指的就是以《红旗谱》《红岩》《青春之歌》等一批作品为代表的“革命历史小说”。之所以要特别强调自己所看到的内容,与这批“革命历史小说”存在着很多不同,就在于他所具体觀察思考着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个阶段的历史,实际上也正是寻常所谓“革命历史小说”所表现的那段历史。这批“革命历史小说”的写作者,在创作过程中自觉地接受了来自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规训与控制。而贾平凹,在创作《山本》时所竭力追求的一点,乃是对于某种先验的政治意识形态立场的挣脱,所以他才会感到某种空前的困惑与迷茫。

只有在意识到写作难题存在的前提下,想方设法破局的人,方才称得上真正的大勇者。贾平凹在《后记》中接着写道:“我还是试着先写吧,意识形态有意识形态的规范和要求,写作有写作的责任和智慧,至于写得好写得不好,是建了一座庙,还是盖个农家院,那是下一步的事,鸡有了蛋就要下,不下那也憋得慌么。”贾平凹的艺术智慧,就突出地表现在叙事聚焦点的选择上。如果说那些“革命历史小说”的聚焦点都落脚到了类似于秦岭游击队所谓革命力量的一边,那么《山本》的聚焦点却落脚到了以井宗秀为代表的似乎更带有民国正统性的地方利益守护者的一边。这样一来,整部长篇小说的思想艺术格局也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故事发生的那个时代,是一个“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战乱频仍的动荡年代。从大的角度来说,正所谓一时枭雄并起,“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具体到《山本》所集中表现着的秦岭地区,既有秦岭游击队,也有一会儿属蒋、一会儿又属冯的国军69旅(后改编整合为6军),有隶属于69旅(后为6军)的涡镇预备团(后为预备旅),还有保安队,身为土匪的逛山与刀客,以及还不成气候的小股乱匪,端的是“城头变幻大王旗”。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是细节的艺术,作为优秀的小说家,贾平凹能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地在“小”上做大文章,通过井宗秀、阮天保、井宗丞这样一些活跃于秦岭地区的人物故事,把当时那样一种大的历史境况,以小说艺术的方式细致深入地表现出来。贾平凹一个了不得的创举,就是没有如同既往的“革命历史小说”那样把聚焦点落在革命者身上,而是以一种类似于庄子式的“齐物”姿态把其与其他各种社会武装力量平等地并置在一起。正是如此,贾平凹才有效地摆脱了来自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困扰与影响。直接的艺术效果,就是“革命历史小说”中革命者一贯主体性地位的被剥夺。

虽然革命者的主体地位已然被剥夺,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种力量在历史过程中的缺失。从艺术结构上说,整部《山本》共由两条时有交叉的故事线索编织而成。其中,不仅作为通篇的聚焦点,而且也作为小说主线存在的,乃是井宗秀与陆菊人他们这一条涡镇的线索。与这一条主线相比较,相对次要但却不可或缺的另外一条线索,就是出身于涡镇的井宗丞介入秦岭游击队亦即革命者的故事。在关于贾平凹《老生》的一篇批评文章中,我曾经写到:“诸如老黑、匡山、雷布之类秦岭游击队的核心成员,其人性深处不仅潜藏着恶的基因,而且生性无赖,他们参加革命的动机,或者为了满足更高的私欲,或者为了达到借刀杀人公报私仇的目的。更进一步,从秦岭游击队的革命过程来看,他们虽然打着革命的幌子,但究其实质,却也无非不过是打劫富户或者冤冤相报而已,其间充满着极度背离人性的血腥和暴力。如果说当年的那些‘革命历史小说的确是在以文学的方式‘为新的社会的真理性作出证明,以具象的方式,推动对历史的既定叙述的合法化的话,那么,贾平凹的《老生》也就完全可以被看作是对于这些‘革命历史小说的解构与颠覆之作。”③如果说贾平凹在《老生》中的第一个历史关节点上已然对所谓的中国现代革命进行着相当深入的批判性反思,那么,到了这部《山本》之中,贾平凹很显然就在《老生》的基础之上继续推进着他对于所谓革命的理解与思考。作家这种进一步的深入反思,集中体现在井宗秀的兄长井宗丞这一人物形象身上。首先,井宗丞最早参加革命的行为本身,就带有非常明显的反人性的特点。小说开头不久,就浓墨重彩地写到了井宗秀父亲井掌柜不幸死亡的情形。井掌柜他们共计联络了百多户人家集资,搞了一个带有互助性质的互济会。互济会第一批共集资一千多块大洋,全部由身为会长的井掌柜保管。但不知道为什么却不慎走漏了风声,结果井掌柜在去收购烟叶时被绑架,惨遭勒索。虽然从表面上看井掌柜是不慎坠入粪窑子溺亡,但实际上他的死亡却与惨遭无端勒索之后的精神恍惚紧密相关。事后,人们才从消息灵通的阮天保那里了解到,原来,井掌柜的被绑架,与自己在县城读书的儿子井宗丞有着脱不开的干系。父子感情,乃是人伦亲情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所谓革命,一旦不惜对父子伦理亲情进行破坏,那么,如此一种革命的合理性,恐怕就显得可疑了。

然而,以大义灭亲的方式而积极投身于革命之中的井宗丞,却无论如何都不可能预料到,革命竟然会有一天不无吊诡地反过来“革”到自己的头上。这个时候的井宗丞,由于在历次战斗中的勇敢表现,已然升职为红十五军团的一个团长。这一年,井宗丞率领他的部下,来到秦岭东南处的山阴县马王镇,准备与驻扎在这里的红十五军团会合。没想到,尚未抵达马王镇,就有人迎上来,要求井宗丞单人独骑先去崇村报到参加会议。就在井宗丞刚刚抵达崇村的时候,叙述者以不小的篇幅描写了一种叫做水晶兰的花。看似斜逸横出的一段文字最起码有三种作用。其一,毫无疑问属于麻县长一直在努力的秦岭植物志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二,正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眼看着被蒙在鼓里的井宗丞步步惊心地走向自己的悲剧终端,叙述者忽然跳身而出不无细致地描述介绍生来品性娇贵的水晶兰,很明显是在调节过于紧张的叙事节奏。其三,所谓“冥花”(水晶兰的别称)者,自然就是地狱之花的意思。就此而言,叙述者对水晶兰的这一番精描细绘,其实有着无可否认的象征与暗示意味,明显暗示着井宗丞即将踏上不归之途。果然,井宗丞一踏入山神庙,就被早已潜伏在这里的阮天保他们擒获了。阮天保给出的,是军团长宋斌下达的秘密命令。按照阮天保的说法,并不只是井宗丞一人被抓捕,同样被关起来的,还有比井宗丞级别官位更高的红十五军团政委蔡一风。原来,井宗丞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蔡一风的牺牲品或者说替罪羊。枭雄一世的井宗丞根本预想不到,最后自己竟然会莫名其妙地冤死在阮天保的警卫邢瞎子之手。不能不强调的一点是,一方面,井宗丞的被抓捕,当然是军团长宋斌的旨意,但另一方面,井宗丞之死,却是阮天保借机公报私仇的结果。究其实,宋斌只是要抓捕并关押井宗丞,真正借机置他于死地的,是阮天保。

联系实际的历史状况,细细推想中国的现代革命,除了革命本身的合理性一面之外,从负面的角度来看,一方面,革命的起源,就带有不容忽视的反人性本质,这一点,早在《老生》中就已经引起过贾平凹的高度关注。另一方面,在革命的过程中,也同样存在着很多严重问题。其中,就有在其背后很明显隐藏着个人私欲与权欲的所谓宗派斗争。宋斌与蔡一风之争,表面上看是部队下一步的行动方向问题,但实际上,简直就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权力与山头之争。类似的故事,在我们的现代革命史上不知道上演过多少幕。井宗丞真正的悲剧质点在于,不幸卷入其中并成为了这种毫无真理性可言的宗派斗争的牺牲品。能够将这一点犀利地揭示出来,正说明贾平凹《山本》对革命的反思较之于《老生》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贾平凹谛视着既往的中国现代革命,而海外作家范迁却在他的《锦瑟》(载《收获》2017年长篇小说专号秋卷)中关注着现代知识分子的苦难命运。正如李商隐《锦瑟》一般既会被认为是爱情诗,也会被认为是悼亡诗,更会被指认为是政治诗一样,范迁的《锦瑟》,实际上也可以从爱情、悼亡以及政治这三个不同的维度来进行理解分析。首先,是爱情,男主人公“他”与珏儿、恽姐之间的情感纠葛,无论如何都称得上是缠绵悱恻。其次,是悼亡,到文本结尾处,小说中先后登场的几位主要人物,比如“他”、珏儿、汤姆,甚至包括褚君山与毛姨这样带有跑龙套色彩的人物形象,也都逐一不幸命赴黄泉了。从这个角度来说,范迁的《锦瑟》,当然也就可以被理解为一部带有悼亡色彩的长篇小说。再次,或许与作家写作时置身的具体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有关,与李商隐更多地将自己的写作重心落脚到爱情或悼亡的层面不同,范迁的书写重心明显地落脚到了身为现代知识分子的男主人公“他”与社会政治之间既疏离对抗却又不能不依附于其上的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纠葛关系上。我并不是要否认其他主题内涵的客观存在,只不过是试图在比较的层面上更加突出其政治性主题的重要性。在先后两次深度阅读《锦瑟》的过程中,我会不由自主地把它与苏联时期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联系起来。不少文学批评从业者把范迁的《锦瑟》与金宇澄的《繁花》联系起来做一种比较谈论,但在我看来,除了故事发生地均为上海这一特定的大都市之外,二者并不存在多少可比性。如果说《日瓦戈医生》凝视表现着日瓦戈医生这样的知识分子与苏维埃革命或者说所谓“十月革命”前后苏联凌乱政局之间的复杂性关联,那么,范迁的《锦瑟》所真切谛视着的,便是男主人公“他”这样的现代知识分子与1949年前后那样一个大历史转折时期中国社会政治之间的种种纠葛。

依照文本中時间性因素交代,整部《锦瑟》故事的起始时间,应该是国民党政权濒临崩溃的1948年。那一年,史称“三大战役”之一的淮海战役在苏北的徐州一带打响,男主人公“他”只有二十岁,正在上海就读非常著名的圣约翰大学。到了小说结尾处,“得年四十九岁”的“他”因心力衰竭而不幸辞世,时间是“文革”刚刚结束后的1977年。事实上,小说的主体故事叙述,早在十多年前“文革”尚未正式爆发时就已经终结了。质言之,除了躺在病床上一味等死,这十年间的“他”实在并无别的事迹可叙。因此,叙述者仅仅用一节的篇幅就把这十年的时间交代完结了。由以上关于时间性因素分析可见,范迁这部《锦瑟》的主体故事时间也就是以1949年的朝代改易与政权更迭为核心的二三十年。

另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是男主人公的命名。整部《锦瑟》,出场人物并不算多,加起来只有十多位。其他人物都有着具体的命名,唯独身居核心地位,同时承担着重要的结构性功能的男主人公,没有给出具体的命名,从始至终都被称为“他”。即使到了不得不说出“他”的名字的时候,叙述者仍然以“XXX”代替具体的命名。

拒绝给男主人公“他”命名,其实是作家一种非常重要的叙事策略。其象征性意蕴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范迁的这种命名策略,让我们不由自主联想到的,便是鲁迅当年关于阿Q的特别命名方式。直观来看,字母“Q”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一个后脑勺上长着一根小辫子的清朝时中国人的形象。鲁迅写作《阿Q正传》的时候,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距离清朝的覆亡不过十年时间。借助于“阿Q”这样一个极具抽象性的人物命名方式,鲁迅把他成功地塑造为国民劣根性的突出代表。

范迁所采取的有意模糊人物具体姓名的命名方式,实际用意可能有二。其一,凸显男主人公的抽象性特征,使“他”成为大历史转折时期身不由己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其二,象征着在一个政治强势的大历史转折时期知识分子主体性的被剥夺。

虽然“他”是为人羡慕的高材生,但现实的生存处境却非常艰难。“他”是扬州唯一一位考上了圣约翰大学政经系的学生,所以赢得了经营盐局的堂伯父的欢心,并慨然承诺将独力承担“他”四年的学费。尽管有每月十六圆银票的支撑,但因为物价一直在缓慢上涨的缘故,他的日常生活用度是非常緊张的。正所谓“屋漏偏遇连阴雨”,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所主导的“打老虎运动”,堂伯父业已经营多年的盐局生意以所谓“囤积居奇”的名义被查封,“他”顿时就到了粮尽弹绝的地步。“雨声淅沥敲窗,急一阵,缓一阵,连绵不绝,玻璃窗上水光闪动。他缩在藤椅里,人簌簌发抖。时令已近立夏,房间里还是阴冷刺骨,寒意弥漫。他茫然四顾,偌大世界,何处有他一条活路?”“一切景语皆情语”,范迁对上海初夏时节凄风苦雨的场景描写,是为了更好地衬托“他”在后援中断之后的绝望心境。一时之间,“他”甚至狼狈到了要被迫接受下女阿香接济的地步。这个时候,幸亏“他”以自己的才华和容貌得到了出身于高官达贵家庭的女同学艾茉莉的青睐,方才得以暂时缓解了生存的窘境。与艾茉莉的亲近和接触,给“他”带来的是两种料想不到的后果。

一种后果是,通过艾茉莉的介绍,“他”不仅认识了同样出身于豪富家庭的汤姆也即汤毋忘,而且还成为了汤姆家的“座上宾”。不仅一度入住汤姆家的上海豪宅,而且还更进一步地入住位于东山乡下的汤家老宅。艾茉莉之所以这么关照垂青“他”,是因为特别喜欢“他”,并希望“他”能够有朝一日成为自己的如意郎君。但“他”不仅不喜欢艾茉莉,还一见钟情、不管不顾地爱上了汤姆新婚没几年的娇妻珏儿。内心里暗恋珏儿倒也还罢了,尤其令汤家无法接受的是,“他”竟然在东山乡下小住期间,胆大妄为地拥抱亲吻了美丽温柔的珏儿。如此一种激情勃发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他”灰溜溜地被汤家逐出了东山的乡下老宅。

然而,就在和珏儿相识并逐渐坠入爱河的过程中,“他”与房东夏家的女佣阿香发生了充满罪恶感的肉体关系。一方面,“他”非常清楚,自己与阿香之间不仅有着巨大的阶层鸿沟,而且自己不管从哪个角度说都不可能喜欢上这个阿香,但在另一方面,“他”却又特别贪恋阿香洋溢着青春气息的肉体,迫切地想要占有这具青春的躯体。对此,叙述者曾经从下意识的角度展开过分析:“他下意识里知道答案:阿香在他眼里并非是一个完整的女人,只是两团肉和一段腰肢,一个看来唾手可得的肉体,一个成熟了的,接近凋谢边缘的肉体,像路边树上结的果子,就是他不去摘采也会陨落。一个地位低贱的女佣人,一个屈从惯了的灵魂,任何人都可以予取予求,而不用付出太大的代价。而且,阿香应该明白他们之间巨大的差距,有了什么事,也会知难而退,而不是纠缠不休的。”然而,揆诸事实,叙述者的精神分析并未完全穷尽“他”行为背后的下意识动机。最起码,还有另外两种潜在的行为动机不容忽略。其一,经济后援被中断后处于极度生存困境中的“他”,其实一直被一种莫名的焦虑情绪所困扰。茅盾曾经因为在长篇小说《子夜》中设置了资本家吴荪甫股市严重受挫之后强奸女佣王妈这一细节而备受研究界的诟病。如果说吴荪甫的行为的确有其不合人物性格逻辑之处,那么,范迁为了充分凸显“他”的精神焦虑而特别设定出的这一细节,其内在的合理性无可置疑。“身底下的女人无面目,无身份,柔软驯服如同一片被征服的土地,等待王者的君临。”只要我们再留心一下阿香被“他”占有时的细节,作家意欲凸显男主人公精神焦虑的写作意图,自然就溢于言表了。其二,就在“他”与阿香之间唯一一次性交行为完成之后,阿香曾经向“他”提出过一个问题:“弟弟,你刚才一直叫的‘珏儿是啥人?”我们可以明显看出,阿香其实是“他”心上人珏儿的一种替代品。在1948年,“他”只是一位穷困潦倒到要寄人篱下的落魄书生,而珏儿,却是一位早已身有所属的富贵家庭的少奶奶,他们之间的距离之遥远,不能以道里计。一方面,“他”内心里狂热地爱上了珏儿,另一方面,“他”又绝对够不着珏儿,万般无奈之下,阿香成为珏儿的替代品,也就是一种顺乎逻辑的结果了。

另一种,当然也是更严重的后果,就是“他”被迫卷入社会政治运动。作为一位专注于学业的名校高材生,对于无所不在的政治,“他”一向不感兴趣,所持有的是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然而,在一个大历史转折时期,社会政治却根本就不会放过“他”。与艾茉莉的接触,一方面使“他”不仅莫名其妙地参加了一次学生的游行活动,而且还让“他”成为了敢于和警察对抗的“学生英雄”,另一方面,则使“他”得以结识了不仅思想左倾激进,而且本身就是中共地下党成员的大学生褚君山。这里,一个不容忽略的细节是,在大家都恭维“他”在游行时的英雄行为时,“他”自己的心理反应:“他心里太晓得了,自己绝不是什么英雄,他绝没有英雄的勇气和胆略。他怕警棍,他怕包打听,也怕提篮桥。游行是被拉了去的,上了报纸只是阴差阳错罢了。”与在社会政治的潮流中做弄潮儿相比较,“他更属意在繁华世界里做一个旁观者,做个过客。”但在一个急剧动荡的大历史转折时期,要想做一个置身事外隔岸观火的旁观者,其实是不可能的事。正如“他”的参加游行是无意中“被拉了”去,“他”的上报纸也只是“阴差阳错”造化弄人一样,本来志不在社会政治的“他”被迫参加了社会政治运动,这意味着知识分子主体性丧失的同时,也意味着“他”在人生过程中的一种总是会被历史大潮裹挟而去的被动姿态。

正是因为通过艾茉莉而结识了激进的革命者褚君山,等到“他”在东山乡下意欲与珏儿偷情事败而无处容身以至于走投无路的时候,褚君山的专门来访,便给“他”提供了一个改变自身尴尬生存处境的契机。对于如此一种人生选择,“他”自己其实满心地不情愿。本来对政治毫无兴趣的一个知识分子,却偏偏走投无路,偏偏要介入到社会政治的大漩涡之中。如此一种人生选择对于“他”的关键性,就如同“To be or not to be?”这一问题对于哈姆莱特一样。也因此,“他”才会为此而不断地犹豫徘徊。此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实,就充分证明着“他”自己此种预感的正确性。但在即将彻底改朝换代的1949年前夕,置身于极度严重的生存困境中的知识分子“他”,除了接受褚君山的建议去苏北参加革命之外,并没有其他的道路可以选择。因为这次人生选择对“他”的未来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所以,范迁才会借助于叙述者之口大发人生感慨:“许多年后,他常会想道,如果没有褚君山的来扬州探访,他的人生会如何度过?……以他孤傲不合群的个性,更有可能的是什么事也做不成,东碰西撞,每况愈下地落入底层,最终贫病交加,了此残生。”“但是,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如果的,在茫茫人世之上,不可知的‘天意主宰着一切。天意蕴含在事情运转的内核之中,天意呈现在蛛网般错综迷乱之中,天意不会顾到人的意愿或向往,天意把人驱赶入某个时世运行之中,或茂盛,或干枯,或顺畅,或窒塞。”只有借助于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事后回忆的这样一种典型的句式,范迁才能够把漫长的时间变迁过程中作为个体的人的无奈与被动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作家张炜在长篇小说《艾约堡秘史》(载《当代》2018年第1期)中,把批判矛头尖锐地对准了可谓是“每一个毛孔里都滴着血”的资本。在具体展开分析之前,需要对这部小说所集中表现的当下时代的社会本质有一种清醒的认识。关于当下时代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我曾表达过这样的一种看法:“中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与总体社会机制改革的严重滞后之间所形成的反差却是越来越明显了。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资本在中国社会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力量,促使中国社会很快地走向了资本主义化。然而,由于我们特殊的国情,与这种资本主义化相匹配的社会自由化理念却并没有能够变成现实。于是,一种姑且可以被称之为威权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就成为我们无法忽视的社会现实。在这样一种威权资本主义的时代,一方面是社会的财富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另一方面则是广大平民阶层的日益贫困化。”④尽管这种关于“威权资本主义时代”的论断,未必能够完全获得张炜的认可,但在我看来,只有在充分认识到资本日益强化着的决定性作用之后,张炜以《艾约堡秘史》如此一部长篇小说的厚重篇幅来彻底清算批判资本罪恶的意义和价值,才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彰显。

既然小说的思想主题是对于所谓“威权资本主义”时代中资本罪恶的清算与批判,那么,小说的主人公也就必得被设定为当下时代的一位新兴资本家才可。小说的主人公艾约堡主人淳于宝册,正是这样一位腰缠万贯的大资本家。对于淳于宝册所拥有的巨大财富,我们只需对他的私人府邸艾约堡略有了解便可推想而知。一方面,能够将一座山包挖空后用来做自己的私邸,的确说明着艾约堡主人淳于宝册所拥有财富的巨大体量,但在另一方面,在我的理解中,作家的这种艺术想象(尤其是还非得把一头名叫花君的花斑牛也牵到这座豪华无比的私人府邸中如同供神一般地养起来),不仅带有十分突出的暴发户性质,而且很显然是建立在农业社会的基础之上。倘若联系张炜《艾约堡秘史》的书写主旨,艾约堡本身的设计,其实充满着不可否认的象征色彩。如果把艾约堡所占据的那座山包理解为大自然的一种象征性存在,那么,以淳于宝册为董事长的狸金集团把如此一座山包硬生生地挖空,将其彻底改造为一座私人府邸的行为本身,就意味着强大的资本力量对于大自然的严重破坏乃至干脆侵吞。从这个角度来说,艾约堡的设定本身,就可以被理解为整部小说的一种象征性预叙。

作为一部旨在对资本罪恶进行深度批判的长篇小说,张炜在《艾约堡秘史》中把尖锐的批判矛头首先对准了淳于宝册的狸金集团。狸金集团的罪恶,首先表现在意欲侵吞包括叽滩角村在内的海边三个渔村以谋求所谓的入海口。围绕着这个兼并方案,淳于宝册给出了两个方面的理由。其一,强调这一兼并是所谓城市化进程的一部分。兼并三个渔村,明明是狸金集团处心积虑的一种企业发展谋略,到了淳于宝册口中,不仅被贴上了“城市化”的堂皇标签,而且还被说成是他们集团本来就不想背负的沉重包袱。这样的失真话语背后所透露出的,正是淳于宝册这一人性构成相当复杂的人物形象虚伪的一面。其二,强调资本力量重要性的同时,为资本大唱赞歌:“你是知道资本的力量的,在这个世界上,它重新显出了无坚不摧的本质。四十年前它暂时藏了起来,但那是表面现象;如今它总算恢复了原形,露出了杀气。”虽然张炜并未交代故事的具体发生时间,但依据基本的故事情节来推断,当发生在当下时代无疑。倘若此种推断可以成立,那么,这段叙事话语中的所谓“四十年前”,就应该指的是1976年“文革”终结前后。作为工业化时代亦即现代社会产物之一的资本,虽然在二十世纪前半叶曾经一度非常活跃,曾经切实地推进过中国社会的演进与发展,但在1949年之后,在进入一个新的社会阶段之后,却很快地就被妖魔化,很快地就成为了一种臭名昭著的事物。此种情形,一直延续到1976年的时候,方才被宣告终结。正是从这样的一种历史事实出发,我们方才敢断言淳于宝册这段话语中的所谓“四十年前”指的是1976年“文革”终结前后。尽管说资本重新成为一种决定性的社会力量乃是90年代之后的事情,但它遭受巨大历史劫难后最初的复苏,却毫无疑问是从“文革”后起始的。正是在此后长达四十多年的时间里,资本羽翼渐次丰满,“恢复了原形,露出了杀气”,重新显示出了其“无坚不摧的本质”。

其次,狸金集团意欲兼并叽滩角村等三个渔村的行为,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以吴沙原为代表的叽滩角村人的坚决反对。为了达到兼并的目的,狸金集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地使用了各种非法的罪恶手段。依照吴沙原的说法,狸金集团在叽滩角村的所作所为已经算是很客气,算是给他留面子了。在其他村子里,狸金集团的手段会更加极端与残忍。在狸金集团如此一种强劲异常的资本力量面前,一切都得乖乖让路,一旦试图反抗,那反抗者的结局便会特别凄惨。即使是狸金集团内部的工作人员,只要触犯了集团内部的某种禁忌,也会死得很惨。那个被命名为“眼睛兔”的年轻人的不幸遭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眼睛兔”本来是淳于宝册传记的修改与整理者,只是因为喜欢上了集团中被培训用来从事公关工作的一位小姑娘,结果却死于非命。一个企业集团的保安处,就可以为所欲为私设刑堂草菅人命,其无法无天飞扬跋扈的程度自然可想而知。

再次,狸金集团的罪恶,也表现在对自然生态环境所造成的严重破坏上。对此,吴沙原有一针见血的揭露:“全市最大的水源地被污染了,两条河里没有鱼,连草都枯了,治理三年没见一点成效。”

一方面不择手段地肆意吞并如同叽滩角这样的村庄,另一方面在随意草菅人命的同时也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凡此种种,皆属于以淳于宝册为董事长的狸金集团在自身日益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所犯下的现实罪恶。由于置身于中国如此一种威权体制中的缘故,包括狸金集团在内的所有资本的积累与发展过程中,实际上都少不了与现实权力的结盟与联姻。质言之,只有在后者的强势支撑下,资本才会有如虎添翼的迅猛发展。这一点,在貍金集团的初始起步亦即所谓的原始积累阶段表现得特别明显。淳于宝册人生事业的起步,始于村头儿委托他兴办工业。淳于宝册人生事业的起步阶段,与资本这一曾经隐藏很多年的事物的初始复苏,基本上持同步的状态。联系“文革”后中国社会的实际演进过程,淳于宝册兴办工业,其实也对应着八十年代初期乡镇企业的应运而生。最早,淳于宝册创办了一个小小的农机厂,从农机厂,到化肥厂,再到食品厂、木器厂、建筑公司,淳于宝册的系列产业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

在淳于宝册系列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个重要的老政委角色。虽然这位名叫杏梅的强悍女性口口声声离不开“战争”,但她的所谓“战争”却不过是“文革”期间的武斗而已。在那个动荡不已的岁月里,杏梅所在的“磨盘山游击队”一个抢眼的功绩,就是从政治对手那里硬生生地抢出了一个身负重伤的高位领导。正是因为有过这种渊源,所以,这位名叫杏梅的老政委就与政治上层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在与淳于宝册结识并决定加盟他的事业之后,老政委充分利用她和首长之间不无暧昧色彩的紧密关系,助力淳于宝册的狸金集团最终发展成为了一个经营范围辐射到很多方面的资本巨无霸。老政委的存在,为淳于宝册和首长搭建了很好的桥梁。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有了老政委这样一个纽结点,才有了淳于宝册和首长,也即资本与权力之间结盟关系的建构。毫无疑问,淳于宝册这样一位曾经被打入政治另册,曾经饱尝历史劫难的年轻人,之所以能够在一个相对开放的时代,迅速崛起成为能够称霸一方的资本大鳄,与老政委的存在,与以首长为象征符码的现实权力的鼎力相助,存在着不容剥离的内在关联。以淳于宝册为董事长的狸金集团与首长之间的紧密关系,完全可以看作是“威权资本主义”这一社会性质论断的形象注脚。

普玄的一部旨在书写孤独症患者的长篇非虚构文学作品《疼痛吧指头》也需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在此之前,虽然对孤独症这一病名也会偶有耳闻,但对于此种病症的基本状况,我却一无所知。因此,从一种知识普及的角度来说,我也不能不感谢普玄的《疼痛吧指头》。正是通过对这部非虚构文学作品的阅读,才使我对孤独症这样一个困扰人类已经很久的病症有了起码的了解。

即使到了医疗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仍然有不少顽疾没有被克服治愈,普玄的儿子所不幸罹患的这个孤独症,就是其中之一。首先一个问题,就是就诊与确诊特别困难。普玄的儿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孩子一岁多的时候不会说话,我们还不在意,到两岁还不会说话,就奇怪了。”孩子不会说话,家长自然也就会四处求医问药,一直到孩子三岁的时候,病情才最终被确诊。对普玄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一般的是,这一次大夫在病历纸上写下的,竟然是“孤独症。终身疾患”这七个特别刺激的字眼,“这几个字让我从头顶一下子凉到脚跟。”“我像被电击了一样。”“很长很长时间里,我回不过神。我的头上渗出一层细细的薄汗。我看到医生和周围的人在说话,我只见他们在张嘴,却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世界一下子没有声音了,成了一个众人张嘴的无声世界。”在这里,普玄明显使用了一种文学性极强的表现方式。正如同作品随后所描述的,其实在孩子病情被确诊的当时,身为父亲的普玄并不清楚孤独症的严重性。依照常理,只有在孩子的病情被确诊后,普玄才可能四处查寻各种资料,并最终彻底了解孤独症的严重性。但在《疼痛吧指头》中,为了充分凸显孩子罹患孤独症给家长形成的巨大打击,普玄使用“移花接木”方式,把后来才可能生成的震惊状况,挪移到了孩子初始被确诊罹患孤独症的时候。

孤独症到底会严重到什么程度呢?身为孤独症患者的父亲,普玄给出特别精准而形象的描述。比如说,咬指头,“这个不会说话的孩子十几年来一直和他的指头过不去,他的指头上全是他自己撕咬的疤痕,他一着急一发怒就开始咬指头。他内心有一股火。这股火就是语言,就是声音,就是说话。这个对普通孩子来说极其自然、极其本能、极其简单的事,在他这里却成了天大的难题,成了深埋在地壳里面的黑色矿石。”不只是咬自己,更严重时,孤独症患者还会攻击别人。有一次,普玄去拦自己的孩子咬手,没想到,自己的指头却被孩子给不管不顾地咬住了。“他松口的时候,我疼得蹲在地上,很久很久起不来。”“这是你爸爸,爸爸,旁边的人说他,爸爸能那么咬吗?”然而,关键的问题在于,他根本就不知道爸爸是谁。一个孩子,竟然连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认识,这孤独症的严重程度自然也就可想而知。因此,才会有人把孤独症患者不无形象地称之为“星星的孩子”:“他不知道爸爸妈妈的名字,不知道电话,不知道地址,不知道公交线路……他不知道这个世界。他在这个世界上奔跑,上车下车,走路看人,好像是看一个奇怪的星球。后来我看到有人写书,说得这种病的孩子来自另外一个星球,称他们为‘星星的孩子。”

如此一位“星星的孩子”的不期而至,又将会在怎样一种程度上影响到一个家庭的正常生活呢?首先是对于家长心理的一种特别考验:“接受自己的孩子患有重症,患有终身疾患,接受自己的孩子一生会是一个残疾,是一个很痛苦很漫长的过程。……我和孩子的妈妈多次彻夜不眠。每次我们都在否定医生的诊断中自欺欺人地恢复了生活的勇气。”然而,残酷的现实容不得自欺欺人式的自我欺骗与自我安慰的存在。孩子罹患孤独症的更严重结果是直接导致了他们夫妻俩的离婚。夫妻离异的情形,在孤独症患者的家庭中,有着很大的普遍性:“我发现孤独症孩子的家里,大部分有两重甚至多重苦难。一是孩子有病,再是家长之间有矛盾。孤独症,它带给一个家庭伤害到底有多大?它深入到一个家庭的肌肤里有多深?只有亲历者才明白。”“我发现孤独症家庭的离婚率特别高,离婚的原因可能多种,可能是吵架,可能是经济,但是背后的真正原因一定是这个病,孩子得了这个病,家长和家庭的希望一下子没有了,别的方面的矛盾也就一下子来了。”

为什么这些年来孤独症患者会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在迅猛增长?身为作家的普玄其实也提供不出理想的答案来,但他经过自己的一番苦思冥想后所得出的结论,多多少少都会给这方面问题的思考与解决提供有益的启示。其一,是与现代化的迅速发展所导致的环境污染紧密相关。其实,并不仅只是孤独症,孤独症之外的其他疾患也日益成为了困扰人类的严重问题。普玄之所以一度专门选择山清水秀的鄂西北紫金小镇作为孩子的寄养地,与那里的自然环境的相对原生态存在着无法否认的内在关联。

其二,普玄也在自己身上寻找着内在的隐秘原因。他把检讨方向明确指向了自己原来情感质量不高的婚姻。他的检讨与中医对孤独症的理解认识有关。中医把孤独症称之为“五迟”:“中医认为五迟的原因是先天胎秉不足,肝肾亏损,后天失养,气血虚弱或流产难产史所致,其中语迟者智力迟钝,心气不足。”普玄深以为然,他和前妻曾经的婚姻状况就是非常糟糕的。“我们的基础、我们的出发点都没有,我们没有给孩子出生的心神,我们会有一个好孩子吗?”就这样,从中医的相关理论出发,普玄最终发现,对于这位孤独症孩子的出生,自己其实负有莫大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应该说,到这个时候,看起来无辜的普玄,方才彻底认识到了自身沉重罪孽的存在。孩子不期然的出生,对普玄夫妻俩来说,其实带有天惩意味。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要用一生的精力,用后天去补他。”一方面,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儿子终身不愈的孤独症的罹患,是否就一定与普玄自己所寻找到的自身婚姻质量的不高有关,是一个迄今都无法得到证实的命题。但在另一方面,普玄能够联系相关的中医理论,把孩子罹患孤独症的原因最终追踪到自身婚姻质量的不高上,并且不无坚定地表示,要用自己一生的精力去弥补无意间的过失,去实现一种难能可贵的自我精神救赎,其實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从确诊孩子病情以来的十多年时间里,普玄一直不放弃,坚持采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给孩子治病,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孤独症患者父亲一种脚踏实地的精神救赎行为。说到普玄的自我反省和精神救赎,一个不容忽略的细节是,在一次孩子走失后,他自己在寻找时看似无意的拖延。说实话,面对着这样一位永远都不会有痊愈希望的孤独症孩子,普玄的内心深处或者说他的无意识世界里曾经闪现过放弃的念头,恐怕是无法否认的一种客观事实。能够在一部长篇非虚构文学作品中把自己内心里如此隐秘的念头写出来,需要普玄拥有非同一般的足够勇气。

一方面,拥有一位终身不愈的孤独症孩子,固然是一个家庭的巨大不幸,但在另一方面,当一种病症在一个现代国度内迅速发展蔓延的时候,它就已经不再是一个单一的家庭问题,业已成为了一个特别严重的社会问题。面对着近些年来孤独症可谓来势凶猛的发展增长状况,面对如此日益严重的社会现实,我们的国家或者说政府到底有何作为?对此,普玄很显然也有所思考:“我曾经在孤独症培训中心给患者的家长们讲课,这些南来北往的家长遇到的是和我一样的问题。首先是无法确诊,不知道什么病,好不容易确诊的时候基本上错过了最佳治疗期了,更重要的问题是,确诊以后怎么办。怎么治?找谁治?”“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有一家专门治疗孤独症的医院吗?”答案显然是非常令人失望的:“在这些花样繁多的医院里,我们找不到孤独症医院。”一方面是日益庞大的孤独症患者人群,另一方面却是竟然连一所专门的治疗孤独症的医院都没有,二者之间构成的反差之大,足以令我们倍感震惊。明眼人或许早已注意到,在强调偌大的中国迄今仍然没有一家针对孤独症的专门医院的同时,关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是否拥有类似的专门医院,普玄给出的态度完全可以说是一种充满暧昧意味的语焉不详。尽管对于这方面的具体情况,我所知甚少,但普玄的欲言又止,似乎已经暗示给了我们某种正确的理解方向。最起码,面对着如此严重的社会问题,专门性医院的缺失,的确在很大程度上说明着国家或政府的不作为。就此而言,普玄的这部《疼痛吧指头》中潜隐着一种尖锐犀利的社会现实批判倾向,就是无法被否定的客观事实存在。

小说家王咸的横空出世,毫无疑问可以看作是2017年中国文学界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尽管我此前已经接触过王咸的不少小说作品,并且还专门为他的中短篇小说集《去海拉尔》撰写过批评文章,但面对他的中篇小说新作《回响》,我再一次陷入到了解读的困境之中。《回响》首发于《野草》2018年第1期,原名《恍惚》,2018年第1期《思南文學选刊》转载时改为现名。《回响》是一部很明显地存在着诸多王咸标志性因素的中篇小说。比如,纪实性因素的适度穿插。小说中提到一位正海法师,乃是“我们的校友”:“他喜欢写小说,每次到上海来,都要去拜见一下我们学校的先锋作家格非老师。”作家格非早在2000年的时候,就已经离开他的母校华东师范大学,入职清华大学任教。王咸所描述的正海法师时常拜访格非的情节,就应该发生在2000年之前。这一点,也在小说的叙事话语中得到了很好的印证:“爷爷奶奶过世了,留给他一套三居室的房子,这在2000年左右是一件多么奢侈的礼物啊。”故事的发生地,依然是上海郊区的那个城乡结合带。唯其如此,女主人公“她”才会在一大早就被拆迁的挖土机震耳欲聋的作业声闹醒,而舅舅,也才有可能以扒墙皮的方式嘲笑“她”买不起市区里的楼房,而“她”,也才可能“站在露台上经常会恍惚,觉得自己并不像家乡人认为的那样生活在一个大城市里——但是她觉得蛮好的。”很显然,小说原先的标题《恍惚》,便是由此而来。“丈夫是本市一家报纸的副刊编辑”,而“她”,在做过四年中学教师的工作之后职业几经迁离,由此可见,“她”和丈夫其实属于那一类在大城市里勉力生存的知识分子。虽然不至于捉襟见肘,但他们的生存状况难以抵达某种理想的程度。如此一类漂泊在大城市的知识分子,毫无疑问也是王咸小说写作的标志性因素之一。

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细节,应该引起我们的充分注意。“现在挖土机到了窗前,她还从来没有这么近地看过挖土机。它那巨大的铁臂笨拙地屈伸着,当它把铲子掘进土地里的时候,她的身子不由自主地紧了一下。”我读到这个细节的时候,是如同女主人公一样,身子莫名其妙地“紧”了一下。从表面上看,“她”身子的“紧”,与那台正在作业中的挖土机有关。但设若我们把挖土机理解为某种外在社会生活力量的象征,那么,这样的一个细节,很显然就象征着某种对类似于“她”这样的知识分子的个人生活形成暴力侵犯的外在性力量。事实上,小说的主体故事情节,就是“她”和丈夫因为自己的居住地马上要被拆迁的缘故而专门驾车去朋友处商讨购房事宜。那么,这个地方到底为什么要拆迁呢?只要深谙小说写作奥秘的朋友,就都知道,并不是作家王咸给不出一个明确的拆迁理由,而是他从一开始就没想着给出这么一个理由。这就正如同贝克特的那部《等待戈多》一样,不是贝克特没有能力给出关于戈多的一种明确界定,而是他本来就没准备给出这样的一种界定。正因为没有作出明确的界定,所以才赋予了这种特别设定一种突出的象征意蕴。其所象征表现的,就是一种类似于鲁迅“无物之阵”的凌驾笼罩于一切事物之上的巨大力量。正是这种巨大的莫名力量笼罩性存在,给“她”和丈夫这样的知识分子造成了根本性的精神焦虑。

在此前一篇关于王咸中短篇小说集《去海拉尔》的文章中,我曾经指出,王咸似乎更钟爱第一人称限制性的叙述方式:“作者王咸对于这种叙事模式不仅情有独钟,而且更关键的是颇有心得。依照我的理解,这种心得恐怕主要体现为作家巧妙地利用第一人称的限制性特征而真正做到了使冰山的七分之六都非常成功地隐藏在了海平面之下。”⑤到了这篇《回响》中,王咸虽然没有采用第一人称的限制性叙述方式,但文本中所有的人与事却自始至终都是借助于女主人公“她”的叙事视角而展示出来的。不管是一直在驾车的丈夫,还是那位似乎总是处于变身状态之中的“云中客”,他们的故事都是借助于“她”的叙事视角描述出来。对于“她”这种描述的正确与否,他们都没有跳身而出做出表示的权利。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篇《回响》所采用的叙述方式,其实可以看作是王咸所惯常使用的第一人称限制性叙述方式的一种变体,其突出主观性色彩的具备,乃是显而易见的文本事实。

从第四节开始,女主人公“她”就和丈夫一起开车踏上了外出的旅程。只有到小说的接近结尾处,我们方才明白,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要去某处看房,要去探讨解决迫在眉睫的购房事宜。但作家的主旨却显然并不在现实生存问题的关注上,又或者,在揭示知识分子某种严峻生存现实的同时,王咸更为关切的,是在当下现实困境的挤压下,知识分子精神空前的迷茫与虚无。这一点,集中表现在出场的三位主要人物身上。首先是那位驾车的丈夫。小说中,那位丈夫最典型的一个动作,就是一边驾车一边不断地发微信。与丈夫的频繁发送微信联系在一起的,是这样的两个细节。其一,是丈夫较之于从前更加频繁地删除信息。其二,是“她”那不无嘲讽性的话语:“你现在都成‘妇女之友了。”以上这三个细节叠加在一起,明显传达出的一种信息,就是丈夫极有可能背着“她”有了外遇,最起码,有了“她”之外更为密切的异性精神交流者。从“她”对此毫不知情来判断,他们夫妻俩事实上已经处于某种同床异梦或者貌合神离的状态了。与他们明显存在问题的情感状态相比较,此处应该引起我们高度关注的,是与丈夫紧密相关的一句叙事话语:“‘男人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他又继续发挥道:‘不能在广场上讲的东西,人们也不会在私下里讲。”只要把这一叙事话语与社会现实相联系,其内蕴的耐人寻味便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丈夫固然存在着外遇或者精神出轨的极大可能,但为丈夫所不清楚的是,身兼叙事视角功能的女主人公“她”其实也同样处在精神出轨的状态之中。在某种意义上,“她”的精神出轨状况较之于丈夫要严重许多。当然,从小说艺术的角度来看,“她”这一方面的状况严重,实际上意味着作家对“她”有着更深入的精神挖掘与勘探。从艺术结构的角度来说,整部《回响》可以说由两条有所交叉的结构线索组构而成。一条线索,是“她”与丈夫这一天的驾车行程,另一条线索,则是“她”在坐车过程中和另一位年龄大了许多的身份多有迁移的知识分子“捡球兄”(“郑老师”“云之客”)之间的精神纠葛。两条结构线索的交叉点,毫无疑问是身为女主人公的“她”。首先,是“她”將对待丈夫的感情对待“云之客”,可见“云之客”在“她”心目中所占地位的重要。也正因为如此,当“云之客”在微信中把“她”比作一朵鲜花的时候,“她”才会下意识地回复一条:“你知道花是植物上的什么器官吗?”这条微信中所隐含的性意味,是显而易见的。再一个细节,就是当“云之客”询问“她”“你们现在的婚姻状况怎么样”的时候,“‘婚姻状况?他用了一个术语。这句话像社会调查者的问询一样,让她懵了一下……一切社会学术语都是用来侵犯生活的,她想。而那是因为,词语背后的生活,不用说也早就是一种冒犯了。”虽然“她”对“云之客”的问题并没有做出正面的回应,但此时无声胜有声,“她”的不回应,本身就是一种回应,就已经证明着“云之客”此问切中肯綮的高度敏感性。

但更主要的,恐怕是那位社会身份不断转换的“捡球兄”(“郑老师”“云之客”)形象。相对于那位丈夫,这位知识分子更应该被看作是小说的男主人公。相对于女主人公“她”,这位知识分子也更应该被看作是小说中最重要的人物形象。如果说“捡球兄”对应的是“她”的求学阶段,那么,“郑老师”对应的是“她”的翻译阶段,而“云之客”,则对应是这位知识分子自己在海外的四处游历阶段。文本中最能见出这位知识分子精神特点的,是以下这些重要节点。一个是他们关于哲学或存在中绝望问题的深度讨论。当得知“她”的博士论文选题是《文学主题中关于绝望的演化问题》的时候,“捡球兄”一方面给“她”积极推荐蒂利希的名著《存在的勇气》,另一方面也极其富有洞见地讲出了诸如“一个人不可能通过论证消除绝望”以及“人有时候是自己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绝望”这样一些深刻的哲思话语。另一处,则是对自杀问题的讨论。尤其是,当“云之客”强调自己年轻时曾经有过自杀念头的时候,“她”的回应竟然是:“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几乎每天都会思考这个问题。”然后,“她”又紧跟了一句:“所以我们能彼此认出。”事实上,从文学表现的角度来说,他们对于绝望以及自杀问题滔滔不绝的谈论本身,就暗示着他们自己某种绝望到意欲自杀程度的生存状态。

再一个,则是“捡球兄”关于人的存在问题的一次极富形象感的自身演示。他首先指着自己的鼻子问到道:“你觉得单单这个鼻子是我吗?”在得到否定的回答之后,他做了一个把鼻子摘掉放在一边的动作。紧接着,他又如法炮制地分别将自己的耳朵、眼睛、下巴以及左胳膊都相继摘下来放在了一边。接下来,他问道:“那么,现在我问你,我在哪里?”“她”觉得好奇怪:“你在哪里?你就在这里嘛。”他追问了一句:“是在一堆器官的那里,还是在胳膊悬着的这里?”然后,便是叙述者借助于“她”的叙事视角展开的相关精神描述:“他的声音空空洞洞,好像他站立的地方真的变成了一个人形虚空,而声音就是从这个虚空里发出来的。”而“她”呢?“她一阵心慌,觉得自己处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而且这个地方有点怪异。”通过“捡球兄”的如此一番生动演示,再加上“她”的强烈感受,所真切传达出的,正是这些知识分子自我失落后精神世界的分裂、迷茫与虚无。

以上两个重要的关节点之外,也有我们只能够依照叙述者所提供的片段拼贴起来的这位知识分子的人生梗概。父亲是海员,母亲是大学教师,比出国热潮还早一点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定居在了美国。因此,他可以说是跟着爷爷奶奶一起长大的。父母曾经想要接他出去,但却被那个时候依然属于“爱国青年”状态的他凛然拒绝。紧接着,就是那个以“捡球兄”形象出现在“她”面前的绝望哲学的探讨与体现者。到后来,他的兴趣明显转向了佛教,转向了“阿赖耶识”(据我所知,作家王咸曾经有过一段特别迷恋佛教的人生历程,因此,关于这位知识分子迷恋佛教阶段的描写,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王咸这段思想经历的折射),这是与“她”的翻译工作相对应的,也就是他的“郑老师”阶段。翻译工作结束后,“不知道为什么,他开始满世界跑……他不说他在做什么工作,只隐隐约约讲了一句说他最后还是要靠父母的关系谋生……”,这个阶段,很显然就是带有明显现在时性质的“云之客”阶段了。就这样,形式与既往拼贴的结果就是,在“她”的感觉中:“他的每一个形象都那么生动奇特,混合在她的脑海,时而让她觉得陌生,时而又觉得熟悉。”那么,面对如此一位具有突出混杂意味的知识分子,我们到底应该给出怎样的一种定位呢?一方面,他固然是清醒的,有着深刻的洞察力,但在很多时候,他却又是漂泊迁移的,或者干脆说就是无根的。尤其是最后一段满世界游走的那种无着无落状态,其实明显象征着其精神世界的某种本质上的迷茫与虚无。在其间,我们所强烈感受到的,乃是一种根本就不可能超拔的精神焦虑氛围。又或者,从王咸的写作意图来说,他本就是要在《回响》中营造传达如此一种精神焦虑氛围。

江苏青年作家庞羽,是正在迅速崛起的“90后”作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二十多岁的她,迄今已经在包括《人民文学》在内的各种文学刊物上,发表了30余万字的小说作品。或许是因为所谓代际差异的缘故,阅读她这篇名为《跳舞吧,坦桑尼亚》(载《文学港》2018年第4期)的短篇小说,带给我的便是一种多少感到有点陌生的阅读体验。虽然只是一篇短篇小说,但故事的时间跨度却很大,从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童年,一直延续到了“我”上大学之后,前后差不多达十年之久。虽然故事时间如此之长,但庞羽所集中呈示的实际上只是某种难以释怀的童年创伤记忆。换言之,作家之所以要把故事时间拉长到十年之久,乃是为了更为充分地书写一种已经成为牢固情结的童年创伤记忆,将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一个人的未来生活。

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是一位处于成长过程中的小女孩,她所集中叙述的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年龄略长于她的小哥哥明治。因为两家是邻居,他们在一起共同成长的缘故,“我”与小哥哥明治之间,有着极深的感情。生活中的明治,最大的人生缺憾,就是父亲的缺位。小说中,明治曾经先后两次向“我”提问:“你家的大哥大能打到海那边去吗?”明治之所以要反复追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要和我爸爸说话”。用叙述者“我”的话语来说就是:“明治没有爸爸,那他从哪里来的呢?这是我长大后的问题。那时,我只知道我是从垃圾堆里来的,明治是从废纸篓里来的。可能他妈妈忘了找他爸爸了,也可能他爸爸忘了找他妈妈了。街坊邻居说,明治的爸爸,不在中国,在海那边。这样也对。他妈妈和他爸爸分开了,他还是待在他媽妈这里比较好。”这一段叙事话语,在揭示明治父亲缺位这一事实的同时,其实也非常突出地反映出了中国儿童性教育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面对着确凿无疑的生育事实,我们的家长们却总是采取一种躲闪与逃避的态度,不愿意坦承。因此,“我”与明治的家长才会刻意地编造故事,以搪塞来自于孩子关于“我从哪里来”的本能追问。幼时的“我”与明治,会形成“我是从垃圾堆里来的,明治是从废纸篓里来的”如此一种看似十分荒唐的相关理念,与中国儿童科学性教育的普遍缺失存在着不容剥离的内在关联。

身边的孩子都有爸爸,唯独自己没有爸爸,虽然明治年龄幼小,但他却依然格外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存在,并力图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加以弥补。在周围人群的谣传中,明治竟然有一位日本父亲。这一点,在经常欺辱明治的老秃头的一些话语里,便不难得到确切的证实。由于中日之间曾经发生过大规模长期战争的缘故,日本人在国人尤其是底层民众心目中臭名昭著。在日常生活中,只要一提到“鬼子”这个词,大家马上就会联想到日本人。质言之,年龄尚且幼小的明治,之所以会对自己的爸爸是一个鬼子的谣传这么敏感,正与这种普遍的文化土壤存在着内在的紧密关联。久而久之,日常生活中明治对“鬼子”一词的惧怕,竟然达到了闻之色变的严重程度。

对年幼的明治来说,有一个谣传中的鬼子爸爸,是让他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的一种不堪现实。正是为了摆脱这一身份来源可疑的困扰,明治突发奇想地想到了坦桑尼亚,在一个想象的世界中,把自己设定为坦桑尼亚人,他爸爸就生活在遥远的坦桑尼亚。因为在粗浅的阅读与观影过程中接触到一些关于非洲大陆、关于坦桑尼亚的知识和传说,所以就把自己想象成了一位充满原始和勇猛色彩的坦桑尼亚食人族的后代。由此可见,明治关于坦桑尼亚的各种想象,在很大程度上确证着他内心深处因父亲缺位所造成的严重精神情结的存在。小说标题的由来,显然在此。

一直到小说的结尾处,才由叙述者“我”的母亲揭开了明治真正的身世之谜。原来,此前所有关于明治身世来历的说法都没有任何根据:“明治根本没有什么日本父亲,他是他娘在城里工作时,被人糟蹋出来的。他娘把一大笔赔偿金存在邮局。”也只有到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前面明治为什么会抱着邮筒哭泣的细节,因为妈妈告诉他,爸爸“就是靠这个养活我们的”。由作家如此简洁的叙述交代,我们不难想象出明治的母亲在城里打工过程中所遭受的从肉体到精神的双重屈辱。因为细致描写这方面遭遇的小说作品已经很多,所以别富艺术智慧的庞羽,便巧妙地避过了这一点,只是点到为止。庞羽较之其他作家更值得肯定的一点是,她进一步地写出了明治母亲被糟蹋所导致的严重后果。这种后果不仅仅体现在明治母亲身上,而是更为真切地体现在了明治的身上。明治成长过程中精神世界所形成的一系列扭曲变形,均是拜母亲当年的不幸遭遇所赐。因此,作家才会以一种开放性的方式来为小说结尾:“有人说他一直在日本寻父,有人说他去了上海,有人说他在北京一个外企。可我觉得他在坦桑尼亚……对我来说,后者总比前者好一点。等我自由了,我要挑一只皮毛光滑的狮子,对,它就是阿巴拉。”

在这篇篇幅不大的小说中,还涉及到了社会的不平等与不公正问题。作家之所以要把很多笔墨花费在老秃头和秃太郎父子的描写上,其根本意图正在于此。在故事的主要发生地石梁镇,曾经有过牢狱经历的老秃头,不仅开着连锁的小卖部和网吧,还有一辆桑塔纳小汽车。由这些标志性符号,我们便不难判断出他家庭相对的富有程度。富有之外,更关键的是,他们父子为富不仁,总是在想方设法地迫害欺辱着如同明治这样普通人家的孩子。明治与老秃头父子的对抗,实际上是庞羽小说文本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秃太郎最终被老秃头的仇人所杀,可以看作是江湖上冤冤相报的一种结果。在一篇根本主旨是要书写表达一种牢固的童年创伤记忆的短篇小说中,庞羽能够同时折射表现当下时代的种种社会乱象,就充分说明这位青年作家未来无可限量的小说写作可能。对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

在一篇关于李浩中短篇小说创作的综论性文章中,我曾经给出过作家李浩这样一种定位:“假若从代际的观念出发考察当下中国文坛,你就不难发现,在那批越来越引人注目的70后作家中,李浩无论如何都应该被视为一种带有鲜明另类色彩的存在。李浩的另类色彩,一方面体现为他对于先锋写作立场的一贯坚持,另一方面则体现为他对于小说写作一种自觉的理性思考。……尽管说这些70后作家一直都在充分地吸收着来自于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营养,但就他们具体的写作实践来说,却很少有人能够坚持追求艺术形式层面上的实验探索。……李浩自己迄今为止的小说写作历程中,一直都保持着一种难能可贵的实验探索的不竭热情。”⑥时至今日,在时间已经过去数年之后,我依然在总体上坚持自己的这种判断,一个基本理由,就是李浩在最近这几年的小说写作中,一直都难能可贵地葆有着源自西方现代主义的先锋实验探索姿态。这一点,在这篇名为《匮乏的生活》(载《青岛文学》2017年第1期)的短篇小说中依然有着突出的表现。

尽管李浩有着出色的故事能力,但热衷于先锋实验叙事的他,在这个短篇小说新作中,仍然拒绝讲述跌宕起伏的故事。倘若一定要对小说的故事内容有所提炼,那只能说李浩所讲述展示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现代人以何种姿态面对自己的离婚以及同学的不幸弃世这两件事情的。小说中的离婚,是由男主人公的妻子赵晓渝首先提出来的。依照常理,无论是结婚,还是离婚,都是人生中的大事,都会引起极大的生活波澜,最起码对于婚姻双方即婚姻当事人来说,应该如此。但书店普通职员李文敏与妻子赵晓渝的离婚,却根本就没有掀起一点波澜。当赵晓渝以风平浪静的姿态提出离婚请求之后,丈夫李文敏的接受与回应同样是风平浪静的。倘若一定要寻找他们离婚的原因,大约也不过是日常生活彼此间的过于冷漠。他们的日常生活,只是顺应着各自的生活节奏自然向前滑行,基本上处于井水不犯河水的无交流状态。他们的婚姻生活,简直就如“清风吹不起半点涟漪”的一潭死水。大约也正因此,离婚一事,对于两位当事人来说,方才会真正地波澜不兴。或者,就像李文敏的一种真切感觉:“离婚,仿佛已经是一件很久远的事。”唯其已经很久远,已经司空见惯,李文敏才会对此一直处于无感的状态之中。

离婚之外,在小说的另外一个部分,作家把自己的笔力集中到了李文敏与早年同学之间关系的描写上。李文敏虽然貌似与昔日的同学们聚在一起,但他却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存在与同学聚会的热闹情形其实格格不入。明明欢聚在一堂,但李文敏的感觉却是“他外在于他们”。这感觉,很明显就是虽然身在一片喧嚣热闹的场景之中但主体的感觉却如同置身于空空茫茫的大荒原一般。在聚会结束后,由于一直等不到出租车,李文敏被迫与同学肖瑛在候车时有过短暂的共处。既然并非素不相识的陌路人,那李文敏和肖瑛就不应该处于冷场的状态,于是,他们两人便都开始没话找话了。两个实在是相互无感的人被迫在一起讲一些言不由衷的话,以至于很多时候只能牛头不对马嘴一般地没话找话。虽然相关部分的描写篇幅不大,但李浩却极其准确到位地捕捉表现出了那种被迫无感交流的尴尬状态。然而,时间没过多久,就传来了肖瑛以特殊方式弃世的消息。于是,李文敏他们这一班老同学再一次顺理成章地聚在了一起。令李文敏自己也颇感惊异的一点是,再一次的同学相聚,自己曾经产生过的那种格格不入的感觉,竟然又一次出现了。上一次,只是一次普通的同学聚会,李文敏的格格不入倒也还罢了,这一次,面对着的是同学肖瑛的意外死亡,李文敏却依然故我地格格不入,情况自然就严重了很多。

把李文敏面对自己离婚事件的无感,与他面对同学意外死亡事件的格格不入联系在一起,再加上小说的标题《匮乏的生活》,我想,李浩这个短篇小说意欲传达出的那种主题意蕴就一目了然了。事实上,这个短篇小说仍然没有溢出李浩一贯思考表达的现代人的“存在与虚无”的主题意向。通过对男主人公李文敏非同一般的生存状况的精微描述,李浩所要表现的,正是现代人的某种生存虚无境况。

注释:

①②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106页、10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

③王春林《探寻历史真相的追问与反思》,载《当代作家评论》2015年第1期。

④王春林《新世紀小说发展论》,载《中国现代文学论丛》集刊第十二卷1期,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6月第1版。

⑤王春林《节制、内敛或者“夜凉如水”》,载《上海文化》2018年二月号。

⑥王春林《艺术理性与“写给无限的少数”——李浩中短篇小说论》,载《广州文艺》2017年第1期。

责任编辑 张雅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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