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人类中心主义下技术生态风险抑制研究

曹曦 陈翔 魏志祥

摘要：技术进步不仅增强了人类对自然界的征服能力，但也为自然界带来了威胁、危机和毁灭。技术生态风险的影响越来越大，需要人类直面应对。在弱人类中心主义下，人类应端正技术生态的价值理念、培育技术理性、崇尚中间技术理论、构建技术创新的高级价值体系、深化技术生态风险的责任意识、建立全球性的生态预警机制和惩罚机制、高度重视生物技术生态风险的危害，才能将技术生态风险及危害降到最低。

Abstract：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have not only enhanced the ability of mankind to conquer the natural world， but have also brought threats， crises and destruction to the natural world. The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ecological risks is increasing， and people need to face it. Under weak anthropocentrism， human beings should correct the value concept of technological ecology， cultivate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advocate intermediate technological theory， construct a high-level value system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eepen the awareness of responsibility for technological ecological risks， establish a global ecological early-warning mechanism and punishment mechanism， an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dangers of ecological technology ecological risks in order to minimize technological ecological risks and hazards.

關键词：技术生态风险；弱人类中心主义；技术理性；中间技术理论

Key words： technology ecological risk；weak anthropocentrism；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intermediate technology theory

中图分类号：X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8）26-0268-02

1 技术生态风险的缘起、内涵和特征

在以工业化为核心的近代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一直充斥着对技术进步的盲目乐观主义。尽管技术的“双刃剑”作用早已被人类所意识到，但人们总是过于相信技术的积极效应，而忽视技术的负面影响，进而一味地鼓励技术开发，缺乏对技术的甄别和选择。技术的实质是一类特殊的物质与能量的转换，将不能被人类直接、便捷、高效消费的自然物质转换为可以被人类充分利用的物质产品。它承载着人与自然之间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反映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现代技术在增强人类福祉的时候，也产生了一系列技术生态风险，包括化工污染、大气污染、河流与水源污染、光污染、核污染等，引发了现代社会对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价值的重大质疑。早在1896年，瑞典化学家亚雷尼乌斯就发现，人类使用化石燃料的过程将会不断增加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导致全球变暖，进而使人类处于某种风险的威胁之中，因此，他告诫人们要关注地球温度的上升对人类生活和生存所带来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技术生态风险在我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周新成（2014）认为，技术生态风险是由技术创新及其成果的运用所引发的生态风险。

本世纪初，美国环保局将技术生态风险由高到低分为四类：

①危害较高的风险，主要包括核技术的运用和毁坏、基因重组和生物多样性的消失、平流层臭氧的损耗和全球气候变化；

②危害居中的风险，主要包括除莠剂和杀虫剂、酸沉降、地表水中的有毒物；

③危害较低的风险，主要包括石油泄漏、地下水污染、放射性核素、酸性径流和热污污染；

④对人体健康的风险，主要包括大气中的污染物、化学品对工作人员的暴露、饮用水中的污染物、室内污染。

美国环保局认为，技术生态风险的高发领域主要包括：能源获取、能源储存、能源最终使用、农业生物、替代与精细农业、制造模拟监测和控制、催化剂、分离技术、材料、信息技术、基因重组。

技术生态风险一般具有如下特征：一是持续时间长、覆盖面广。在历史上，许多技术生态风险不仅波及面较广，从一个国家到多个国家，而且从爆发到消失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二是可控性低、潜伏性强。在许多场合，技术生态风险或许已经发生，但尚未产生危险。人类对一些技术风险难以预测和感知，只有在灾难发生后才暴露出来。对于一些技术生态风险而言，尽管是人类一手造成的，但人类对风险的控制力很有限，有时候甚至是束手无策。三是恢复力差、报复性强。技术生态风险一旦发生，一般在短时间内难以恢复，导致一些物种和不可再生资源的彻底消失。人类对自然所做的一切，有时候会遭到大自然的加倍报复。

2 弱人类中心主义是技术生态风险治理的指导思想

技术生态风险是人类文明的绊脚石，甚至成为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陷阱。数千年来，人类中心主义是技术生态风险滋长的一个渊薮。因此，弱人类中心主义应成为技术生态风险防控和治理的根本性指导思想之一。

马克思认为，文明的发展和产业的增长一直在破坏和毁坏着森林，相比之下，对森林的养护仅产生微乎其微的效果。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阐述了产业革命对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侵蚀和损害，也指出对工人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带来极大的污染和危害。

罗尔斯顿认为：“当代人虽然拥有巨大的技术力量，却发现自己与自然的隔阂越来越大。虽然他们的技能越来越高，但信心却越来越少。尽管在地球的万事万物中显得非同凡响，却漂浮于一个敌对的、甚至是冷漠的宇宙之中。”

人类的文明仅四五千年，却使几十亿年进化而来的地球满目疮痍。其中，强人类中心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严重误导了人类文明的方向，尤其是近一百年来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致使技术生态风险大肆猖獗。

在生态危机日趋膨胀的今天，弱人类中心主义应运而生，向强人类中心主义提出了异议和质疑，成为技术生态风险抑制的一剂良方，也为生态风险治理指明了方向。

弱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生态伦理观念，强调人类利益和需求的满足应基于理性的平台，认为对人类的感性意愿需要进行必要的反思，并加以适当的限制。弱人类中心主义是对强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抨击了强人类中心主义所倡导的为了人类的利益而无视自然的价值和权利的弊端，从整体的视觉来俯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解析人与自然的全面关系时，弱人类中心主义认为，这种关系不仅包含主体与客体、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也包括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及系统和要素的关系。在探讨如何协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时，弱人类中心主义既承认自然界具有人类需要的价值，也具有自身内在的价值，可以使人类的精神世界更为丰富，因此，人类不能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而忽视了自然的内在价值，不能恣意地掠夺资源和毁坏环境。

在对待技术进步的问题上，弱人类中心主义既肯定了技术进步的合理性，同时又呼吁要理性地对待技术，防止人类能动性的濫用，导致技术进步沦落为人类非理性改造自然的帮凶。在弱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引导下，技术的“善”的刃面会得到积极的开发，推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促进了技术的理性应用，可以避免技术的过分滥用而引发的风险，将破坏人与自然和谐的技术行为均列入不道德的范畴。

3 弱人类中心主义下技术生态风险抑制的路径

尽管弱人类中心主义的开端和归宿与强人类中心主义是一致的，都以人类自我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为核心，但弱人类中心主义在满足人类自身利益需求的同时，也倡导尊重地球上其他生命的利益和自然界的利益，反对以生态破坏为代价来满足人类的狭隘利益。可见，相比于强人类中心主义，弱人类中心主义更多地考虑了人与自然的共同利益，反对人类利用技术对大自然的掠夺和破坏，也警示人类对目前的生态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弱人类中心主义下，技术生态风险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

首先，培育技术生态的价值理念。技术生态就是技术的人道化，即为了避免技术创新及技术应用对自然造成严重的、不可逆转的破坏，人们所面对的不仅是科技的外部影响，也包括限制科技发展的逻辑。技术生态应包含如下内涵：一是技术进步不应以破坏生态环境或生态平衡为代价，不应以对自然施加暴力的形式来实现；二是技术进步应与生态环境相协调；三是技术方式应符合人性，促进人类脑力和体力的结合。总之，技术生态是从技术进步视角所审视和衍生的生态思想和生态理论。

其次，大力培育人类社会的技术理性。技术理性，也称为工具理性，内嵌于科学理性和经济理性之中。在现代社会，技术理性的权威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现代技术的发展而日趋强大，从而使人类理性发生了巨大的蜕变。技术不仅扩散到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渗透到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成为人类社会一支不可忽视的支配性力量。因此，过度的技术理性不仅引发对技术的恣意崇拜，更为严重的是，助长了对自然界的破坏和毁灭。

再次，崇尚中间技术理论。在佛教思想的影响下，英国学者舒马赫提出了“中间技术”的思想，认为现代的工业技术在不断大型化的过程中也使暴力逐步升级，并不是人类进步的方向，而是对智慧的否定，因而应选择中间技术来为人类服务。舒马赫将中间技术定义为“镰刀和收割机之间”、或者“非洲切刀和联合收割机之间”的技术，具有如下优点：一是可以真正地满足人类的需要，贴近人类的现实需求；二是对自然和环境存在着非暴力性，即在这种技术下，对自然环境的危害较小；三是具有多样化和分散化的特征，远离专业化和集中化，符合自然和生命的演进过程；四是可以协调体力和脑力的运用，赋予人性创造性。舒马赫认为：“当前，现代技术所塑造的世界已经陷入了深刻的危机。如果技术继续塑造一个这样病态的世界，那么，有必要检查一下技术本身。如果技术的发展越来越远离人性，我们应该寻找一种更好的技术——一种人性化的技术。”

最后，高度重视生物技术生态风险的危害。在二十一世纪，生物技术是最激进、最受关注、对人类社会发展影响最大的技术，但目前人类对生物技术生态风险的负面影响缺乏清醒的认识和沉稳的思考。以DNA重组技术为标志的现代生物技术，使人类在基因工程、细胞工程、发酵工程等方面不断取得突破，广泛地应用于医药、环保、农业、化工等方面，但是，现代生物技术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也带来了一系列危害，蕴含着巨大的生态风险，已经引起了有识之士的警觉和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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