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分跑，三分写”
——我的纪实文学创作

□ 叶永烈

住进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

近日，在整理捐赠给上海图书馆的陈伯达档案时，忽然在里面找到两张火车票以及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房费收据，使我沉醉于往日的回忆之中。房费收据显示，1988年10月30日至11月7日，我在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703房间住了9天，每天的房价是9元4角。那两张火车票则是上海、北京往返车票，硬卧，中铺，每张50元。

我那次去北京，主要是为了采访陈伯达。照理，出差的车票、房费收据应当向单位报销，怎么会留在我的手头呢?那时候，我已经是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完全可以报销差旅费，而我总是自费，从未向单位报销外出采访费用（除了出席作家协会的会议之外）。内中的原因是，如果要报销采访旅费，需要事先向作家协会提交创作计划并获得批准。我的采访几乎都是说走就走，而且创作计划往往带有一定的保密性，所以我宁可自费，只是行前按照组织原则向上海作家协会领导报告我去什么地方，作什么采访。习惯了，我也就从不向作家协会报销旅费，何况在我看来我的作品发表之后有稿费收入，足够支付差旅费。

作为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我为什么不住文化部招待，却住在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须知，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并不对外开放，只有公安系统的干警才能入住。然而由于我与公安部关系密切，作为例外，我在北京常住公安部招待所，也住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相比而言，虽然公安部招待所那里原本是李宗仁别墅，住宿条件不错，而且就在北京火车站附近，交通很方便，但是毕竟从全国各地来公安部办事的干警多，那里床位紧张，所以有时我转往位于东单的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落脚，那里清静，而且交通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