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丛文俊
毛公鼎,西周宣王时器,清道光间出于陕西岐山,历陈介祺、叶恭绰等递藏,今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铭文四百九十余字,乃迄今所见青铜器铭文之最长者。铭文满布于鼎腹及底穹状部位,极难拓、亦极难裱褙而传其篇章神韵,比较而言,应以陈介祺本最为称善,余之所临即据于是。

毛公鼎铭文

临《毛公鼎》题跋部分
凡青铜器铭文拓本行字呈弧状扇形展开者,均为先是受制于捶拓位置,后乃剪纸以使其平复使然。如此,则书范制模之初,受器形所限,字已不能尽由平正;捶拓裱褙之后,穹状纸因剪开、或濡湿而挤压不能不有所变形,而技艺精湛如陈介祺者,则可以把这种变形降至最低。如果想把文字行款强行拉直,反而失掉真实感和足供想象的空间,印刷品中选字本不如全拓本也在于此。
毛公鼎通篇有行无列,书写者不能预谋字形的大小划一,也无法均匀其篇章疏密。也就是说,洋洋洒洒近五百字的长铭书写,依托在球状字模初范之上,完全无法如平面那样正常地分间布白,而只能凭借经验和感觉,其过程充满了随机性。也正是这种随机性,为其增添了许多自然、生动和变化之美;虽然有很强的随机性,结字仍是业已成熟的大篆,不失法度与秩序精神,并未因字模特异而损减固有的美感或改变风格。假如尝试将全铭一一置入界格之中,则其面目必然大变,世间再无毛公鼎矣。所以,毛公鼎铭文能够从容进退于自然生动与法度秩序之间,个性与其成功诀要,尽在于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