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
抗战期间,有一次为了筹款办了个晚会,节目有皮黄、洋歌、杂耍,少不了也要有一段相声。后台老板瞧中了老舍和我,因为我们俩平素有点儿贫嘴薄舌,说话就有一点儿像说相声。焦德海、草上飞我们也都瞻仰过,别的玩艺儿不会,相声总还可以凑合。
老舍的那一口北平话真是地道,又干脆、又圆润、又沉重,而且土音土语不折不扣。我的北平话稍差一点儿,真正的北平人认为我还行,外省人而自以为会说官话的就认为我说得不大纯粹。老舍的那一张脸,不用开口就够引人发笑—老是绷着脸,如果龇牙一笑,能立刻再把笑容敛起,像有开关似的。头顶上乱蓬蓬的一撮毛,没梳过,倒垂在又黑又瘦的脸庞上。衣领大约是太大了一点儿,扣上纽扣还是有点儿松,把那个又尖又高的“颏里嗉(北平土话,谓喉结)”露在外面。背又有点儿驼,迈着八字步,真是个说相声的好角色。
比较起来,我就只好去(当)那个“挨打的”。我们以为这事关抗战,义不容辞,于是就把这份差事应了下来。老舍挺客气,决定头一天他逗我捧,第二天我逗他捧。不管谁逗谁捧,事实上我总是那个“挨打的”。
我本想编一套新词儿,要与抗战有关。老舍说:“這玩意儿可不是那么容易的。老词儿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所谓雅俗共赏,您要是自己编,不够味儿。咱们还是挑两段旧的,只要说得好,陈旧也无妨。”
于是我们选中了《新洪洋洞》和《一家六口》。老舍词儿背得烂熟,前面的帽子也一点儿不含糊,真像是在天桥长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