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很年轻

文/尹萌美

我认识朱一叶的时候，她已经不旅行了。但她还在写着与旅行有关的小说，先是《死于象蹄》，接着是《绿洲》。这种时间和空间上的滞后性，让故事情节既依托于真实事件又有恰到好处的疏离感，让读者对作者真实经历的好奇和对阅读故事的期待形成了非常有趣的化学反应。

同名小说《死于象蹄》是一个简单的故事，一对情侣陆路过境肯尼亚，为了及时抵达马赛马拉大草原度过女朋友25岁的生日。像很多发生在路上的故事一样，小说在争吵、和好以及漫长旅程中的心态失衡等状态中循环前进。打破这个环的，是作者在一开始埋下的一对蓝色的宝石耳坠。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道具，因为男女主人公对生日和这对耳坠不同的期待，导致后面所有的情节都笼罩在它的淡蓝色雾气的阴影之下。而它再次出场简直是整个故事最精彩和高潮的地方，男朋友在由游客们组成的临时庆生会上通过煽动陌生人祝福的方式将女朋友的情绪推向最高点，接着，“我将握着耳坠的手伸在她的面前，我看到她的眼睛弯弯的，忽远忽近，那表情又像笑又像哭，她的鼻翼抽动着，她用一个手背挡住了自己的嘴巴，我微笑着打开了自己的手掌，我和她一样惊讶于手中竟然什么都没有”。随着一声咒骂，喧闹突然归于寂静。

读者很容易沉浸在朱一叶营造的酷的语境中，她常用男性第一人称叙事，偶见女性，这些主角有着相似的特征，敏感、脆弱、生机勃勃，追求一切意义又很容易陷入虚无，嗯，还爱好摇滚乐。于是，以身涉险或者危险的想法成为了书中常见的景象。《绿洲》中讲述的美国游客和大象同时跋涉过河、河水慢慢漫过胸口的危险又迷人的场景；《寻找安妮》里背包客们普遍认为“恐怖分子的威胁只会令背包客更加兴奋，简直是不要钱的赠送项目，会为乏味的旅行增添谈资”。

最令我着迷的始终是她的幽默。《绿洲》里有一段“我”和一个丹麦游客在满是蚊虫的情况下几近交心，丹麦小伙儿进屋取了一趟烟，一阵尴尬后，他说，我根本不是丹麦人，我是加拿大人，那么你还是中国人吗？“我当然还是中国人。”“我”有点生气，这一幕却因为极其尴尬产生了强烈的喜剧效果。

朱一叶的幽默，有的来自于焦虑。正如她在征文大赛颁奖礼上的发言，她说她之前设想了99种失败的可能性，于是变得忧心忡忡。这种由于担忧产生的幽默效果，在《兔子》这篇有了相对集中的体现，一个胆小如鼠的女孩，为了练胆，跑去斯里兰卡独自旅行。这个故事从开始就定下了荒诞不经的基调，于是她做出任何奇怪的事情——跳进冲浪区域游泳差点淹死、担心被猛虎组织跟踪却误伤同伴，等等，就不足为奇了。

比起那些对自己有明确期待的写作者，朱一叶的混沌状态会让她保持快乐，却恐怕还没有让她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已经在文学上留下了小小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