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渝两市人口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比较

黄艳萍，翟有龙，潘 娟，林 莉，周 敏，高明月

(西华师范大学 国土资源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9)

0 前 言

目前，中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1]。城镇化受人口、土地等多种因素影响，土地城镇化滞后会加剧人地矛盾，造成城镇土地生态环境遭到毁坏、城镇用地紧张等后果；人口城镇化滞后则会出现土地闲置、空心城等现象。因此，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紧密相关，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对于促进城市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2]。人的城镇化不仅是人口的城镇化，更是生产方式的城镇化、生活方式的城镇化、价值观念的城镇化[3]，也是城市生活方式全面普及的一种状态；而土地城镇化其实质是使得土地性质发生改变，即土地利用方式和结构形态的变化。人口城镇化是土地城镇化的主要驱动力，而土地城镇化则是人口城镇化的必然结果[4]。

成都与重庆两市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都是西南地区较发达的核心城市，当属西南地区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等多功能城市，两市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牵引着整个西南地区的发展，在现实中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关系。比较分析两市城镇化发展水平，理论上对研究西南地区乃至全国城镇化问题具有参考价值，事实上对促进成渝两市城镇化健康发展以及西南地区整体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耦合协调发展函数来测度并比较两市人口、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的程度，实证分析了2005—2015年期间两市人口、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时序演变特征，为今后政府科学制定关于城镇化发展路径相关政策提供依据。

1 研究方法与模型

1.1 测度指标体系构建

城镇化是一个涉及人口、土地等众多因素的复杂系统，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是一个综合发展的过程[5]，是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基于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内涵，结合数据的可获取性，参考可持续发展理论，结合已有的评价指标[2,6-7]，构建评价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表1)。

1.2 模型构建

1.2.1 数据来源与处理

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6—2016)》[8]《四川统计年鉴(2006—2016)》[9]《成都统计年鉴(2006—2016)》[10]《重庆统计年鉴(2006—2016)》[11]。

由于原始数据间量纲不同、指标性质各异、取值范围差别较大，数据间缺乏可比性，为消除量纲差别，采用极值标准化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12]。

正向指标计算方法：

(1)

负向指标计算方法：

(2)

运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计算第i年份第j项指标值的比重[7]：

(3)

指标信息熵的计算公式：

(4)

信息熵冗余度的计算：dj=1-ej

指标的权重：

(5)

其中n=14，j=1,2,3……14为指标数。

由公式(1)—(5)计算出各个指标的权重值，如下表1。

表1 人口、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值

续表1

1.2.2 耦合协调度测度方法

城镇化指数计算：

(6)

其中，F(x)为人口城镇化指数，n=8,

人口城镇化指数F(x)=f1(x)+f2(x)+f3(x)

(7)

其中，G(x)为土地城镇化指数，P=14,

土地城镇化指数G(x)=g1(x)+g2(x)+g3(x)。

发展度T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数，它反映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整体效益或水平[14]，计算公式如下：

T=αF(x)+βG(x)

(8)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人口与土地都起着关键作用，根据已有文献的研究成果，可得α和β的不同取值仅会使最终的协调发展产生微小的波动，故将α和β均赋值为0.5[15-16]。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耦合度C，是度量两者耦合发展好坏程度的定量指标[2]。在本文中涉及到人口、土地两个目标层，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9)

协调发展度D计算公式：

(10)

根据计算出的协调发展度D并参考相关已有研究，将赋予发展度D区间值，以此来判断人口与土地两者的耦合协调发展度及演变趋势：若0

2 成渝两市城镇化协调发展状况评价

2.1 两市城镇化协调发展特征

2.1.1 两市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比较分析

研究时段内，两市人口城镇化发展水平相当。从图1可看出，两市人口城镇化指数变化趋势线走势基本一致，人口城镇化水平高低交错，相差无几。在2012年，两者差异最大，指数差值F(x)达到0.0380，结合表3，在人口构成f1(x)、生活水平f3(x)，尤其是劳动效益f2(x)方面，两市水平相当。

表2 成渝人口城镇化指数值F(x)与土地城镇化指数值G(x)

年份地区人口构成f1(x)劳动效益f2(x)生活水平f3(x)F(x)城镇规模g1(x)投入水平g2(x)产出水平g3(x)G(x)20052006200720082009201020112012201320142015成都0.008 0.000 0.027 0.035 0.000 0.000 0.000 0.000 重庆0.000 0.000 0.024 0.024 0.033 0.000 0.000 0.033 成都0.014 0.004 0.044 0.062 0.012 0.006 0.007 0.025 重庆0.013 0.003 0.040 0.056 0.049 0.005 0.005 0.060 成都0.034 0.009 0.028 0.071 0.011 0.015 0.019 0.045 重庆0.028 0.008 0.062 0.098 0.009 0.014 0.015 0.038 成都0.048 0.015 0.027 0.090 0.028 0.028 0.029 0.085 重庆0.044 0.015 0.054 0.112 0.019 0.025 0.028 0.071 成都0.061 0.021 0.079 0.162 0.042 0.097 0.037 0.176 重庆0.062 0.020 0.075 0.156 0.028 0.039 0.037 0.104 成都0.079 0.029 0.105 0.213 0.053 0.051 0.057 0.161 重庆0.080 0.028 0.089 0.197 0.040 0.060 0.059 0.159 成都0.105 0.040 0.138 0.283 0.068 0.061 0.080 0.209 重庆0.103 0.041 0.115 0.258 0.063 0.083 0.091 0.237 成都0.119 0.051 0.168 0.338 0.086 0.074 0.098 0.258 重庆0.125 0.049 0.126 0.300 0.153 0.097 0.099 0.349 成都0.126 0.059 0.255 0.440 0.088 0.088 0.116 0.292 重庆0.180 0.057 0.197 0.434 0.129 0.116 0.117 0.362 成都0.139 0.067 0.260 0.467 0.127 0.099 0.133 0.359 重庆0.198 0.066 0.199 0.463 0.165 0.134 0.136 0.435 成都0.158 0.073 0.309 0.540 0.166 0.108 0.150 0.424 重庆0.214 0.074 0.222 0.510 0.170 0.159 0.154 0.483

以2010年为节点，成渝两市土地城镇化发展趋势从交互式逐渐过渡到分离式发展。2010年以前，两市人口城镇化指数高低相间，两市人口城镇化水平不稳定。2010—2015年，两市土地城镇化指数差距逐渐拉大。根据表2，除产出水平g3(x)一个指标外，在城镇化规模g1(x)、投入水平g2(x)两个指标上重庆市都优于成都市，这是两市土地城镇化差异化发展的主要原因。

2.1.2 成渝两市土地城镇化相对滞后

从图3中可看出2005年以来，不论是人口还是土地，其指数均呈持续增长趋势。

以2009年为节点，明显可看出2005—2008期间成都市人口城镇化指数F(x)大于土地城镇化指数G(x)，2008—2009年两指标指数线基本重合。从2010年起，人口城镇化指数F(x)接近直线增长，而土地城镇化指数G(x)增速明显下降，两者差距逐渐加大。显而易见，研究期间成都市土地城镇化一直呈现出滞后的特征。

从图4中可看出，重庆市人口、土地城镇化指数呈交互式的发展趋势增长。在研究期间，2007—2011年与2013—2015年，重庆市人口城镇化高于土地城镇化(G(x)F(x))，属于人口城镇化滞后型；故从总体来看，重庆市人口城镇化发展速度是快于人口的。

为进一步佐证成渝两市城镇化发展类型，这里引入人口土地弹性系数，计算两市的城镇人口增长率与城镇用地面积增长率之间的比率。弹性系数公式如下：

EQ=(ΔQ/Q)/ΔY/Y)*100%

其中，EQ为弹性系数，ΔQ为期间城镇人口增量，Q为初期城镇人口；ΔY代表期间城镇用地面积增量，Y代表初期城镇用地面积。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2016)》《成都统计年鉴(2006—2016)》《重庆统计年鉴(2006—2016)》相关数据，得出全国EQ值为61.76%，成都EQ值为87.63%，重庆EQ值64.61%，两地EQ值均小于1，即人口城镇化速度慢于土地城镇化速度。但相对于全国，两市人口土地弹性系数均大于全国，即与全国相比，两市城镇人口增长速度更快。近年来，国家出台各种惠民政策，增加就业机会，农村人口非农化明显增加，大量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同时地方政府为提高城镇化水平，将更多的农村人口纳入城市人口，致使城镇化进程中出现人多地少的现状。

2.2 两市城镇化水平比较分析

2.2.1 两市城镇化整体发展水平偏低，但发展势头较好

同样运用上述方法对全国城镇化水平进行分析测算，将全国城镇化水平分别与成渝两市进行比较分析。从图5、图6中可看出，虽然成渝两市发展度T与耦合度C总体上都分别略低于全国水平，但发展势头较好。

成都市发展度与耦合度均低于全国。研究时段内，除2005年，其余年份成都市发展度T低于全国水平；而耦合度C在整个研究阶段均低于全国水平。到后期，无论是发展度还是耦合度，成都与全国之间的差异在缩小，到2015年两地T、C差值仅分别为0.014，0.021，可见成都市城镇化发展水平正在逐步提高。

由图6可见，全国城镇化质量高于重庆市。发展度T与耦合度C在2005—2006时间段，重庆市高于全国水平，而其余年份均低于全国水平。与全国相比，差距随着时间推移正在缩小，且缩小程度大于成都市。到2015年，重庆市发展度T与耦合度C，与全国之间的差距已经消失，指数线分别重合，两市城镇化发展水平已经赶上全国水平。

成都市与重庆市发展度差异和耦合度差异均逐渐变小。从指数来看(如图7)，两市发展度T与耦合度C均呈持续增长态势，指数走势线趋于重合；从城市来分析，无论是重庆市还是成都市，其发展度与耦合度的差距正在慢慢地减小。且越到后期，两市城镇化总体水平相当。

2.2.2 成渝两市城镇化协调发展程度达到中高度水平

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两大系统内涵，两者之间协调发展程度的高低对城镇化发展的转型具有十分关键的引导作用[18]。根据两市D值的变化(表3、表4)，对应前述判定标准，两市人口、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呈现由低级到高级的演进过程。

表3 成都市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

2005—2008年，两市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均属于低度拮抗协调类。这一时期，两市城镇化协调发展度D值低于0.2；2009—2010年，两市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均属于中低度拮抗协调类，两市城镇化协调发展度D值在[0.2，0.4]；2011—2013年，两市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均属于中等磨合协调类，两市城镇化协调发展度D值[0.4，0.6]；2014—2015年，两市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均属于中高度磨合协调类，两市城镇化协调发展度D值[0.6，0.8]。成渝两地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不协调程度逐渐得到一定的改善，并达到中高度水平，但都还未过度到高度协调阶段(0.8

表4 重庆市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通过对成渝两市人口、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1)两市人口城镇化水平差异逐渐变大。2005—2009年，两市人口城镇化发展指数线基重合，以2009年为节点，成都人口城镇化指数增长快于重庆，并且差距逐年增大，表明其人口城镇化质量高于重庆市。

(2)两市土地城镇化发展滞后。研究期间，整体上成渝两市土地城镇化相对滞后。成都市G(x)始终小于F(x)，人口城镇化质量高于土地城镇化，又重庆市人口城镇化指数F(x)总体上大于土地城镇化指数G(x)。再结合人口土地弹性系数，与全国平均状况相比，成渝人口城镇化速度更快于土地城镇化。成都、重庆当属西南部的经济中心、政治中心、科技中心、文化中心，中西部集合点和发展的辐射点，对西部崛起以及促进东西部平衡发展起着推动作用。

(3)成渝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有待提升，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还未达到高度协调类。研究期内，两市城镇化发展阶段经历了低度拮抗协调类、中低度拮抗协调、中等磨合协调类、中高度协调4种类型，可见两市人口、土地两指标之间尚不能达到高度平衡发展水平、实现良性协调耦合。探其原因，两市均受发展度T影响。耦合度C均达到0.9以上，而发展度约为0.4，直接影响两市的城镇化协调发展状况。

3.2 讨论

人口与土地城镇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两大系统，其耦合协调度的高低对城镇化健康发展起着十分关键的引导作用。基于对成渝两市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发展过程比较分析，研究发现两市与全国比较，其人口城镇化发展均相对超前。人口城镇化发展超前，城市发展空间相对不足，可能造成人口膨胀、城市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为加快推进城镇进程、实现社会和谐进步，在保障城镇化数量的同时还应注重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协调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合理推进城镇化进程。

本文只选取了成都、重庆两个地区作为比较研究对象，单从时序上做了分析，缺乏从空间视角分析。成都平原与重庆山城两地自然环境条件差异较大。另外在选取指标上对负向指标选取较少，这也会影响城镇化协调发展分析结果，在后续研究中将注重完善，做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