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 霞
如此题目,并不是说徐则臣将“身份认同”当作了形而上追索的内容,而是说,在他持之以恒的“北漂”书写里,出现了一种新的元素。这种元素从丰厚的现实土壤里长出来,又超越其上,以“身份认同”的形式开出了朝向精神层面的花朵。一直在不断沉淀和精进的徐则臣,或许又将迎来新的创作嬗变。
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说起来,一切还是要回到《耶路撒冷》,回到作家对于叙事艺术孜孜不倦的思考和实践。
徐则臣用了六年时间写《耶路撒冷》,在写作过程中,他关于短篇小说的念头一个个成型,但彼时又无法脱开长篇而写。当他终于完成《耶路撒冷》后,却发现自己写不成计划中的那些短篇。于是,他将自己喜欢的经典短篇小说集结起来,发现它们都少于八千字。他说:“短的短篇让我觉得无比美好。”可是,要在这么短的篇幅里,像长篇或传统叙事那样去讲一个完整的故事,无疑是局促的,也是陈腐的。也就是说,必须要更换一种讲故事的方法。如果说以前是“从A走到B走到C一直走到Z”的话,这种惯用环节现在应当被拆解或绕行,由此造成的“残缺”和“不完整”或许正是成就短篇的关键。
现在,徐则臣关于短篇小说的新的尝试、关于现代生活不确定性的思考,就呈现在他近期的短篇《兄弟》里。小说的内容并不复杂:戴山川从南方老家来到北京,“寻找另一个自己”。生活在城市边缘的“低端人口”行健、米萝和“我”听他说着清醒的胡话,内心暗笑他的癫狂。……